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人代表团抵达西安后，受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热烈欢迎，当晚，即在西安张学良公馆内，就如何处理西安事变，进行磋商。
这个时候的张杨，虽然因为唐秋离的努力，摆脱了与优势中央军交战的危险，但对于西安事变究竟如何处理，才是最稳妥的办法，心中并无定数。
此前，张学良曾经多次面见蒋委员长，重申八条主张，劝蒋答应，无奈，此时的蒋委员长，态度十分坚决，不肯就范，并对张学良说：“你现在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会在被拘禁的情况之下，答应你的条件。”
杨虎城也曾经几次劝说蒋委员长，同样被拒绝，不过，对杨虎城的态度，要比对张学良的客气得多，显而易见，张杨二人在蒋委员长心目中的亲疏远近和地位，是不一样的。
事情就这样僵持在那，此时万万不可放蒋回南京，否则，前功尽弃，西安事变只能是以荒唐的情形收场，成为众人的笑柄。
更不能杀蒋，否则，张杨二人会成为众矢之的，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会处于极端不利的局面，杀不得、放不得,蒋委员长的态度又是顽固不化，张学良和杨虎城就像是捧一个烫手的山芋，一筹莫展。
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不亚于给迷茫之中的张杨，带来了新的希望，而中共成熟的政治主张，更是让张杨耳目一新，茅塞顿开。
中共代表团有备而来，周恩来提出，可以释放蒋介石，但是，必须是有条件的释放，我们三方，可以拿出一个成型的协议，即囊括我们三方的政治主张，又能代表或者反应当下中国的民意，一切还都有利于团结各种爱国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周公这一番话，实际是给西安事变如何解决，提纲挈领的提出具体方向，随后，由中共、东北军、十七路军派代表参加的协议起草小组，完全按照这个思路去草拟协议。
随后，协议草案，公开向全国发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民众的同情心，逐步趋向于张杨，吸纳了多方意见之后，形成了最终文本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点协议。
现在，就剩下蒋委员长点头，西安事变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他也可以安然返回南京，继续做他的委员长和党主席。
周公不愧为善于造势，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杰出大师，一招既出，立即博得最广泛的同情和附和，此前张杨的八项政治主张，不过是一家之言，是做了捅破天大事的人，自己的态度罢了。
而经过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在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基础上，反复修改的六项协议，囊括了各方面的意见，每种政治势力都有了亲自参与感，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
蒋委员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就等他一句话，周公的妙计一出，西安的张杨，立即由被动变为主动，而此时的蒋委员长，承载了民众的期待与厚望。
周公往见蒋委员长，昔日的黄埔军校同事，今日不共戴天的政敌，世事变化无常，造化弄人，昔日被亡命追杀，悬赏首级，今日却成为自己部下的座上宾，而自己却为阶下囚。
这种情形之下相见，相信蒋委员长和周公，都是有万般感慨吧，周公把六项协议和全国民众的反应，都一一说给蒋委员长，蒋默言不语。
不知此时的蒋委员长，作何感想，周公离去后，蒋委员长木坐许久，眼往古都斑斓的夜色，久久不语，其后，苍老与黯然之色愈甚。
此时蒋委员长内心真实活动，外人无从知晓，即便是他安然脱险后，也对那晚与周公见面的事情，只字不提，在他的回忆录《西安半月记》中，也是一笔带过，直至晚年漂居孤岛台湾，从未提及，随着其人作古，记忆也就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在推出六项协议的同时，周公还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就那些坚决主张杀蒋的内部势力之中，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周公的个人魅力，诚挚的态度，合情入理的分析，终于使这些人放弃了杀蒋的主张，回到有条件释放蒋的道路上来。
因为周公的努力，中共和西安内部，主张杀蒋的声音，旋告消失，西安方面内部，最终取得一致意见，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公功不可没，居功至伟。
一代伟人的风采，吾等后辈，无缘一见，只能凭空遥想，化作纸上苍白无力、甚为肤浅之寥寥数语罢了。
