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蔡中在，熊大正的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
这熊大正是南昌县冈上乡月池村人，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其父熊正琦是光绪二十八年举人，担任过满清度支部主事一职。民国初期，曾任吉林省财政厅长、国会议员、众议院议员。
熊大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上学期间，就曾经开过一家小照相馆，挣了钱。后来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导师叶企孙建议他选了红外摄影研究，这是高度保密的军事技术。熊大正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利用物理系光谱实验室和X射线衍射对胶卷进行研究，竟然拍出了我国第一张红外照片，引起了轰动。
到冀中后，熊大正和供给部的战友们一起研制地雷，解决了黑火药威力小的问题，还研制了烈性炸药，四十公斤烈性炸药都能把日军火车头炸毁。后来，熊大正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长。
晋察冀军区锄奸部认定熊大正是汉奸的主要依据有两点，一个是又一次熊大正和供给部一个干部、也是他的一个同学因一件小事吵架，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干部骂熊大正是汉奸。另一个是一封密信。密信是1938年8月通过平津保交通站顺子牙河从天津给供给部送来的一批“肥皂”（TNT）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晋察冀军区锄奸部认定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熊大正就是国民党特务。
第一个问题很好落实，找到和熊大正吵架的那个干部一调查都清楚了，原来因为两个人是同学，关系比较近，吵架时口无遮拦，随嘴说的“你是汉奸”，这也是骂仗时常喊的。熊大正的同学知道这是导致熊大正被处决的一个原因后，直接就拿头往墙上撞，被蔡中拉住了。
第二个问题也不难。原因是教导师攻占过天津，天津城里由钱壮飞布下的联络站，而且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后来又返回天津开展工作，找他一问就清楚了。原来，确实有个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不过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机关，而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
事情是查清楚了，但满腹才华的熊大正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而且死的很惨。谁都想不到，并不是锄奸部正式决定处死熊大正，而是一个叫史建勋的负责押送的战士私自处死了熊大正。
熊大正自从被抓后，刑讯逼供受了伤，转移路上走不快，落在了后面，见路边有块石头，就一屁股坐下要歇歇再走。
史建勋见熊大正坐下不走，就去拉熊大正起来快走。熊大正实在走不动了，恳求歇一会儿。
史建勋急着追上部队，见拉不起熊大正，就用枪托打熊大正，嘴里还不停地骂狗汉奸、狗特务，耍什么死狗，快点走！
熊大正满腹奇冤无处申诉，一见史建勋骂自己是汉奸，就忍不住分辨说自己是集中军区供给部长，不是汉奸，更不是特务。
史建勋见熊大正还敢犟嘴，恼了，马上说道：“你坐着不走，是不是想让小鬼子追上来救你？起来走，不然我枪毙你！”
熊大正虽然被关押审查，但他脑海里总觉得自己能够伸冤。别人不了解自己，吕司令、孟政委他们应该了解自己。只要见到他们，再大的冤屈都能洗刷清楚。这一听史建勋说要枪毙自己，还以为他是造枪造炮造地雷造炸药的集中军区供给部长呢！就轻蔑地说：“你没那权力”。
战争年代，杀一个人就象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何况现在敌我斗争形势这么严峻、而熊大正又是锄奸部认定的汉奸特务呢？史建勋一听熊大正说他没有枪毙他的权力，火气上涌，手里的步枪枪口就指向了熊大正。
熊大正想不到史建勋真的想枪毙他，看着黑洞洞的枪口，突然意识到了危险。马上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冤枉，我是八路军，不是汉奸特务。我要见吕司令、孟政委，你不能这样！”
史建勋此时满腔怒火转化成了一脸杀气，呵斥到：“闭嘴！狗汉奸，老子让你死个明白，我一家都是死在小鬼子手里，老子今天就为他们报仇！”
熊大正耳听推弹上膛的清脆的响声，又见史建勋把枪口顶上了自己的额头，霎时间脑海里转过无数念头，父母、未婚妻、恩师的形象闪电一样闪过。最后，熊大正说道：“你手里的步枪和子弹都是我造的，你要真杀我，就节约子弹去打鬼子，用石头砸死我吧！”
说完，熊大正转过身去，一动不动，山一样矗在那里。
史建勋此时怒火满胸膛，哪里会想到他要处死的是一个冀中抗日的有功之臣，只是朝熊大正瞄了几眼，就放下步枪，去找了块石头，朝熊大正骄傲的头颅狠狠地砸了下去。
血，在冀中的天空上飞起一丝红霞。
查清事实后，蔡中不由打了个冷战，想想社会部的两个同志要对骑二团团长陈存义执行纪律和要审查倪华的事情，就觉得要不是刘一民断然制止，这砸向熊大正头上的石头，很可能早就砸在了陈存义和倪华的头上。
蔡中不知道，这还是由于他来的及时，而且调查的细致，及时跟熊大正平反昭雪。历史上可不是这种情况，冀中肃托被冤杀的烈士们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昭雪，熊大正一案还连累了他的恩师叶企孙先生。
