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木露娜听了王婆留的话，正中下怀，正犹豫不决是否答应王婆留的要求？麻叶九怨早已急不可待，跳出来应承道：“好小子，成交。你回去把钱打到我账上，我会立即放人。”麻叶九怨看出樱木露娜不是王婆留的对手，要是这小子拔刀先发制人，早就把樱木露娜灭了。既然王婆留愿认平局，又愿意出钱赎回人质，他也乐得作成这个顺水人情。
王婆留与樱木露娜的比武对决出乎意料地以平局收场，无疾而终。
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能深深地体会着道经的有无转换，任何一个武林高手同样能深深地体会到机会的有无转换。假如你是武林高手，正身陷身被动局面，你肯定能创造机会使自己绝处逢生。主动权在王婆留手里，他一句话就改变他与樱木露娜的比武形势，让对手改变主意，并迷失方向，按他的想法办事。这比用体力搏击得到的结果更好，王婆留的处置棘手问题的办法几可称得上谈判的艺术。表面上这样让步王婆留很吃亏，但这样的结果却是他想要的。既然是他想要的的结果，他就不惜一切办法达到目的。
王婆留并不差钱，他经得起这种一掷千金的让步。
稍后，王婆留把黄金通过地下钱庄汇入麻叶九怨账中。麻叶九怨这个海贼王也爽快地把纱雪樱花和小惠释放了。
现在，王婆留全力筹钱给镰仓鬼太郎赎回他的姐姐小玉兰。他心无旁骛地与各地海商做着生意。由于大陈岛地处水陆要冲，是沟通海外与内陆的重要港口码头。王婆留和宋师道这些海盗占据这个地利，得到很多生意的信息和机会，只要王婆留愿意付出时间与精力，他赚钱的机会多得是。
我们知道自然规律决定了城市的选址，优越的地理环境又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大陈岛的在东海中的位置较好，至少相对来说，在那个时代它是最佳的贸易港口。作为东海的沟通海外与内陆的一扇大门，它拥有海商的必经之道和避风港，绵绵不绝的船只与货物运来。这一点通过大陈岛港口码头停泊的货船量也能看出一二。作为沟通东洋和西洋的中枢，水道四通八达。白昼站在大陈岛码头放眼望去，日系和阿拉伯系商旅，以及宁波帮的商船交织延绵，桅杆林立。大陈岛是这些商人进入内陆必选的中转站。故这里的旅店连成一片，三十步之内必有酒家茶寮。这种现象得益王婆留掌握大陈岛之后，他看见越来越多渔民和船队进入港口停泊，就开始建设街道和市场。于是乎大陈港飘扬的最醒目的却是他高高挂起的“王”氏的旗帜。这片“王”旗帜昭示大陈港是他的势力范围。
宁波帮商会的一帆顺风旗，篮眼睛海盗们的骷髅旗，日本浪人、武士八番大菩萨旗………甚至是佛郎哥人的旗帜也偶然出现在大陈港。各种不同颜色、图案各异的旗帜，入驻大陈岛，迎风飘扬的旗帜正意味着大陈岛的繁荣昌盛。
许多海商已经习惯把上东洋或下西洋的货物运来大陈岛，进行中转贩运。王婆留这帮海盗利用地主的便利，对本海域的熟悉度，对人脉的掌握程度，对来往的货物调配灵活，并且与海商们形成良好关系，花费的成本也大幅降低，海商们也乐意找王婆留的手下办事。王婆留的羽翼可以直接掌控这座港口城市，伸张的隐形势力范围则直接影响到整个远东。替海商囤货和保存货物是举手之劳的事情，王婆留借着底下堂口的千余兄弟，做货物装卸、搬运；做酒家，族店等等生意。他们实际上掌控大陈港的经济命脉，并源源不绝象吸血一样攫取自己的利益。
王婆留他们当然不会只坐收地利之便，收点地租和保护费就心满意足。其实算算花费的时间与人力，以及刀口舔血的代价，海盗们收地租和保护费并无多少赚头。既然王婆留他们涉足海运，远渡重洋进行贸易是迟早的事，若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只要逮住机会，王婆留他们也有冒险入海的觉悟。
机会将关照有准备的人们。上天以无比慷慨的赠予给王婆留他们送来一次赚大钱的机会。这次送给他赚钱机会的人竟然是广东人称作番鬼佬的佛郎哥人，则葡萄牙人。
明朝嘉靖年间的所谓“倭患”，乃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最早大爆发。巡抚浙江兼任福建等处海道的朱纨下令剿捕海盗，严禁通番，并催使近海居民通盗者互相告发。吃“走私饭”已成习惯的地方豪民汹汹而起，吃里扒外，纷纷与葡萄牙人勾结，上岸杀人放火，地方官不知实情，上报说是“倭寇”入侵，其实最早的盗贼们根本不是“真倭”，反而是由海而至的葡萄牙人。这些人在闽浙大掠，与日本浪人及中国海盗汪直、徐惟学等人大肆勾结，在嘉靖十九年就已经把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当作“大本营”，四处出击，杀人越货。由于时人总以“倭寇”称呼这些贼徒，反而后来很少人知道葡萄牙人是最早虐民为快的罪魁元凶。
根据明代制度，中国并不是跟任何国家都要贸易的，如果不是朝贡国就没有互市的特权。
