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周易》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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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在《中国文化导论》中谈道：“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其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致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中国文化导论》 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
事实上从人类文化源头来看，唯有古希腊这个处于近海之岛屿，成为古代文明源头之一。而在世界上同样有很多滨海地带，以及近海岛屿，并没有发展出如希腊那样的文明。故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并不是发展出商业文化的必然结果。古代日本，中国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及南洋诸岛并没有发展出如希腊的商业文化。
希腊文明既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与之相临的东方诸文明互动与交流的影响结果。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世界它处所不具有的，是希腊所独有的，所以才孕育出希腊商业文明。不同区域的地理条件，决定不同区域人类文化走向。在人类初期及跨入文明的时代，自然地理条件确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只是人类发展史上那个特定时段里地理环境所起着的决定性的因素，即是相对的，而不是永恒的。
中国文化发祥于内陆，气候变化规律恒定，四季分明，大河流域，平原广阔，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决定了华夏民族以农业为本的经济结构。
海洋环境促使外向性生存活动，而内陆环境促使封闭性的生存活动。
中国的地形，东与东南临海；北于西北是荒漠与横沙；西与西南则是高山耸嶺。天然屏障隔断了与外界交流，形成了一个交封闭的地理环境。
中国的地形是一个四面封闭，整体联系很紧密的大陆平原地区，地形非常好，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属于平原地形，只有较稀小的山脉，黄土高原也是比较平坦，植被丰富，易于远古人类生存。
中国大陆自然条件较好，气候温和，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和温带地区。平原地区有河流通过，土壤肥沃，适于农耕和村落聚居。
中国文化最早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河谷地，包括汾河，渭河，径河等大支流的河谷，也就是仰韶文化或彩陶遗物分部的核心地带。此地区自然条件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公元前4000年，这一带便存在着农耕村落。
夏、商、周都是以农业立国，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父家长式社会制度模式而奠定了“家天下”的制度形态，也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社会里，不能不认为地理环境因素决定政治体制。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祥源头来看，无疑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唯有中国特殊封闭性的大陆环境，在古代因天然屏障隔断了异族入侵和与外界交流，而使文化不间断的发展下来。即使在大陆内虽遭受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不断的南下入侵，或一度统治整个大陆，但并不改变中原文化的本质。这因为华夏周边部族文化在历史上是落后于中原文化的，即使落后的北方部族（如蒙、满）入侵中原，最后还是被汉文化所融合，并不像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被外来民族入侵，却使原民族文化中断或消亡。
中国北方因地理气候与中原迥异而形成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贯穿了前后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这是中国大陆农耕文明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攻击态势里唯一的竞争压力，也由此促使中原民族大一统文化意识成因之一。
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土壤有助于产生一个大一统的文化形态。
东方农业生产方式往往以家庭生产为单位（或家族式），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依靠人的劳动从自然中索取生活必需品，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是一种自经自足的生产方式，即生产方式也是保持原生态性。
环境对家庭形式，衍生出“孝”的观念，又成为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儒家的政治学说都可以从中国地理环境与人之间长期作用形成社会观念里寻找到根源。由于易于聚落形成的环境，创造了发达的血缘宗族形式，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血缘家庭与地缘（聚落）结合不易瓦解。中国广大而众多村落里的血缘与地缘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进而长辈的权威性也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建立，由父家制的权威思想观念，推而广之到国家（由家到国）观念。进一步催生出儒家伦理秩序（或叫道德秩序）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缘宗法观是地理环境与人之间的长期作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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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物质文化，同时也会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观念，信仰和制度。
欧洲发展出了重商主义传统，古代中国则走向重农主义，其根本是在于地理环境因素。
欧洲没有像中国实现大一统，实在是因地形破碎分裂所造成。使得欧洲的国家规模历来较小，而统一全欧洲的事业难度又很大，多国林立的现实使得贵族在国王面前有实力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最终保障了自己的自由。而中国的地形，中原一片平原，几乎没有地理障碍，有北向南统一，往往实现王朝的统治大业。王朝的中央集权又太强，所以任何臣民的实力都无法与帝王的集权实力相抗争。而中国又是一个文化传统不曾断裂的民族，文化传统又成为中国人心理习惯与思维定势，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文化核心是“三纲六纪”，即天地，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等级的伦理政治观念。这种产生于血缘宗法制里的文化传统，到了中国近代都难以断裂，已然是护围帝国专制的钢铁城墙。如曾国藩用洋枪洋炮绞杀了太平天国，却骨子里已然把“三纲”提到天的高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下》）
