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生于1858年（清咸丰八年），死于1927年，广东南海人。
他是我国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当时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幼年受过儒家传统教育，青年时曾热心学习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广州著书讲学。在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中，他宣传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他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是为改良派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春秋董氏学》、《礼运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大同书》等。
一、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及大同思想
1888年，康有为入京应试，在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以一个秀才的资格，向清朝皇帝上书，要求变法图强。从此，他积极投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首要人物。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反动的外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和腐朽的封建势力进一步加强反革命联盟，巩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到了19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向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形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严重了。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列强侵略和封建压迫开展了革命斗争，一个新的革命形势正在形成。19世纪下半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侵入，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福州、广东、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了制茶、碾米、造纸、缫丝、机器和五金等新式的民族工业。到了甲午战争后，全国各地又出现了许多民营工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主要是从地主、官僚和商人转化过来的，曾受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限制，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势力是非常软弱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刺激下，在政治上展开了改良运动。他们企图利用清朝皇帝的权力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革，求得国家的富强。这个运动，到了1898年，发展成为“戊戌政变”，形成了改良主义运动的。
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康有为正在北京应试，他联合一千三百多应考的举人，联合给皇帝上书，反对卖国投降的条约。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之后，他自己花钱办了一个《万国公报》，又组织了学术团体“强学会”，刊译外国书报，宣传新学。1897年，德国以武力强占了胶州湾，他又赶到北京，向皇帝上了第五书，提出了“国家临亡在即”的警告。1898年，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保国会”，发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号召。
他在向清朝皇帝六次上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方案，跟代表封建势力的顽固派和封建买办势力的洋务派进行了斗争。他的改革方案是：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和保护新式民族工业，大力推行机器生产；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封建政体，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文化上，要求废除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兴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民主主义文化。1898年，光绪皇帝为了挽救王朝面临的危机，终于召见了康有为，采纳了他的意见，宣布了一些变法革新的措施。封建顽固派对这个运动进行了强烈的抵抗。最后，在以那拉氏（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攻下，一举扑灭了“新政”，杀掉了六个参与机要的维新人物，康有为逃亡海外，改良主义运动遭到了失败。
所谓“穷理劝学”，就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文化。“戊戌政变”前，改良派第一次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同中国的封建主义思想展开了大论战，在哲学上同封建买办势力代表张之洞等鼓吹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展开了斗争，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大造舆论准备，对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康有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要求，在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还没有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这个运动代表着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倾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抱有很大的幻想，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相脱离的。他们要求维新，却害怕革命，不仅不肯承认当时的农民反帝力量，而且认为变法运动有抵制农民革命的意义。康有为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乱机遍伏，即无强邻之逼，揭杆斩木，已可忧危。”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从封建统治阶级中逐渐分化出一批初步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知识分子，追求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到了19世纪90年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开始成为一种风气。
他认为，农民革命的形势一触即发，再不进行改革，人民就要效法法国大革命，把政权夺去。因此，他把改革的希望一心寄托在清朝皇帝的身上，说什么“其行之者乃在皇帝之一心”。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向西方学习的积极分子。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康有为在给皇帝上书中说：“尝考太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
他还说：“请皇帝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他只希望封建统治者“发善心”，让出一点位置给新的资产阶级，根本不想触动旧的国家机器，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结果遭到悲惨的失败。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政治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宣告了破产。这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要求得到国家的独立富强，只有走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革命道路。革命民主派正是在改良运动失败的教训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康有为在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中，继承了龚自珍和魏源今文经学派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戊戌政变前发表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提出了托古改制论，作为号召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通过自己的考证；把古文经学派所遵奉的儒家经典都宣布为“伪经”，认为这些经典是汉朝的刘歆为了迎合王莽篡政的需要伪造出来的，并不代表孔子的学说，只是新莽一朝之学，即“新学”。由此他得出结论：后汉以来的训诂考据之学即“汉学”，无非是刘歆学说余毒的产物，宋明道学即“宋学”所尊奉的典籍，又多半都是“伪经”，所以汉学和宋学都不是孔子之道，都不代表真理。
他所提出的考证，许多出于主观的虚构。但他当时同古文经学派的争论，却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传统势力的斗争。汉学和宋学，是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两大学派，都是为巩固封建主义统治服务的。康有为把这两大学派遵奉的经典和他们的学说宣布为“伪经”和“伪学”，在政治上严重打击了封建顽固派“恪守祖训”的守旧思想，引导人们大胆怀疑封建传统的东西，为推行变法维新的政治路线制造了舆论准备。他这部著作出版后，受到了清王朝的禁毁。
以后他又发表了《孔子改制考》，提出了孔子托古改制说。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宣布尧舜并无其人，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言论。至于他把儒家遵奉的典籍说成是孔子所手作，把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说成是叫人们实行民主政治，那便十分荒谬了，但他借此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打击了封建主义，在当时仍有进步的意义。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实际上是改良派借孔子的权威来宣传他们自己的托古改制论。民主主义是和孔子的学说根本对立的。可是康有为却给封建时代的“圣人”穿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衣裳，让死人替活人来说话。马克思在评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路德一类的历史人物时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他宣称：六经都是孔子所手作，孔子所以作六经，是假托古代的事迹来宣传自己的改制思想。他认为，三代以上的历史已无从考察，六经中所讲的“圣人”尧舜并无其人，他们的事迹是孔子伪造的，孔子伪造的目的，是借此提倡民主政治。如《书经·尧典》中有“咨四岳，终于尧舜”。康有为又附会说，这表示孔子主张政治制度的演变是从君王时代走向民主时代，其目的是叫后世的君主推行民主政治。总之，他认为民主主义就是《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是孔子学说的精华。据此，他抨击了封建主义，认为从西汉以来孔子学说的精华被湮灭了，从而使“中国之民”两千年来为“暴主夷狄之酷政”所统治。
根据这种论点，他又抨击了程朱理学，认为朱熹的学说“多言义而寡言仁”。“仁”指“博爱”，只知自身反省而不去为民除害，又成了为君主服务的工具。由此他得出结论：只有把孔子学说的民主主义精神发扬光大，中国才能得救。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正是这样。他对封建主义不满，却不敢抨击孔子。相反，企图以孔子做护身符，向封建势力表达微弱的民主要求。他说，孔子之所以讲托古改制，因为“必如是而后可以避祸”。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敢向封建势力进行革命的斗争，于是抬出孔子来保护自己。这正是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因此，康有为又竭力把孔子神圣化。他搬出汉代董仲舒神化孔子的那套手法，把孔子说成是“黑帝”的儿子，胡说什么孔子禀受上帝的意旨为后世创建了民主制度，孔子是“神明”，是“圣王”，不仅是“万世师表”，而且是“大地教主”。
他还认为，孔子预见到三千年后必有“圣人”出来发挥他的学说。他自认为，他就是孔子学说的真正继承人，他是当代的“圣人”，中国历史又将由他来创造了。这样，他又成了神权论和英雄史观的吹鼓手。他的托古改制论实际上又是英雄史观的翻版。他鼓吹神权论和英雄史观的目的，无非是用来宣扬变法维新要靠清朝皇帝和他那样的大人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