19世纪中叶，适应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需要，在学术上出现了今文经学运动。今文经学派是地主阶级学者解释古代儒家典籍的一个学术流派。它推崇《公羊春秋传》，对经典的解释着重探求其中的“微言大义”，从而同古文经学派注重文字考证的学风对立起来。这个学派始于汉代，当时曾同神秘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19世纪中叶的今文经学运动，其锋芒在于反对18世纪和19世纪以来脱离实际的烦琐的考据学，同时又反对空谈道德修养的封建理学。它提倡“经世致用”（治理当前的社会问题以达到应用），要求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通过对古代典籍的解释，评论时政，为当时死气沉沉的学术界开了新风气，龚自珍和魏源又是今文经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是在农民革命风暴的打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下产生的。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他们代表着封建社会没落时期遭到封建王朝重税压迫从而向往工商业的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他们反对封建顽固的守旧思想，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同时又都反对农民起义。
他们的学说，对19世纪下半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起了一定的影响。梁启超曾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他们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者。
一、龚自珍的变法革新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年），清末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号定庵；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汉族，浙江人和（今杭州）人。是近代改良主义的先驱者。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他是19世纪上半期著名的诗人和政论家，也是鸦片战争前夕出现的进步的思想家。做过礼部主事（掌管礼节仪式）等官，曾遭到上层官僚集团的排挤。龚自珍生活的晚清时代，封建社会已十分腐朽和没落。龚自珍在他早年写作的《明良论》中，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
他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主张抵制外国商品的侵入，和林则徐一样，坚决主张禁烟。并且向林则徐建议，举办海军以武力抵御外国侵略者。他表白自己的抱负说：“一事生平无畸陀（毁伤），但开风气不为师。”他自认为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他的著作有《龚定庵全集》，或《龚自珍全集》。
他认为，当时窃据“政要之官”，都是一批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苟且偷安的人。因此，他发出呼吁：“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振起精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要求一个新的局面到来。
龚自珍的这些言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讽刺了的封建官僚制度，抨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预示一个大的社会危机即将爆发，打击了当时粉饰太平的封建当权派。他把封建王朝看成是从“盛”到“衰”的发展过程，依据《易传》中的辩证法思想，提出了变法革新的要求，同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的思想对立起来，这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他的变法革新论是在农民革命运动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打击下提出的。
在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又研究了社会治乱和王朝兴亡的原因，作为他鼓吹变法革新的理论依据。他提出了“平均”论，认为“贫富不均”是历代王朝治乱兴亡的根源。他说：上古时代，没有贫富差别，后来由于当君的多取一石水，人民也想多得一石水，于是便有一部分人没有水喝，出现了不平等；贫富差别开始很小，后来越来越大，“贫者门愈倾，富者日愈壅”，兵灾、瘟疫接连而发，于是天下大乱，国家就要灭亡了。由此，他得出结论：贫富悬殊越大，亡天下就越快；相差缩小了，太平时代就到来了。他认为，这是“千万裁治乱兴亡之数”，即有史以来治乱兴亡的规律。龚自珍的这些议论，揭露了19世纪上半期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而造成的贫富对立现象，指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封建社会和封建王朝治乱兴亡的关键，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见解。关于当时的阶级矛盾，他曾揭露说“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
但是，他的“平均”论，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贫富对立只是表面现象。造成封建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龚自珍不可能认识这个真理。相反，由于地主阶级的偏见，他却认为一部分人所以富起来，那是因为他们的智力和体力超过了另一部分人，使自己获得了更多的财富。这又为封建剥削制度作了辩护。由于他不能揭露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最后，把对社会财富的兼并和掠夺归之于“人心”的“不平”，说什么“人心亡则世俗坏”，“人心者，世俗之本”，这就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了。