端纳不辞劳苦的往来与西安和南京之间，多方斡旋，也因为中共的参与，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十天之后，国民党中常委西安事变决策委员会成员宋美龄、宋子文等，终于得以成行，乘坐飞机，由南京飞抵西安。
随机同行的有唐秋离等几位委员，出乎意料的是，军统局局长戴笠，竟然也作为赴西安代表团成员之一，同机抵达，要知道，张杨对这位军统局的戴老板，素无好感，甚至是厌恶至极，戴笠此去，与自投罗网无异，等同于把自己的脑袋，伸过去让张杨砍。
不知戴笠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众人均感不解，宋美龄倒是颇为感慨，患难见人心，戴笠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前途莫测，还毅然随机前往，难能可贵，与陈果夫相比，更是高下立判。
用戴笠自己的话说：“我的一切，都是委员长给的，现在，委员长西安遭难，作为他的学生，岂能袖手旁观？戴笠无能救出委员长，只有陪他一起经历凶险，唯有如此，做学生的，内心方安，不受良心之谴责！”
倒是唐秋离猜测出他的真实用意，西安事变到如今，从形势上判断，蒋委员长定无生命之虞，中常委会议上，陈果夫出了昏手，正不见喜于宋家兄妹，而彼时的中统与军统争锋，因陈家兄弟在党国的超然地位，军统屡次处于下风，有被压倒之势。
何不趁此机会搏他一搏，抢先进入蒋委员长的眼球，落难之人，最感激莫名的，莫过于昔日的部下，甘冒风险，千里来投，钧驾脱险，患难之交，还怕日后不飞黄腾达？
戴笠此举，看似冒险，实则是摸准了眼下局势的脉搏，大大的赌他一把，赢则千倍、万倍的好处等着拿，实际是，戴笠的心里，也是没底儿，从他闪烁的眼神，阴晴不定的脸色，就能看得出来。
唐秋离暗自思忖，何不给戴笠来个锦上添花，他走到飞机后部，匆忙以个人的名义，给张杨二位老兄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恳请他们不要伤害戴笠的性命，不希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机，还有人无辜付出生命的代价。
唐秋离一拉戴笠的衣袖，“雨农兄，此信收好，关键时刻，或可一用。”
戴笠微愣，展信细读，感激之情，由衷的发自内心，“唐副总司令，叫戴雨农如何报答？”唐秋离微微一笑，紧紧的握了一下戴笠的手，大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味。
飞机在洛阳先降落，唐秋离下了飞机，飞机继续飞往西安，唐秋离此行，不是去西安，而是赶往商洛和灵宝一带，以暂领全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身份，约束西北剿总所属的各部队，不得异动。
值此蒋夫人和宋大公子赴西安谈判重要之际，军方不得有丝毫异动，否则，蒋委员长没有救出来，还搭进去第一夫人和国舅爷，岂不让世人笑掉大牙？
傍晚飞机抵达西安机场，在飞机上，宋美龄做了最坏的打算，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请你的士兵检查？”张学良有点不敢对视，一项和自己交好的蒋夫人，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随即双方举行了会谈。
会谈后，由张学良亲自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前往见蒋，蒋夫人拿着一个蒋委员长最喜欢的家乡菜，梅干菜盒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后据蒋氏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连连叹息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
宋美龄劝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可谓语重心长，蒋氏颇为动容，从此，蒋委员长的态度开始转变，有所松动，不再固执己见。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委员长接受了中共和张杨联合提出的六项协议，但无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口头承诺，称之为“君子协议。”
杨虎城极力反对就这样放蒋，认为不落到书面上的东西靠不住，张杨就如何放蒋的问题，第一次发生激烈争吵，双方意见严重分歧，相持不下，最后是在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蒋委员长极其随员，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委员长安然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活，杨虎城被迫离开十七路军，赴欧洲考察。
此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华大地陷入刀兵水火之灾，西安事变的几位主角，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