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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以后的京城寂静了许多，小车飞快的滑过天安门，再往前行了一段，转进了一道门。
陆政东一看地方和门口的警卫心里猛的一跳，这分明是到大内去呀，心里是愈发的糊涂。
走进一处会议室，陆政东瞄眼一看，里面有不少人都是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熟面孔，里面不乏经济方面的政府高官，还有港澳办的官员，另外一大特色就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大家，可以说是群星荟萃，陆政东扫视了会场一会，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他的熟人——他的导师吴教授，吴教授显然一直盯着门口，看到他进来，招招手让他坐到了他身边。
“单从经济基本面来看，香港不应沦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因为与其他几个遭遇危机的经济体相比，香港的经济基础可谓无懈可击。从宏观看，香港经济增长保持了百分之五以上，财政盈余占GDP的百分之四以上，几乎没有外债，外汇储备超过一千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从微观看，公司负债比率为亚洲最低，而其银行体系在亚洲最为稳健。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危机之后，香港的金融市场总体依然向好，八月七日恒生指数更破天荒地达到了一万六千点，房地产市场也欣欣向荣……综上所述，我认为香港即便是遭到攻击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一位学者正在发言，陆政东一边听着会场上的发言，一边赶紧询问吴教授：
“老师，我稀里糊涂的就被拉到这里来了，不知道叫我来有什么事情？”
“有迹象表明，对冲基金。老虎基金，摩根大通等国际炒家吧下一个目标瞄准了香港，香港正在征求中央政府的意见。你好好听一听，其他人的发言，也好好的思考一下。你最先遇预见到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对这方面有研究，等会你要发言，中央领导想听听你的看法。”
一九九七年夏，素有“金融强盗”之称的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等一帮国际炒家的持续猛攻之下。自泰国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汇市和股市一路狂泻，一蹶不振。在东南亚得手后，索罗斯决定移师香港。
“老师，您就饶了我吧。在座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我人轻言微。”
“政东，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关系到香港的前途和命运，不是客套的时候。”
陆政东听到吴教授此言，神情一凛，在吴教授身上,经济学家的专业精神与公共学者的平民情怀两者得到了高度统一，,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其精神内核则是一致的，陆政东唯有敬重。
陆政东认真的听着在场的其他人的发言。观点不外乎两点，受到严重冲击，受影响不大，但一致的观点是这些金融大鳄是盯上了香港，对于如何应对却是没有太有效的办法。
随着发言的进行。也轮到了吴教授的身上：
“我对于香港的经济没有太深入的研究，所以不能给出有价值的评论，但是我的这位学生陆政东对这有较为深刻的研究，并且早在去年就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我想他的意见比我更为重要。”
陆政东也没有任何的客套，点点头道：
“那我这个后生晚辈就班门弄斧一回。权当是抛砖引玉。
既然这次危机是从泰国而起，我就先从泰国这方面的情况作为开始。
泰国的结果已经摆在那里，无需我多言，我想说的是泰国的教训是:正如个人必须管理个人风险一样，国家也必须管理它的总体风险，否则，资本全球化的流动会严厉惩罚这种过失。有人把动荡的资本流动归因于外部不可控的环境，但是，风险管理的责任还是属于一国自身。全球化可以从公司层面到公共行政层面检验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泰国的危机可能正说明，自由经济不等于放任自流，该介入的时候必须介入，不然随之而来的将是灭顶之灾。
也许有人讲，香港和泰国完全不一样，香港有充裕的外汇储备，有完善的市场自由经济的体系，等等等等，但是香港并非无懈可击，香港的金融市场并非没有漏洞，仔细检视仍可发现当时香港经济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受益于巨额外资流入，但也带来金融和房产市场的资产泡沫，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样的额风险在平常或许不会显露，但一旦有条件，这就成为国际游资的攻击创造了机会，而且联系汇率制度本身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这一制度事实上设定了一种自动调整机制:只要资本大量流出，香港就卖出美元，以维持港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但问题在于，卖出美元意味着收回港币，香港本地银根就迅速收紧，利率开始上升，这会对香港资产市场造成沉重打击。
所以这些金融大鳄才会把他们的目标放到香港。
按照我的判断，这些国际炒家不会直接就冲击香港，而是会声东击西，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汇率制有自动调节机制，不易攻破。但港币利率容易急升，而利率急升将影响股市大幅下跌。这样，只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然后再大量向银行借贷港币，使港币利率急升，促使恒生指数暴跌，便可象在其他市场一样获得投机暴利。
这次炒家冲击香港金融市场时，从我的观察来看，炒家没有进行即期拆借活动，而是预先屯集了大量的港元。这些港元来自多方面，但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的一年至两年期的港元债券，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将这些港元掉期为美元，而借入港元的主要是一些对冲基金。这些港元成为对冲基金攻击香港金融市场的低成本筹码，使投机者具备了在汇市进行套利的有利条件。而对冲基金又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大量的远期美元以平衡风险。很明显。他们对港币进行的只是表面的进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标。声东击西是索罗斯等国际投机者投机活动的一贯手段，并多次成功。