蔡中悲愤之下，教训开了黄敬、鲁贲、孟庆山、吕正操，说是熊大正就不应该来冀中，他要是去了教导师，不但不会死，还会能配合曾照他们为我军研制新武器出力。教导师后勤司令部那么多的外国专家、技师、知识分子，哪一个不是刘师长、罗政委的心头肉？哪一个不是干部战士心目中打胜仗的依靠？谁要是敢碰他们一指头试试？
就这还不算，蔡中批评黄敬缺乏真枪实弹的战火考验，既然发现肃托有扩大化倾向，就应该断然制止。现在搞成这样的局面，应该向中央、北方局写检查。接着又批评鲁贲忘记了陕北红军内斗造成的损失，忘记了刘一民师长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说着说着，蔡中的火气就上来了，指着几个人的鼻子咆哮开了：“你们几个都是懦夫，明知道这么多同志被抓，里面必定大部分是冤屈的，为什么不敢向晋察冀军区报告？为什么不敢提出建议？吕司令，李晓初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当过你的政治部主任，他的经历难道你不了解？怎么一让保卫部门审查就成了托匪？他要是托匪，会鼓动你、引导你留在冀中抗战么？你难道就不能向林师长、聂政委报告实情么？”
蔡中这话说的有点主观，肃托的时候人人自危，就算是报告给了**、聂荣臻，他们难道就敢违背中央的肃托决定么？要知道，蔡中是跟着刘一民时间长了，受刘一民的熏陶多了，眼界和胸怀也跟着开阔了。八路军其它部队的干部可不一样。要是按照蔡中的说法，左权也不用白天指挥打仗、晚上爬在煤油灯下给中央写申诉信了。
发作完吕正操，蔡中又转向了孟庆山：“亏你还是政委，还是上过红军大学的老红军干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早点报告？为什么不果断制止？”
孟庆山委屈地说：“蔡主任，我要是硬顶的话，可能你都见不到我了。”
这一说，蔡中总算是不再吼了。半天才说：“我到现在才明白，刘师长对于教导师来说是多么重要。全军可能也只有教导师设立了军事法庭，干部战士除了战场临阵脱逃和叛变投敌，都可以在军事法庭上申诉，根据所犯错误危害程度大小量刑。我说了你们可能不信，从红十八团到今天的教导师，我们从没有杀过一个干部战士，教导师的保卫部主要任务是防止敌特渗透破坏。干部战士只管一心杀敌，从不担心来自自己人的杀招。你们也不想想，托派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冀中的战士都是放下锄头的农民，他想当托派人家也未必要他，简直是乱弹琴”。
吕正操也很委屈，忍不住分辨道：“蔡主任，我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一听说谁是托派、谁是汉奸、谁是特务，脑袋登时就懵了。就想着得赶紧抓起来，审查清楚再说。就象李晓初，他的哥哥被定为托匪，把他抓起来审讯后，他也承认自己是托派。我还怕他把我也说成是托派呢！还有熊大正，锄奸部有了证据后就秘密抓捕了，一听说他是特务，而且证据确凿，谁还敢去替他鸣冤叫屈啊！”
这说的都是实话！
蔡中无语。
等把冀中肃托的情况彻底了解清楚后，蔡中给刘一民发去了电报，详细报告了冀中肃托采取的方法措施以及造成的重大损失。
接到蔡中的报告，刘一民不由联想起了历史上的湖西肃托事件，那场八路军杀八路军的惨剧。联想起了苏区抓AB团和鄂豫皖、洪湖肃反扩大化。
愤怒之下，刘一民给蔡中回电，下令逮捕私自处死熊大正的八路军战士史建勋，逮捕制造冤案的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有关责任人，逮捕晋察冀军区肃托指导组成员，押回鲁西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电报发出后，刘一民霍然而惊，知道自己这样处置不但越权，还容易造成误解，搞不好就会成为康生之流手里的罪证。
刘一民马上又给蔡中发电，命令将上述人员押送晋察冀军区，交晋察冀军区党委处理，追究他们在冀中搞肃托扩大化、迫害致死许多干部战士的的罪责。
下完命令，刘一民绕室彷徨，反思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肃反、肃托这类事情。
一上午，刘一民都在指挥部里深思。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李小帅去给他打了饭，刘一民心不在焉地划拉了几口，就放下饭碗，再次坐到桌前，准备写一篇探讨党内民主机制建设的文章。
写好题目，刘一民却无从下笔，原因是脑子不净。要知道，托洛茨基最大的主张就是在民主的前提下讨论革命问题，现在可是全党开展肃托运动时期，虽说冀中出现了肃托扩大化倾向，也被自己制止了，但是其它地方很可能没有冀中这么严重，自己冒冒失失地撰写这样一篇文章，搞不好还会惹出大麻烦。领导和同志们会不会误解呢？
刘一民写几行，划掉。再写，再划。把两张纸都划完了，都起不了头。最后，干脆不写了。起身向唐星樱居住的院子走去。
唐星樱不在，和儿一见刘一民到来，跑过来就要他抱。
刘一民抱着儿子进了屋子，放下和儿，从李韵手里接过平儿，又是刮鼻子，又是亲脸蛋，把平儿逗得咯咯直笑。
逗完平儿，刘一民拿过了和儿的书本，检查了一下儿子的功课，好好给儿子鼓励了鼓励，这才又回到了指挥部。
坐定后，刘一民心想自己是私心重了，瞻前顾后。那么多人都死在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肃反、肃托中，自己反而连写篇文章阐述观点都这么小心翼翼的，说白了还不是想明哲保身么？
刘一民不再犹豫，提起笔，写下了“论党内民主”五个大字。
按照刘一民的说法，自从列宁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后，这一制度已经成了**的根本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过度强调民主，如托洛茨基的主张；另一方面是过度强调集中，结果成了家长制、一言堂。我党正处于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施战时的高度集中，以保证战争的胜利，是值得每一个同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