从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龚自珍提出了解决贫富问题的对策。他宣称：“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这是说，治理天下的最高理想是“平均”财富。怎样实现这个理想呢，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王心”，在于皇帝有个“公平”的“心”；王心一平，则人心正，不但物产增多，贫富对立也消除了。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胡说。这种胡说，恰恰反映了地主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幻想。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封建皇帝的“善心”上，主张自上而下进行一些改革，以抵制革命的爆发，因此，他又得出结论说：“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急进）。”这是说，只能慢慢地改善，不能进行剧烈的变革。
龚自珍的“平均”论，并不是宣传平均主义。他并不要求废除封建的土地私人占有制。他主张按封建宗法关系分配土地，大宗（有继承权的长子系统）分田百亩，小宗（长子以外的男子系统）分田二十五亩，至于“间民”（指兄弟排行中最年幼的一辈）只能为佃户。说什么“虽尧舜不能无间民，安得尽男子而百亩哉”。因此，他所说的“平均”，实际上是搞贫富调和，所谓“随其时而剂调之”。他企图让那些豪强大地主捐出一些财物来周济贫困的农民，以缓和阶级矛盾，使整个地主阶级避免再受农民革命风暴的打击，这同样是幻想。
二、“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有志于社会的改革，比较重视人事的努力，表现在哲学上对传统的“天人感应”论、天赋性善论等唯心主义理论，曾有激烈的批判。在思想上只是强调人心的改变、个人的奋斗精神等，而同时又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的整个哲学理论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龚自珍对于西汉以来利用阴阳五行理论宣扬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深恶痛绝。他自称：“自珍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他指出：“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汨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
他认为，按照“天人感应”说而发展起来的“推步术”，即预测天地日月自然现象的变化与社会治乱兴衰、人事吉凶祸福关系的一种方术，是十分荒谬的。他说，对于鼓吹“推步术”的人应当提出这样的驳问：“诚可步也，非凶灾；诚凶灾也，不可以步。”意思是说，天地日月的变化如果确实可以推算出来，那就说明它不是预示凶灾；如果它确实预示着凶灾，那就无法被推算出来。因此，他认为，那种“借天象儆人君”的“推步术”，对那些“不学无艺能”的“人主”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而如果遇到“好学多艺能”的“人主”，则必将治以“诬与谤”的大罪。当时，有一些人用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来解释连年水灾的原因，说这是由于国库空虚，也就是“金空虚”，而“金”为“水”之母，“母气衰”，于是造成“子气旺”。龚自珍对此更是尖锐地驳斥道：“母衰子旺之测，则汉氏之妖言也。”
但是，龚自珍在批判“天人感应”说之后，并没有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而是走上了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这里，还多少包含有否定“圣人”造天地的某些合理因素。然而，他所谓的“众人”绝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是一个个孤立、抽象的“自我”。他解释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这里说用“我光”、“我力”、“我气”等造出天地、日月、山川，是不是指人的物质活动呢？不是。龚自珍所谓的“自我”，实际上只是指“心”的精神活动或力量。
龚自珍根据当时天文学的知识，认为天象的变化是有“定数”的，即一定的规律性。他说：“近世推日月食精矣。”同样，对于“彗星之出”，如果能“取钦天监历来彗星旧档案汇查出推成一书，则此事亦有定数，与日食等耳”。他确信：“此书成，可以摧烧汉朝天土之谬说矣。”
这是说，只要根据历代天文记载，找出彗星出没的规律，那么汉代那些鼓吹“天人感应”的方士们的谬说，即可彻底摧毁了。对于“推步术”者借《周易·系辞》中“天垂象，见吉凶”一语大肆鼓吹“天人感应”说，龚自珍也进行了批驳。
这是说，所谓天象的吉凶，只是指日珥、月环、星移等自然现象的各种变化，它与人事的吉凶毫无关系。他还指出，像《诗经》中所说道的一些“日食为凶灾”的话，无非是诗人寓“讽刺”之意，“旁寄高吟”，而“未可为典正”。龚自珍批判“天人感应”说的思想，应当说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认识论上，龚自珍首先提出了“知”与“觉”的区别。他说：“知，就事而言也；觉，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觉，无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觉，兼天事言矣。”
“知”是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言的；“知”所认识的对象、所论述的道理都是可见可言的，所以是“有形”的；“知”是后天人为努力，即通过学习、思考等获得的。与“知”不同，“觉”则完全是从主观认识能力来讲的；“觉”不是对某种具体事物的认识，所以不可见不可言，是“无形”的；“觉”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也就是说，龚自珍所讲的“觉”，完全是一种先天具有的神秘的认识能力。因此，他认为，“知者，圣人可与凡民共之；觉则先圣必俟后圣”。这是说，“觉”只是“圣人”才有的，“先圣”的“觉”，只有等待“后圣”的出现才能接承，而“凡民”是绝不可能具有的。
这种神秘的“觉”，龚自珍又称之为“神悟”。他说：“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这就是说，“神悟”是一种毫无根源的认识。龚自珍认识论上的神秘主义“神悟”说，是他以“心力”为中心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果。
在龚自珍的思想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因素。如他关于事物相倚相成的思想，他说“万物不自立”，“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势。万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可是，他对这些思想并没有加以发挥。龚自珍也有某些运动变化的思想，但他一则强调运动变化只能“渐”，“不可以骤”；一则强调“终不异初”，“三而如初”的循环论。
在谈到人性问题时，龚自珍对“情”的问题也作了探讨。他反对宋明理学家把“情”看做万恶的“人欲”而予以抑制。他认为，“情”在“一切境未起时，一切哀乐未中时，一切语言未造时，亦尝阴气沉沉而来袭心”。在人性论方面，龚自珍则明确地表示他赞同告子的思想，主张人的道德观念是后天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