后封建帝国到了近代，已是到了被西方列强瓜分和奴役的地步。而帝国里所谓有作为的“儒学名臣”，却不知维新图强，还死抱着那些愚国，愚民的观念当真理。可见封建文化传统已将人们浸淫得痴呆愚顽。可见中国的专制主义思想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政教礼俗。这种固结在中国人心中的传统思维定式，正是特定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形成。
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 。
中国这个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中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中国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伦理（道德）政治的关注。而哲人们善于比照（类比）自然是为了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所提供的例证，而从无对自然世界研究的兴趣，因为没有动力，即带不来名利。只有“天学”神道、“星占”术这种巫术迷信上庞大的学说。王权制度里，人们向往的政治权力，正是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与宗法血缘体制所限制；也正是由简单的季节性循环和简单的农业生产上的循环，最终形成阴阳，五行的“循环论”，同理也就把历史看成是盛衰循环的必然结果了。
传统里的经验思维正是农业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反映。经验思维具有保守性，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总是要人们向以前看，要人们严格按照祖宗的成规办事。这都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促成中国古代人的生活方式，由传统的生活方式形成中国人的心理模式与思维习惯。根本不同与希腊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外向型思维导致求新，求变。
不同民族的思维文化意识与其活动有关，即与生存空间下的生存活动方式有关。
古代中国人们生存活动方式只限于农耕的活动方式。而西方生存活动方式是海洋贸易与交流探索及扩张的生存活动。生存是社会中人的第一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是派生物，无论政治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它们都产生于或根源于经济基础。社会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在古代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无论它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传统文化，还是思维方式，都是由它的生存条件决定的。
中华先民主要以农耕方式求其生存空间互动，他们正是基于农耕生存的需要，以农耕化的眼光观察天、地、人三者的关系。
农耕文化早以根植在中华先民的传统意识里。夏、商、周都生存在黄河流域，已是一个富于种植的传统习惯。周人击败商以后，将其子弟、姻亲及有战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成为诸侯，诸侯分封自己的子侄为卿大夫。各级都按嫡长制世袭，这样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政治制度。
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形式。
地缘关系是一种空间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世代继替的时间关系。把血缘性的亲缘关系推而广之为这家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则是商、周“国家”最重大的特征之一。
任何文化的起源，都可以在与之相关的地理因素和血缘因素中寻找。
地理因素对文化传统，特别是对文化形成早期的重要作用，确实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传统上又是乡土社会，是血缘和地缘合一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村落，并且是密布于广大的平原与丘岭山区。
中国三代农耕文化，已铸成了后封建文化的链条（即“连续性”）。中国古代文化几千年中何以能如此不变的文化制度模式，正是中国特殊的地理生态条件，在特定的时间阶段里所造成。
以氏族血缘组织及农耕生活习惯的古代文化里，若能产生出如古希腊时的民主政体及哲学思想，那才是怪事呢？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的古典哲学同理是反映了那个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并不是有古典哲学家能决定社会存在的改变。
大一统极权专制并不是儒家所建立的，也不是儒家所能够建立的。
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正是争鸣的产物，正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出现了一个相对时段自由学术的间隙（诸侯竞争的时代）。儒家思想同样是自由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不过儒家思想后来成为独尊，反桎梏了自由思想的发展。所谓儒家的“经典”，实乃不是什么“经典”，只不过是专制政治干预下成为了“经典”，也正是适应了专制制度的需要；也不过成为帝王家天下专制服务的思想武器。那些所谓的“经典”，在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正是独尊儒术，才窒息了思想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进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个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但世界精神并不沉陷在这种没有进展的静止中。”（《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八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第9次印刷）
在农耕文化的国度里，儒家思想成为独尊，无疑儒学最适宜农耕文明里的政治需要。
在旧体制里不但不能催生出新思想，新文化，而且往往会扼杀新思想，新文化的成长。正因专制帝国习惯于保持传统，才能保着统治的稳定。自然最怕进步思想的出现。所以帝国里的政治思想、法律、道德，哲学等无不抑制自由思想的出现。为了保持农业立国的不变，也就保持着家天下的制度不变，这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是社会环境里的文化制度又对自然地理因素的反作用。
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就是“海洋”与“大陆”；“商贸”与“农耕”的差异。一个催生出商业文化，一个保持着农耕文化，正是与其自然地理环境的特定时期里所造成的因素。
“橘逾淮而北为枳”，这正是自然条件所定了植物生长的的结果。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这既有地理因素，更是社会因素。人不同与动物，人虽无法改造自然地理环境，但人类能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适应自然，而建构出更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人就变成了社会的人。人变成了双性属性，既是自然的，更是社会的。人从自然的属性逐步向社会属性转化，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而逐渐又被社会所束缚。人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社会历史文化的印痕。但人是可以迁徙，与其它不同地域里人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就打破了自然环境的束缚。
