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以來，日本在1932年总算稍稍控制住了经济不断下滑的颓势，经济开始出现了缓慢的复苏，在这期间日本经历了滨口雄幸、若櫬礼次郎、犬养毅三届内阁，从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和措施看，大体上可分为“井上财政”和“高桥财政”两个阶段，1929年7月成立的滨口雄幸内阁推行两大政策，即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的“协调外交”政策和井上准之助藏相提出的“紧缩财政”政策。
井上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尽早实现落后于西方各国的黄金解禁，即恢复金本位制，使日本经济回到国际经济的正常轨道上來，井上内阁之后，立即着手黄金解禁的准备，其准备工作之一是为维护因投机而急剧暴跌的外汇行情补充外汇储备，政府命令横滨的正金银行购买出口票据，再由政府和日本银行将票据秘密地认购下來，至1929年末，外汇储备恢复到2.5亿日元。
第二项准备工作是为防止黄金外流，设置了对日贷款和由日本银行处理民间存款的硬性规定，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929年11月21日，发布了日本将于翌年1月11日起实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命令，开始井上财政政策的基本构想是：如果日本的物价在国际上比较高的情况得到纠正，日本就会开辟通往“真正繁荣”的道路，他认为黄金解禁将使外汇行情趋于正常，通货收缩将会使物价下降，然而，大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的物价普遍下降，日本的高物价并未得到多大纠正，他也沒有料到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金本位制重新瓦解的趋势，黄金解禁和紧缩财政带來的经济萧条，再加上突如其來的大危机，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紧缩财政进一步抑制了社会需求：“产业合理化”政策使失业队伍进一步扩大，黄金解禁后汇率上升带來的物价下降，使危机时期已经出现暴跌的物价进一步下滑。
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丁商业者、工人、及广大工薪阶层遭受沉重打击，而且殃及到抵抗力本來就差、建立在落后经济结构上的农村经济和农民：“农村的穷困”，作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題凸显出來，这种经济政策无疑遭到日本人民的反对，在1931年4月，在滨口首相及内阁遭到恐怖袭击，在这种威胁之下，这届内阁只有解散一条路可走，最终成立了第二次若櫬礼次郎内阁，但是这届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推行所谓的“产业合理化”政策，而不是解决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題，之所以继续推进这项经济政策，若櫬礼次郎内阁的初衷是在于提高日本企业的素质，尤其是用排出国内过分竞争的办法來加强国际竞争能力。
另外，在坚持这一政策的同时还依靠政府行为，在企业界大力推广组建卡特尔，并为加强其活动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中小企业组成的卡特尔也制定了“工业组合法”，根据扶持托拉斯的政策，推行了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大型企业合并，这一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实行这一政策就是一大败笔，毕竟在经济危机期间实行这样的政策的话造成企业裁员增加，工人工资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更进一步激化了本來就很尖锐劳资矛盾，这种改革也被指责为“日本式的产业合理化”，据日本官方统计，至1932年，失业和半失业者高达300万人，广大工人阶级挣扎在死亡线上，随着英国英国再次放弃金本位制，使币原外交和井上财政政策宣告破产，第二届若櫬内阁也自动垮台。
紧接着犬养毅内阁在日本人民的期待的眼光中上台，在上台之后就启用了高桥是清为藏相，高桥在就任当天就來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终止井上财政政策，断然废止金本位制，再次禁止黄金出口，连同后來实行的停止兑换黄金措施一起，使日本进入了所谓的“管理通货制度”时代，宣布禁止黄金出口后，国内物价持续上升，日元对美元的比值大幅度下降，日本这种对内保持垄断性高物价、对外采用日元贬值的办法扩大出口的政策，在国际贸易中叫做“倾销”，这一政策使日本商品出口额从1931年的11.5亿日元，增加到1934年的21.75亿日元。虽然日本的出口看似增长不少，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加重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來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同时这种经济增长势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对那些还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国家的国内企业造成很不利的影响，所以在实行沒多久就遭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对，这一点和已经度过经济危机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遭遇颇有相似之处，但是日本脆弱的经济却经不起这样的波动。
随着中国首先度过经济危机和苏俄完全沒有收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为了防范两国在朝鲜、台湾、琉球、远东新占地区的军事开销日增，不得已发行赤字公债，以弥补膨胀的财政开支和庞大的财政预算。虽然在后世曾经有美国学者称赞他为走在罗斯福新政前面的凯恩斯财政金融政策的先驱，在他作为藏相期间以低汇率为武器增加出口，使经济景气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是在客观上对日本经济走上军事通货膨胀道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似的现在日本国内的军人势力不断的增强，原本还能对军部势力进行一定牵制的政府，现在基本上完全丧失了对军部的牵制能力，军部也开始逐步的上升到政府之上。
在日本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日本驻朝鲜驻屯军司令本庄繁在联合新占地区的远征军司令给陆军大臣的信中说：“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之后，未走出经济危机之前之机，确实重新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未竟之目的，吞并西伯利亚之夙愿，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但是这个建议并沒有实施。虽然向两地加强了军队的派驻和军费开支，但是这个时候日本的均不高层大脑还是有一定的理性的，这个出兵挑战两国的大胆计划也就夭折沒有实施，不过同样海军的向南占领菲律宾的计划，也暂时搁置，但是日本并沒有放弃军事扩张计划，反而在经济危机的促使下加快了自己军备扩张的步伐，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归根到底，除非积极地夺取并扩大国外市场，并同时通过对外发动战争來缓和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之外，是不能彻底地消除经济危机的。
在中国统一后，完全废除了南方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比北洋政府还要苛刻的《新中日通商条约》，再加上统一战争后因为日本的行为使得中国民众非常反感，再加上经济危机时地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政府的默许之下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也使日本的对中贸易遭受沉重打击，这让日本觉得对于现在现在的中国政府沒有强大武力是不行的，除了加强西伯利亚和中国的接壤地区的驻军的战斗力和朝鲜的驻军的战斗力之外，海军也开会新一轮的整修和现代化改进，并且开始大规模组建海航和陆航，军费的激增，更加加重了政府财政的负担，再加上相对于欧洲早期自生型的工业化，日本的工业化是传播型的，这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上而下，政府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特征从明治时期一直延续下來，无论是景气还是萧条，都可以看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强大作用，相对于美国等国的束手束脚，日本显然沒有那么多的顾虑，通过政府的宣传误导，使得日本国民也相信惟有扩张才能缓解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危机。
再加上自从日本在1927年，中国统一之后，被彻底的赶出了中国的市场，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权益（除了台湾），所以面临的经济危机除了那些殖民地就失去了转嫁的市场，经济恢复比后世要艰难许多，这也导致了日本军国化的进程开始在不断的加快，在1933年2月12日02时，日本东京街头就不在平静陆军第1师团营地，4个联队的官兵悄悄起床集合，进行了“效忠天皇、誓诛国贼”的最后一次训话之后，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快速奔出营区，本來在1936年发生的兵变提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