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一、吹绿东风又一年
一三一、吹绿东风又一年
侍郎,是唐代以后中央六部的副长官。到了明朝,六部在北京有一套衙门,在南京还有一套班子。这样一来,每个部就有两个尚书;就这还嫌不过瘾,觉得无法满足天下读书人的野望,又把侍郎一劈为二,分成左侍郎和右侍郎。
到了清朝,倒是只有一个机构,不过和却要满汉分班,有一个汉尚书,一定就要有一个满尚书;有两个汉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侍郎。和大明相比,人员丝毫没有减少,差不多是换汤不换药。
如今是清末,类似于商部、巡警部、学部这些刚成立的衙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事务又相对单一,部里就只有一位尚书、两个侍郎。按照惯例,满人是左侍郎,汉人是右侍郎。即便以后有替换,也必须要保证这三人中有一位是满人。
侍郎是从二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党组成员、常务副部长,与从一品的尚书同为部中长官。孙元起原先不过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任职才半年,自然不好直接转任从二品,于是在前面加了“署理”二字。所谓署理,就是官员出缺或离任时,暂时由其他官员代理该职务。
尽管清代“署理”,半数左右在新官到任之后,会退回原职或改任他职。不过就目前来看,凭着编写过《学校学制初拟》、《钦定学堂章程》的业绩,大清还没有谁敢自夸比孙元起更熟悉新式学堂的业务。故而在学部里,大家普遍认为孙元起在未来的一两年间必然转正,脱了“署理”的帽子。
二三十岁出任尚书、侍郎要职,如果是满清宗室成员,大家自然不会觉得惊讶。比如前文提到的载振,和孙元起一样年龄,都算是光绪二年(1876)出生,人家在二十九年(1903)就出任了商部尚书。但如果是汉人,尤其在和平年间的京城,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侍郎的就少之又少了。加上左侍郎熙瑛一直病歪歪的,没准哪天就追随先帝去了,部里的人对孙元起无一不是恭敬有加。
孙元起对于署理学部右侍郎,并不是很在意,只觉得这个职务对自己推广现代教育体制比较有用,便没有推辞。到任之后,迅速把学部的内容分成三块:
与教育关系不大的,比如办公、人事、案牍、机要、财务、校舍等管理部门,直接甩给部中原有的官员。那些官员看把这些油水大、猫腻多的科目都交给自己来帮,都是喜不自禁,对孙元起更是吹捧有加。
与教育关系甚大的,比如把全国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四大类,交到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等手中,让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一块儿参与撰写机构设置方案和管理规章。
与教育关系最大的,比如教材审定、课程设计、游学事务、科技奖励等,孙元起决定亲力亲为。在学部包括荣庆、熙瑛在内的其他官员看来,这些工作头绪纷繁、枯燥无味、没有油水、劳而无功,自己是绝不愿意去做的。如今孙元起抢着去做,大家少不得又多称赞孙大人几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话。
把论文《超导体与超导电性》修改好,送去付印之后,孙元起带领着经世大学教育系的几个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程去。在繁忙的工作中,匆匆地度过了1905年的最后时光。
尽管孙元起丝毫没有留意,尽管卢瑟福、普朗克、马丁等著名教授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名孙元起,但在1905年12月10日这一天,瑞典人还是按照历史的进程,颁出了第5届诺贝尔奖。在这颁出的五个奖项中,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的获奖者居然都是德国人!