因中国缺乏对外的交流与学习，虽有地理的因素，但社会的因素更是不可忽视。因地理环境始终是处于被动的，而人始终是处于主动的。而处于原始时期的人类，却在自然面前是处于被动的，是被自然所束缚，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处于被动的地位逐步改变，人变被动为主动。故西方的文明，把人从自然与神话中解放出来，建立出主体性，开放性的社会。而中国古代却始终没有从自然与神权中解放出来，并越来越陷入到人为构建的文化圈里不能自拔。中国进入文明时代，所架构的文化圈里不能自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所架构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束缚中国人的肉体与精神枷索。地理条件只能是文明初期的一种动因，而真正人类文化的构建是在于人的精神。后封建社会历史处于停滞状态，因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因素，再有人们构建的一种社会环境把人死死地束缚在专制主义的社会形态里。社会环境（即民族文化），对人的影响致关重要，人一生下来，接受的是专制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又没有相异的社会形态做参照式比较。人在那种专制文化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而逐步接受专制文化的价值与理念。而那种专制文化的社会环境从而扼制着中国人的精神思想上的自由。精神思想的不自由，就难以产生新思想，新文化，人类历史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精神思想发展史过程。
中国文明初期因地理因素，催生出农耕下的专制文化形态，而专制文化形态被人为的越来越强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制约，即越来越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历史处于停滞的状态。其阻碍与停滞是中国古代始终保持旧文化的连续而不被突破与断裂所造成。
而古希腊因地理因素催生出的商贸竟争的社会文化形态，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在不断的突破与超越旧制度，旧文化。
但地理条件只是决定人类古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动因，而不能成为决定人类命运（即文化形态）的永恒动因。地理决定只是特定时空里的作用，而不是永恒的。所以中国专制王朝并不因大陆性地理环境的存在而永保长存。打破中国社会历史的停滞状态与封闭型的“外壳”，正是近代西方进步文化的东进，才使“中国型”的封闭社会与地理环境“破壳”。
从而证明进步文化的传播与吸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有较途径。
进步思想与文化的引进吸收，能够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政治结构的变化，这是后文明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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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而述，中西文明的路径是地理条件的因素，起初因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构建了不同的文化环境，自然与社会构成人类生存活动的天地。人类无法脱离他成长生活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人类无不打上各自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文化印痕。
古希腊建立于商业贸易文明的根基上；而中国古代建立于农耕文明的根基上。这是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在人类文明之初所起的决定作用。这正是西方文化为何是“突破性”，而中国在古代文化为何是“连续性”的成因。
“突破性”文化所体现的是批判与创新。
“连续性”文化所体现的是崇拜与迷信。
我们再回过头来对《周易》一书的认识，不但明白《周易》是什么，而且也理解《周易》为何是那样的，即明白《周易》为何是诗性智慧的语言与思维；也明白《周易》为何讲“君子”之治的政治学说，并架构出的“民本”理念，而贯穿其后近3000年前后封建时代，并成为社会政治意识的价值核心。
正如一学者所言，“诗是同人类一样古老的艺术形式,体现在宗教祭祀,战争军旅,婚姻礼俗,耕作宴饮等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典型样式,由此形成了文化的诗性品格。而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诗性文化的影响之后,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发生断裂,形成了思与诗长期对立的文化格局,典型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对诗人的驱逐。而中国文化则保持了与原始文化的一贯性,不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革命性断裂式的发展,而是中国特有的"亚细亚的古代"的继承性的维新道路。因此,中国古典文化始终保持了诗性文化的特征,保持了综合性联系性象征性的诗性特征,而没有陷入分析的逻辑的绝对理性的范畴。”
（《诗可以观》傅道彬著 中华书局2010年版，23页）
《周易》不可能脱离西周的社会文化背景，《周易》正是西周血缘宗法制度里的宗法意识思想的反映。也正是亚细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周易》一书的诗性思维方式。
我们也由此理解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为代表的重要特征，是“连续性”，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与自然关系的紧密的结合。不同于西方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
也就能理解中国古代文明有着“萨满文化”的特征，因为中国文化特征是个“连续性”，才导致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这“延续”下来的根本因素，不能不认为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
因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对不同的民族生存发展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在古代社会里起着的决定作用。
也由此而知《周易》哲学产生的思想性与方法性，无不与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有关。虽《周易》哲学思想是一次突破，但《周易》的诗性思维却是个连续性。
也由此而知中国哲学特性的历史成因。
也由此而知中国巫术文化延续而不能断裂的历史成因。
也由此而知中国制度文化延续，不能突破的历史成因。
中国必定要走过漫长的历史遂道，才得见制度文明。
21世纪的中国，迎来了一个转型的契机，正因内外的动力，无不推动着中国物质文明及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也由此使“三农”现象逐步的消解，也就逐步消溶掉几千年固守封建意识的最后堡垒。
由于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世界已进入“城邦”的世界，每个“城邦”都将融入世界的文化圈，已没有可设防的“城邦”王国了。
以适应“城邦”世界中的竞争与突围，由此中国人必将创造出真正代表“世界式”的文化成果。而引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真正的和谐。因为我们也有理性的传统，也有理性的哲学，并且产生了属世界第一的政治哲学，那就是《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