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梁启超又大肆宣扬了尊孔论和神权论，作为他鼓吹封建主义的破烂武器。保皇党的头子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继续鼓吹尊孔论，把孔子说成是“通天大教主”和中国的“大救星”，甚至宣称“我国人以孔子经义之故，经大革之后，平等自由已极，应呼孔子万岁”，以此来反对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梁启超比他的老师狡猾一些，提出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学说并非宗教，无教可保。他把孔子的学说宣布为绝对真理，说什么“孔教无可亡之理”，“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万古不灭者也”。他之所以如此吹捧孔子，据他说，因为孔教所探讨的是“人之何以为人”，“群之何以为群”，“国家之何以为国家”，是提倡“人格教育”。剥去这些抽象的词句，无非是说，孔子提倡伦理纲常，使人不想“犯上作乱”。因此他把儒家的名教宣布为“一切公德私德之本”。认为，儒家的名教大有功于人心风俗的教化，可以消除“枭雄跋扈之气”，防止“以暴易暴”的“共和之治”，使生民免于“涂炭”。
可以看出，梁启超之所以大讲尊孔，就是企图利用孔子这个幽灵宣扬封建旧道德，来反对民主革命运动。他得出结论说：中国今日之所以衰弱，那是因为上辈人种下了恶因，这一辈中国人只好受其恶果；要想解除恶果，只有不断地造善因，善因积累多了，经过几十年或数百年，自然收到善果；梁启超的这些说法，无非是借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宣扬宿命论，反对革命斗争。
梁启超虽然不赞成把孔教列为宗教，但是他并不反对宗教，而且竭力向宗教中寻找反革命的思想武器。针对革命民主派宣传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潮，在20世纪初，梁启超大谈宗教思想的“长处”，说什么“言治事，则哲学家（指唯物论者）不如宗教家”。
他把“迷信”宣布为“万力之王”，认为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之所以能成大业轰动一世，大都信仰宗教，因为“英雄”都不怕死，可是“非迷信之力，不能夺人生死之念”，这是公开为宗教迷信作辩护。他又进一步颂扬宗教说：人民群众没有“自治力”，必须靠宗教“统一”其思想；宗教讲灵魂不死，给人以“希望”，使人“安身立命”；宗教把物质世界看成虚幻，使人从名利中解脱出来；宗教讲天堂地狱，因果报应，可以使“小人”循规蹈矩，不敢为非作歹。在他列举的宗教的“长处”中，重要的一条是，“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
他认为，讲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提倡“功利”，制造“内争”，都属于“无忌惮”，必靠宗教思想加以制裁，自由平等的学说才可以“无流弊”。因此，他又把宗教看成是“进民德之一最门”，他宣称宗教偏于迷信，与科学不相容。可是他一再肯定灵魂不死，他仍旧是一个神权论者。
梁启超在他的宗教说教中，再三推崇佛教，说什么“佛教有益于群治”，适合中国“民族之情感”。他之所以看中了佛教，据他说，佛教教义十之都讲“哲学学理”，其中所讲的灵魂和因果报应，是任何学理都驳不倒的。关于佛教的因果报应，他解释说“现在之果即过去之因，现在之因即未来之果”，“因果之感召，如发电报者然”，丝毫不容毁借。一个人已造的因，别人不能代为消除；一个人未造的因，别人也不能代劳；这就叫做“自作自受”。他认为，个人的善恶果报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强弱也是如此。
五、唯心主义先验论
梁启超也是我国近代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鼓吹者。他从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唯心主义中搬来了先验论，作为反对暴力革命，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理论武器。
他公开吹捧唯心主义，诋毁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归结为追求“物质上之乐利”，不讲道德理想；把唯心论说成是不求功利，信仰美德。从这种荒谬的观点出发，他认为历史上的大人物，不只靠宗教，而且是靠唯心主义培养出来的。他说：“唯物论只能造出学问，唯心论时亦能出人物。”又说“唯心哲学亦宗教之类也”，“心学是宗教之最上乘”。他吹捧唯心主义，同他吹捧宗教是一回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写了《唯心》一文，大讲“一切唯心所造”。他说：“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根本不承认有客观世界存在。他论证说：同一情景，各人所见不同，戴绿色眼镜的见一切物都是绿的，戴黄色眼镜的见一切物都是黄的；口含黄连，所见物一切皆苦；口含蜜糖，所见物一切皆甜。从而得出结论说：事物的分别，“不在物而在我”，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是“三界唯心”。他这些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教，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是从佛教唯心主义那里搬来的破烂。他当时宣扬这种唯心主义的目的，是企图用来挽救改良主义运动的破产。他认为，懂得“三界唯心之真理”，心不受外物的役使，便能成为“豪杰之士”。这是企图用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教为保皇党打强心剂。
他赞同王守仁的天赋观念论说：“吾本心固有之灵明，足以烛照事理，而不为其所眩；吾本心固有之能力，足以宰制感觉，而不为其所夺，即吾先圣所谓良知良能者是也。”这是说，人心生来就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不受外物和感觉的迷惑；真理本来就在我的心中，不必依靠经验，不必外求。他又说“我之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把真理看成是个人主观的产物。