因为它们预计港股在受到冲击后恒生指数必然会大幅下跌。而恒指期货合约的价格是每点50港元，也就是说，若建的是空仓。恒生指数每下跌一个点。就可以给做空者带来50港元的利润。
众所周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事，开启了香港的新时代。但是，对国际炒家而言。这正好为他们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香港的经济、社会会发生什么变故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令局外人生疑，香港人也是心中没谱。而恒生指数代表香港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香港经济、政治前景。就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只要能动摇恒生指数，就能打击人们对香港经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恒生指数大幅下挫，很可能引起广大投资者盲目恐慌，从而到达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
还有新台币，他们也会对新台币下手，造成新台币的急剧贬值下行，给港币造成极大的压力之后，通过这一系列准备之后然后才会进攻香港。
综合上面这些情况。而这些金融大鳄进攻香港的手法我认为会多管齐下，首先，在货币市场上拆借大量港币，同时在外汇市场上利用远期合约抛空港币；其次，在股票市场上。借入恒生指数成分股票，同时在股指期货市场持续抛空恒生指数合约；最后，大肆散布香港经济不堪一击的谣言，动摇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
“以对冲基金为首的金融大鳄的这场豪赌直指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国际炒家显然在资产泡沫中发现了这一机会。他们会卖空本地股票同时卖出港币远期的双重操作手法，基本上能够两头获利——如果货币当局维护联系汇率制。那么本地股市暴跌，会使投机者在股市大赚一把；如果货币当局任由联系汇率崩溃，那么港币贬值及随之而来的本地股市崩溃更会使投机者在汇市和股市双重获利。”
“这样的后果是香港不能承受的，如果任由发展，香港最终会“一夜回到数十年前”的经济深渊，而要反击，那就是违背自由经济的原则，这有悖于香港自由港的定位，会遭到了世界乃至香港舆论的广泛抨击，但是政府入市干预，我们要看是利大于弊还是利大于弊，显然入市干预的利远大于弊，既然这些国际炒家利用规则的漏洞，这能是道义之举？既然这样的行为很卑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墨守成规，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采取非传统的方式入市干预？这就像一个正流血不止的伤员，又不能获得输血，而施暴者却不允许其自行疗伤，这不是笑话吗，如果受害者任由自己流血而亡，那岂不是也太教条受害者有权绑上止血带自行止血，者有权做任何它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发起反击也没有什么不妥，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非常之时需用非常之策，危急时刻，最大胆的行动反而可能风险最小值。
也许有人会讲，这样的措施并不符合‘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基于新古典主义关于完美市场的假设:政府不干预市场，健全的市场要求贸易自由化、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的定价、国有企业私有化及民主的普及。这一共识也增大了金融部门的透明度，推动了更好的公共治理与私人治理。OECD、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机构将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推广到了全世界。
而东亚那些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均没有遵循这一发展战略: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采取种种措施普及教育、推动科技发展、刺激储蓄增加以及对收入进行再分配。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华盛顿共识基本上是一套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组合，其中产权基础设施比如运行正常的司法体系、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成熟的金融监管能力，以及强大的风险管理水平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是经济学家们就误以为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具备了改革的政治意愿，再加上他们的好建议，那么该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金融改革的目标的实现简直易如反掌。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重要一点。那就是所有的制度包括市场自身都是路径依赖的，必需建立在一国或地区已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上；而社会制度结构的变迁要比理论假设的要慢得多，也难得多。一旦理论假设错误，其推导出的结论以及形成的政策建议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了。
这一点在俄罗斯体现得最为明显，天真的前苏联经济学家依据这一理论实施了制度改革。尽管有西方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这一实践仍然归于失败。那些盲目遵从市场正统理论的人中，不乏一些顶尖的理论学家，全都未能理解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健全的司法和监管机构的存在，结果导致俄罗斯也是倒退数十年。
不幸的是。这套错误的药方，曾经在亚洲新兴市场风靡一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加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吞下苦果，而那些开药方的经济学博士们则依然过着体面而荣耀的生活。