直到春节前的某一天,孙元起接到卢瑟福的来信,才想起去年年底还有这码子事儿。在信中,卢瑟福客观地叙述了他对三项科学奖得主的看法:
“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因为“对细菌学的发展”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我对这个领域并不是很了解,无法做出恰当的评价,不过我的同事向我大致描述了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即阐明了特定细菌会引起特定的疾病,他是以举世瞩目的开拓性成绩,问心无愧地捧走了这个奖项的。
“得到化学家的是拜耳,想来扬克你也听过这个名字——”
看到这里,孙元起不觉微微失笑:如果是二十一世纪,在中国提到“德国拜耳”,估计很多人想到的是全球制药巨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德国拜耳集团;可能只有知道一些科学知识的,才会想起这是一位使世界变得五彩缤纷、色彩斑斓的杰出化学家。需要注意的是,化学家拜耳(baeyer)和拜耳公司(bayer),除了都是德国的、中文译名一样,此外再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提到拜耳,就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师和徒子徒孙们,因为这是科学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佳话:他的老师,就是在梦中发现了苯环结构的凯库勒,凯库勒的名字随着这个故事几乎变得家喻户晓。而他的学生费雪,在1902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比拜耳还早三年!费雪的学生瓦尔堡,在193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瓦尔堡的学生克雷希斯,又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卢瑟福的信中写道,“这位杰出的化学家,最先发现了靛青、天蓝、绯红三种现代基本染素的性质与分子结构,而他研究和合成的各种有机染料与芳香剂,使世界上的妇女们能打扮得比以往更漂亮、更动人。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得到这个奖项,也是理所应当。只是他的成绩偏重于应用,若从长远角度来说,无疑你的理论更加重要!
“相对而言,今年的物理学奖就有些逊色了,因为它的获得者是德国基尔大学的勒纳德,以表彰他在阴极射线方面所作的工作。评奖委员会认为,勒纳在1898年发表的《关于阴极射线的静电特性》,率先认定阴极射线由带负电的粒子组成的,所以拥有这一发现的优先权。事实上呢?扬克你发表的《铀、钋、镭辐射射线的实验研究》、《关于原子结构的实验与猜想》,可是也在1898年。况且,你的论文内容更加丰富详实,论断更加精准可靠。只要是聪明人,就绝对不会忽略这两篇来自远东的独立研究成果!很显然,评奖委员会的眼睛被国家、种族和肤色所蒙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让这个本该光彩四射的奖项褪色……”
勒纳这个名字,孙元起听过,知道他是和汤姆孙、卢瑟福齐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更令他声名远扬的是,他反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并做过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
至于诺贝尔奖的问题,孙元起对之付以一笑。著名科学家门捷列夫、迈特纳、艾弗里、博内尔、吴健雄等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连发动数场战争的奥观海却能获得和平奖,这个奖项有时候会有失公正,在自己心中早已是定论了。
在给卢瑟福的回信中,孙元起解答了他和马丁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并随信附上了自己关于超导的论文,以表示自己尽管没能去美洲工作,依然没有闲着。此外,孙元起希望他在恰当的时候,能来经世大学工作。因为在模模糊糊的印象中,这位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会在这几年返回英国,出任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系主任。
很显然,孙元起在向各国寄送《超导体与超导电性》论文的时候,只是打算想给那些物理学家们添添堵,省得他们胡思乱想,却完全没料到这篇论文所带来的轰动效果。
二十世纪前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可在应用过程中,大家就发现电力在传输时会有很大的损耗,即便采用超高压输电也难以避免。看到这篇论文,科学家很自然地就会想:能不能找到一种常温下的超导体,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在理论上甚至是零损耗!而那些大财阀在实验室看到超导现象,也怦然心动,少不得多撒些银子给科学家,希望能早日寻找到这种材料。
不说别人,就说春节后刚到经世大学的教主大人,在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都心旌摇摇,不止一次对孙元起说道:“扬克,我觉得我们在研究电子计算机的间隙,可以顺便研究一下超导体的!”
孙元起知道教主大人对宏伟的免费电力事业还念念不忘,不过更知道研究超导体是一个无底洞,所以便再三再四地拒绝了他的不靠谱想法:“特斯拉先生,我觉得在研究出电子计算机之前,不适合一心二用!”
就这样,特斯拉一心扑在了电子学实验室,让电子计算机的研究进入了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