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
离秋天开学剩下两天了，小梅从楼上下来，在回自己办公室路上看见一位穿短袖旗袍的年轻姑娘站在教学大楼门口的阳光下，用手挡住眉上向里张望，脚下放着两个做工精致的皮箱。
小梅上前问道：“小姐，你找哪个？”
“你是学校里的先生？”那位姑娘反问道。
“是的。”
“你们学校还缺教书先生吗？”
“你想教书？”小梅用审视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她。一身旗袍是上等好料缝制的，做工细致精巧。脚上白皮凉鞋也是上等货，配上这对皮箱，说明这姑娘的家庭肯定是有钱人家的千金。从头发样式可以看出来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那姑娘开口自我介绍道：“我姓罗叫兆琪，刚从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想找一份教物理的教师工作。”
“哦，这么说你刚从成都来，千里迢迢来重庆找工作，实在太不容易了。重庆，你有亲戚吗？”
“没有，我刚到。”
“哦——”小梅不禁同情她了，当年自己孤身一人，千里迢迢来寻夫，不也是一样吗？
兆琪讲述了家中的变故：刘氏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共凑得六十八万，还完贷款和利息，还剩了不到十万。刘氏打发了三十多位仆人丫头老妈子，剩下的钱在成都春熙路东的纱帽街买了一栋木结构的瓦房住了下来。余下不到六万存在钱庄吃利息。兆琪和鹤鸣都从学校毕业了，只好出来找工作挣钱。
整个夏天她顶着毒日头拎着两只皮箱四处找工作。无论走到哪里，人家都用一种不信任加蔑视的目光审视着她，最后扔下一句话：“我们这不缺教书的。”转过身，就会说：“正正经经的女孩，哪有自己抛头露面出来找工作的，肯定不是好货。”
听完这些，小梅陪着流下了泪水。至少自己到了高家湾，晏家就认下了这个儿媳，并且成了正室，就算瑞芳琳芳已经是和丈夫先同房了，她还是后来居上。于是说道：“太阳底下晒人，先把皮箱放在我的办公室。我带你去见校长。”
兆琪跟在小梅后面上楼，这儿看看，那儿瞅瞅。发现学校里整洁有序、井井有条，显然是管理有方。
兆琪跟着小梅进了校长室，在墙边一张长藤椅坐下。两位四、五十岁主任模样人正在听写字台后面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讲话。三十多岁的男人留着平头，高额头，浓眉大眼，眸子里透着精明干练，高且直的鼻子，刮得发青的腮帮子，说话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却像钉子锤进板中实在而老成。两位主任领命而去。
见秦渝生和吕道金走了，小梅才起来走到写字台后，伏在他耳边小声介绍了兆琪的情况。
“留下吧，一个姑娘家，怪不容易的。”最后小梅恳求道。
泽元抬头看了妻子一眼，说道：“现在学校不缺人手，多一个，就多一份儿开销，我敢乱招吗？”
“泽元，我已经有五个月身孕了，过几天你不还得找人代课。与其临时现抓，不如让高中的一个老师下来，代我的课，让罗姑娘去高中教物理。”小梅双手把着他肩头，撒娇似的摇了两摇。
泽元笑笑，想想这么安排也可以，于是对小梅说：“好，好，听太太的。”
小梅冲兆琪招招手：“过来吧，校长问你呢。”
兆琪从他俩口子的言谈举止已经看出来了，所以她估计自己工作是十有八九了。于是站起来，走道写字台前，不等校长问就自报家门：“我叫罗兆琪，今年二十一周岁，刚从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想在贵校谋一份工作。”
说完双手递上毕业证、履历表。
泽元细细看看，说：“好啦，罗先生，本校决定录用你了，今年你去教高一班物理。”
“好的，我的大校长。”小梅抱住泽元，“啵”地在他脸上吻了一下。
“别闹了，太太，罗先生要笑话你的。”
兆琪把头扭到一边，偷偷的笑，心中羡慕地想道：“这俩口子多幸福呀。”
小梅过来拉住兆琪的手，说：“罗先生，走吧，去教务处叫秦主任给你排课，然后到庶务处去领上课用书本笔记。”
小梅和兆琪两个人虽然性格差异很大，可是由于年龄相仿，又都是出身名门豪族，还是谈得十分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小梅带着她办理好了学校里一切事情，然后还热情地把自己三楼租给了她住。
清晨兆琪随小梅夫妇一起到饭店吃早餐，然后再到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吃罢晚饭，泽元在学校巡查晚自习，兆琪则陪着小梅在家等他。或批改作业备课，或聊天洗衣做家务。等到九点多钟泽元从学校回来。兆琪才告辞上楼休息。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兆琪发现小梅深爱着丈夫，甚至是崇拜。闲谈时，谈到吃，小梅总是说，泽元喜欢吃这样不喜欢吃那样；讲到穿，小梅也是说，泽元喜欢穿布的，不喜欢那些好料子；谈到学校的事，小梅总是泽元要求这样要求那样，反对那些这些；谈到家中生活，泽元只求温饱就行，不求要多么有钱。
后来她又从同仁口中知道，这所新教学大楼是他想方法从刘稚龙弄来十万大洋，拆掉危楼盖起来的；又从巨商富豪手中化来巨款为教师们补发了薪水。而且近两年先生们都加了薪，这在当时的四川省是绝无仅有的。更让兆琪感兴趣的是泽元当校长是二百大洋，在大学兼课拿教授薪水也有三百大洋，生活应当很富裕，他却不抽烟不喝酒，生活十分简朴，那么多钱都哪儿去了？问小梅，小梅笑一笑：“都捐了，捐去做好事了。泽元把刘司令给的高级参议辞了，人和车都退了，他只想教书。”
最让兆琪欣慰的是，校内爱国风气很浓厚，每天早自习每个班的师生，必须在教室里唱刚刚流行的《义勇军进行曲》，喊三遍：“抗日！抗日！还我东三省！”。每间教室后面都贴有中国地图，东三省被涂成黑色，上面用白色写着“九·一八”日本占我东三省，勿忘国耻！每到星期天总有班级在先生带领下到重庆街头演抗日活报剧，或者宣讲抗日道理。
一天兆琪路过一间教室，听见泽元正在给学生上“*”课。泽元讲道：“几千年来中国的贫苦农民一直遭受封建地主残酷剥削的野蛮压迫，生活极度艰难，自己种粮吃不饱，自己织布穿不暖。最后破了产的农民只好到城市当贫苦工人。城里的工人无地种无房住，只能靠双手谋生。城里的资本家老板残酷地剥削压榨他们，他们和家人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维持生活。你们说中国现在有民生吗？没有，现在的中国根本没有实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要实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就必须叫农民打倒地主，分田分地。叫工人起来，打倒资本家，没收工厂，让工人当家作主……”
兆琪听得简直入迷了。自从罗家从首富一下跌入贫民阶层，兆琪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开始痛恨军阀官僚，痛恨社会上的不公平。
等泽元下了课，她到办公室找到泽元，说：“校长，你的课讲得真好！”
泽元还以为她在夸自己讲的高三代数呢，他不经意地回答道：“都是书本上东西，随便捣鼓几下就行了，没啥。”
“不是的，我听你的*，太生动了。”兆琪又复述了一遍，“农民佃地主的一担水田，一年只收二担谷子和一担麦子，就要交出一担谷子和半担麦子，农民只能落下一担谷子和半担麦子，连喝粥都不够。工人受尽老板和工头，一个月只能挣五、六块钱，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