他还说“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事实。理论者，实事之母也”，断言理论不是从实际中来的。这些都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从这种先验论出发，梁启超又宣称，“良知”不仅主宰感觉，而且又是同人的情感对立的，道德修养就是发挥心中的“良知”，摆脱的束缚，战胜“功利之心”。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无非是重弹封建道学家的滥调。依据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梁启超攻击革命民主派说：鼓吹革命排满，提倡自由平等，都是“济其私而满其欲”，“挑拨国民之情感”，蒙蔽“本身固有之灵明”，使四万万人成为“禽兽”。依据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又把他的“开明”论宣布为从“良知”发出来的“真理”，说什么“吾今日良知所见在此，则依吾今日良知而行”。
为了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梁启超又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了康德哲学，作为保皇党反对民主革命的理论武器。他是康德唯心主义在中国最初的鼓吹者。梁启超宣称：康德哲学，“以良知为本体”，抵制了18世纪以来“快乐主义”（指法国唯物论思潮）所造成的“放纵悖戾之恶德”，同中国王阳明的学说“若合符节”，说什么“东海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从而把康德吹捧为“百世之师”，“黑暗时代之救世主”。
在他看来，康德的认识论同“佛教唯识之义”可以“互相印证”。康德讲的人的智慧为“自然立法”，就是佛教所说的“一切唯识所现”。他说：康德以为“一切之物皆随眼镜之色以为转移”，和佛教所说“譬彼病目，见空中华（花）”同一意义。他把康德的认识论同佛教唯识宗的教义等同起来，便否定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关于“物自体”的学说，同西方的新康德主义一样，把康德学说引向了纯粹主观唯心论的道路。依据康德的先验论，梁启超认为，人们关于外物的智识都是主观自生的，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他说：“由我五官及我智慧两相结构而生知觉，非我随物，乃物随我。”他顽固坚持从感觉、思维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竭力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梁启超吹捧康德先验论的目的是用来宣扬天赋道德论；为他的“良知”说提供理论根据。因此他又大力宣扬了康德的意志自由论。他吹捧康德的意志自由论说：“卓绝千古之识，有功于人道亦莫此为巨。”
他认为，按着康德的说法，人的生命有两种：一是五官生命，属于现象，受必然法则支配，不能自律；二是本质生命——“真我”，即“良心”或“良知”，超越时间和空间之外，不受任何物质条件的制约，“活泼自由”。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因为为善为恶都由我自己选择，选定以后，即服从其“命令”。道德之责任就是服从“良知”的“绝对无上命令”，此外别无其他目的。由此梁启超得出结论说，“自由必与服从为缘”，只有服从“良心之自由”，才是“真自由”，而“小人无忌惮之自由，良心为人欲所制”，不是自由，而是“天囚”。梁启超的这些论调，无非是说，革命派讲的自由违背了“良心之自由”，不合乎道德的原则。因此，他又把康德的意志自由论看成是对卢梭民约论的补救，说只有康德的学说才能防止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民政治”。
梁启超又是一个“英雄崇拜”的鼓吹者。他写了《文明与英雄之比例》一文，说什么英雄同文明的进步成反比例，古时人智未开，造成了英雄时代，人们崇拜英雄如“天神”；20世纪以后，人智大进，智慧平等，人人都成了英雄，也就无所谓英雄和英雄被崇拜了。
可是他认为这是欧洲人的事，中国今日文明开化的程度与欧洲人比相差好几百年，所以必靠“英雄”开辟天地，必须大讲“英雄崇拜”。他说：中国无英雄，则“终古如长夜”。于是他从英国贵族哲学家、英雄史观的吹鼓手卡莱尔那里搬来“英雄崇拜”论说“英雄者上帝之天使”，“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于其前”，“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坛耳”，“治乱兴废者坛前燔祭之烟耳”。
为了论证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梁启超同古今中外的英雄史观的鼓吹者一样，抬出了唯心论的天才论。他说：英雄“常秀出于万人之上，凤毛麟角，为世所珍”；“万人愚而一人智，万人不肖而一人贤”，所以历史靠“英雄”创造，“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
这就是说，英雄都是立于群众之上的“天才”人物，“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生来就有“天赋”的才能。他引用伊尹和孟子的话，把英雄看成是“天民之先觉者”；又引用奥国宰相加富尔的话，把英雄说成是“天为国家生非常之才”。这都是以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为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作辩护。不仅如此，他甚至宣称，只有相信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人，才能成为“英雄”。他说：英雄“生于胆力”，而胆力又来于“唯心”，相信精神创造一切，便一切都不怕。又说：豪杰贵在“能自有我”，不为别人之奴隶，自信自己的“良知”能判断一切，便能成为当代的“圣贤”，因此他又非常推崇西方先验论者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说什么“我之所以赖者，唯有一我而已”。他认为有了这种“唯我独尊”的精神，便可以独来独往，创造历史了。
梁启超发挥说：“一时代一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唯以其国民之崇拜英雄与否为断。”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它把“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看成是“自然的差别”，说什么“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以此来论证人民群众“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揭露的，也是20世纪初中国的保皇党梁启超颂扬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的实质。梁启超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鼓吹英雄史观，必然求助于先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