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还要从源头说起。自从1931年的9月18日，9月18日夜，日本军队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统帅，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张少帅，一方面在蒋委员长的不抵抗的电令下，一方面也是不想消耗自己的实力，从北平下令东北军部队对日本军队的侵犯不得予以抵抗，沈阳一夜间失守。此后，十几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陆续从东北撤入山海关内，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坚持抵抗，不肯投降。1933年1月的榆关抗战，仅仅三天，山海关失守，东北军守军几乎全军覆没。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东北军系统的热河省政府主席，55军军长汤玉麟几乎不战而溃，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为了承担责任，同时也是躲避国人给他的不抵抗将军的名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并表示自己是“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回国以后的张学良张少帅，一举从对日妥协派转变成为对日主战派。可是，蒋委员长对他所统帅的20余万东北军部队并不放心，尽管东北军数年以来为他东征西讨，死伤无数，可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嫡系，用起来不放心，所以，蒋委员长还是要想办法削弱东北军。于是，1935年的下半年，除了53军万福麟的部队以外，东北军部队全部调往陕西，奉命参加剿共。
虽然，东北军部队的装备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中央军内的精锐以外，没有比得上的，但是，犹如浮萍一般失去了自己的根的东北军官兵，对于剿共实在没有多少热情。相反的，随着离开老家的距离越来越远，时间越来越长，东北军自上而下，大多数人都厌倦了这种如同流浪的生活，时刻思念自己的家乡，在日本关东军铁蹄下的父老乡亲。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也不断上书张学良，要求他向中央请战，带领自己的子弟兵打回老家去，不再继续流浪。加上蒋委员长在东北军撤退入关以后，不断的从各方面限制削弱东北军，给予各种不公平待遇，东北军官兵和几十万家属生活艰难，越发加重了东北军官兵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和愤怒。东北军部队剿共战事不利，先后损失了三个完整的师，蒋委员长不但不给予补充，还撤消了这三个师的番号，这使得一向服从紧跟蒋介石的张学良，也对自己的把兄产生了不满。
就在张学良对自己和东北军的前途未来感到彷徨的时候，中共通过释放的东北军团长，张学良贴身侍卫出身的高福源，向他传达了合作抗战的意愿。经过3月在洛川和李克农的商谈，4月在肤施(今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6月15日，张学良在西安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向东北军的青年军官宣传东北军复土返乡、团结抗日思想。6月22日，张学良公开发表《中国出路唯有抗日》演说，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8月29日，闻讯国民党特务逮捕东大学生代表，张学良派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9月23日，张学良回电蒋介石，谓“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与此同时，同样对剿共前途感到怀疑失望的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发现张学良的意图以后，两人迅速达成共识，要力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集中力量，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避免亡国命运。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训斥。10月29日，张学良飞到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怒斥。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这些举动使蒋介石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政治态度很可疑，让他们继续在西北剿共，不但收不到实效，还有被赤化的危险。于是，12月4日，蒋介石抵西安，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扬部队调离拆散。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扬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杨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12月11日，张学良再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毫无结果。
在多次建言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抗日目的，张杨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出动自己的卫队师——105师，一路前往华清池，抓捕蒋介石，另一路前往西京招待所，逮捕住宿在这里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至清晨，事变成功。蒋介石和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被拘押。张杨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反响强烈，除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等少数，国内大部分势力都认为张杨的行动不合法统，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向中央请罪。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十七路军第七军冯钦哉率部叛杨投蒋，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纵队指挥官。
‘；无耻，这个老不死的何总长，他不知道蒋校长和辞公都在张杨的手上吗？他这么做，明摆着就是要故意刺激张杨他们，让他们做出过激的反映，最希望他们杀了蒋校长和辞公，然后，由他来接替了校长留下的位置。想要再上一步，除去异己，未免也太心急了，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刘建业看到报纸上面刊登的何应钦发出的命令，立刻就开始破口大骂。陈诚现在是他的上司，刘建业还要在陈诚的手下混，怎么能不着急。陈诚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何应钦肯定不会放过土木系的这些精锐部队，会利用手里的权力，对部队进行整编，那个时候，刘建业的好日子可真的要混到头了。可是，18军的部队，尽管军官们都有一些人心惶惶，但是，无奈没有得到命令，部队就只能在广东和湖南的交接地带，继续和铁路打交道了，别的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刘建业的坏心情，也影响到了属下的33旅的官兵们的生活。憋了一肚子的无名火，没有地方撒的刘建业显然找到了发泄火气的好方法。他开始每天让所部的官兵，一有闲暇就大量挖掘陶罐式单兵掩体，还有锯齿形战壕，交通壕，防炮洞，甚至是坑道，挖的质量不合格，数量不够，不能让他刘大旅长感到满意，就别想吃到好饭，等着别的部队吃完，再扫人家的剩饭冷菜吃吧。想让这位一心想撒火的刘大旅长感到满意，那可是不太容易的，刘建业的前世是采矿专业毕业的，别的也许不熟悉，但是，打巷道，挖坑道，那可是看家的本事，靠着这个吃饭的。挖完了壕沟，坑道，还觉得不能泄愤的刘大旅长又开始了近乎疯狂的野外拉练，动不动就带着部队来一个一天一夜的200里急行军。可怜那些小兵们和小军官们，两条腿直跑的不象是自己的腿一样，还必须跟在大队里跑，否则，就会被那个被士兵们称为疯子的刘大旅长骑在马上给你来一鞭子，然后还要逼着你继续跑。不跑，可以，关禁闭一星期，一天只给一杯盐水和几片菜叶吃。跑不动，没关系，刘大旅长会抽出身上带着的柯尔特M1911式手枪，朝你身边来上一枪，看你跑不跑?你还是不跑，你牛，你有种，刘大旅长在部队营房周围以部队名义开设的农场正缺少养猪和挑猪粪肥田的人手，那可是将近300头猪，你很有运气，独立承担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当然，这种时光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随着中共，张杨方面和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12月24日，蒋介石口头答应张、杨条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亲送蒋介石离西安。26日，张学良抵南京。12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处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
‘；少帅少帅，年少轻率啊。可惜，他要从此一直呆到垂垂老矣，才能重获自由，未来的抗战，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刘建业清楚的记得，张少帅从此开始度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西安事变终于解决了，但是，刘建业操练士兵的兴趣，却是日渐浓厚，直练的那些士兵们挖起工事来，就象疯子一样，既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速度还奇快，惹的邻近的湘军部队直笑他们不愧是土木系的，和土木打交道就是厉害。
随着旧历新年的即将到来，刘建业又有了新的麻烦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对于刘建业还真的很难办，简直可以说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