‘华盛顿共识‘也忽视了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地看待每一个国家。同时。‘华盛顿共识’还过于低估了流动性带来的危险，忽略了亚洲经济体收支平衡表固有的脆弱性，后者的表现就是资本的大进大出。当然，亚洲一些经济体自身也低估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无常；而‘华盛顿共识’甚至错上加错地信奉资本快速流动的经济效率，而忽略其带来的致命危害，从而给那些国际炒家获得了轻而易举的机会。而当这些国际炒家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这些国家却显得手足无措。所以对于这样的东西，思考而不迷信，才是客观的。与‘华盛顿共识’相反，我觉得的“网络理论”来说，那就是每个经济体的都是一个“网络节点”，经济体之间都存在着“链接”。在这样一个经济网络中，要实现网络的安全稳定。就不能仅仅关注某些节点，还要重视那些最脆弱易断的链接，理论是需要，但不能迷信。要抛弃理论教条，注重实效。在危机时期。介入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大病需要医生一样，不可能过完全依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这可以给结构改革留下时间来应对危机……
这次危机让我们思考，虽然全球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地向国际靠拢。但是，当一系列危机的爆发，让人们不得不再度考虑自由化这个问题，尤其是当一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受到威胁和破坏时，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扫荡，已经严重威胁过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是不是还应继续奉行自由化？
我想着不言自明，这一次危机之后，在必要的时候入市干预，这将会成为不管是完全自由市场，还是有限自由市场的必然选择。”
陆政东知道港府最为担心的就是怕干预动摇了自由港的基石，他必须要在这方面多费口舌。不求一下说动，但求其思考。在对这方面将了不少之后，陆政东有吧话题转到香港的有利因素上：
“香港的金融业有良好的监管和充足的资本，香港强大的银行体系运行良好，本地银行资本充足率高达百分之十八，坏账率只有百分之三左右，这是香港经济免遭崩溃的重要防护堤。而香港游充裕的外汇储备，即便是外资银行迅速从香港撤走了大量资金，但香港银行体系基本上仍能够维持不错的流动性。
而且资产泡沫之前，银行已将房地产按揭贷款的杠杆率从七成降到五成，建立香港按揭证券公司也增加了银行流动性。这些是基础，加上香港游充裕的外汇储备，有不少的中资企业，在反击的资本金上不成问题。
而且香港政府不缺乏进行操盘反击的金融精英人才……等等等等因素，都决定了香港游反击取胜的保证，其实那些炒家再怎么使用障眼法，我们完全把纷繁复杂的反击简单化非常简单，那就是:在市场不稳定时，中央银行要充当最后贷款者，源源不断地注入流动性，以恢复市场信心。通常，中央银行是通过债券市场来调控流动性，这在这次行动中不是太适合，要采取对方意想不到的策略：大量买入蓝筹股。一方面，外汇基金的投放很快平抑对港币的恐慌性抛售。还有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反击，不能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该出其不意就要出其不意……
另一方面，流动性的注入使市场利率大幅下调。即使是许多期货合约的到期日，尽管对方拼力一搏，但这样做股指依然保持高位，港币亦岿然不动，香港经济基本面良好，真正造成经济波动和联系汇率制动摇的原因就在于市场对香港的信心。因此，其反击策略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维持市场信心。采用这样非常之策以求取得一石多鸟的效果。”
陆政东侃侃而谈：
“当然在危机中评判孰是孰非很难把握。但基辛格曾说过，在危机当中，最危险的措施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反正统的政策，其实也是走出困境的良策，即便是来自“华盛顿共识”最优秀智库的意见，也不一定正确。因为他们讨论这些的事情，这件事还没有发生，而现在这件事发生了，那就必须以现在的实际情况去应对，这才是最大的良策，当然，反击也不是没有难度，那就是要掌握住节奏，要把握住反击的节点，反击，不但要维护香港经济的基本面，也要让那些贪婪之辈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让他们长长记性！”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候，因为外汇储备是是香港老百姓汗水的结果，还有就是很多人的经济信仰是一个自由经济的政府在市场领域是不应该干预不应该插手的，港府向来信奉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是香港的基石。但是遭人操控的经济不是自由经济？是不是就会动摇香港的基石，我想说的是，自由是不是没有边际的？当市场完全破坏了，就不能不思考这个信仰是不是要略微的修正？因为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这个受苦的不单是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的市民。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但是再痛苦，也必须做出决策……”
“我就讲到这里，由于没有丝毫的准备，我的表达可能有些凌乱，但并不影响我的主要思想的表达。”
陆政东的讲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并没有人打断，甚至会场里安静得有些出奇。
显然，他的这一番长篇大论引起了与会者的深入的思考，当然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除了得益于他是吴教授的弟子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预言者，这一点会给在座的人以极为强烈的心理暗示。他吧他想说的，能说的都畅快淋漓的说了，接下来就看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如何做出决策了。
陆政东觉得他今天违背了做官少言多做的做人原则，但是如果能够争取到一个更好的结构，他一点也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