作为真倭输出地的日本，在真倭大闹宁波后，明朝政府断绝与日本朝贡贸易关系，严禁本国货物输出日本。因而真倭在大明沿海展开的贸易，都是走私贸易。在此之前，日本要取得中国的商品，多数为朝贡往来，或者从吕宋中转。中国的商品运往吕宋，再从吕宋运到日本，不仅增加流通环节的成本，提高了商品的价格，也要多花费许多时间。显然，日本海商并不喜欢这种贸易方式，走私贸易是他们无奈的选择。作为曾经与明朝政府建立朝贡贸易关系的日本，非万不得已，绝对不会乐意使用武力要挟的方式从明朝土地取得商品。
关于中国古代与他国的贸易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但有一点原因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官方的外贸原则是厚往薄来，说白了，就是吃亏做生意，做“送人情”生意。这点是现代人不容易理解的，中国一直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对外邦一概视为蛮夷，所以便有“怀柔”“羁縻”这样的国策。外国的东西进来，我们就视为是对中国的“朝贡”，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经常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成交，还要免费招待“朝贡国”商团的吃住。这分明就是花钱买面子的亏本生意，时间一长自然也觉得有点吃不消了，因此如果不是朝贡国，就不允许通商，以节省费用。
这样，曾经与明朝政府建立朝贡贸易关系的日本海商们，当然希望以朝贡的方式与明朝政府做生意，这种包赚不赔的生意谁不喜欢？使用武力要挟的方式从明朝土地取得商品确实不是真倭的初衷！
象强盗一样不知廉耻地抢反而是与明朝政府没有朝贡贸易关系的佛郎哥人乐此不疲的作法，因为他们进行奴隶贸易，人力资源也是他们抢夺的主要商品。特别可恨的是，佛郎哥人（葡萄牙人）在放火烧杀抢劫财货之外，他们与“倭寇”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大量俘掠平民，转送海上贩卖为奴。
１５１１年，葡萄牙海军占领了１５世纪初以来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马六甲，从此使马六甲王国从朝贡贸易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马六甲王国的消失对琉球来说，也等于失去了一个南海贸易的重要据点。从这一年起，琉球船不再往来马六甲海域了。同时，葡萄牙的势力又到达爪哇、暹罗，以及逼近华南。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盘踞双屿岛的葡萄牙、日本浪人、中国海盗的据点被明军攻克，这伙贼人暂时退出浙江，逃往福建的金门(当时称浯州屿)集结，转至福建为祸。不久，即发生了在诏安附近的走马溪之战。
走马溪位于诏安县东南，里面有一个避风港，名曰东澳，大批走私海盗船常在此聚集，故此又称“贼澳”。明军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二十六日，从走马溪发兵船，进剿这批海盗。葡萄牙等盗贼先是持“鸟铳”上山阻击，但被明朝伏兵打下山去，只能逃回船上。明将卢镗亲自擂鼓督阵，指挥水军进攻，包围了七只敌船。经过激烈战斗，“生擒佛郎国王三名，倭王一名”以及其余“黑番鬼”等人共四十六名。
在明朝人的眼中，这些人“俱名黑白异形，身材长大。”可见，除葡萄牙白人外，其中还有充当他们奴隶打仗的黑人俘虏。明朝人当时很少见黑人，看见这样的人种，自然视为异形“黑番鬼”。但所谓的“佛郎机国王”和“倭王”，不过是海盗高级头目。同时，被杀海盗中还有数十名中国人。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一伙葡萄牙人在澳门靠泊，佯称是外国贡使，由于海水打湿上贡物品，希望当地官员允许他们上岸晾晒。当时在澳门有管辖权的是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他收受异宝贿银后，就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
由此，葡萄牙人在此上岸，先是搭帆布帐蓬，逐渐得寸进尺，运砖搬瓦，聚屋成落，慢慢扩大规模。临时帐蓬，逐渐成为永久居所。
其实，当时汪柏正是奉命剿海贼驻军于附近，他明明知道这伙人就是朝廷最最痛恨的“倭寇”佛郎哥人，但受人钱财要办事，便告诫他们千万别称自己是“佛郎哥”。只要有利可图，自己称作“大狗哥”或“大鸡哥”也无不可，葡萄牙人当然乐呵呵地一口应承，当时他们真的还挺低调。
不久，这些贼洋人又把中国人同伙何亚八等一伙海盗出卖了，向明军通风报信，使得汪柏一举镇压了何亚八海盗组织。为此，汪柏更觉自己离间分化得计，下令完全允许葡萄牙人留住当地。
另外一方面，这些葡国人能进献嘉靖帝拜道所用的龙涎香，平时还按照规矩缴纳税银，皆使明朝地方当局认定他们“有用”。要是得罪了佛郎哥人，佛郎哥人一怒不进贡龙涎香了，这些用龙涎香哄嘉靖高兴的官员就找不到龙涎香了。因为龙涎香产于西洋，不进行海外贸易就无法获得龙涎香。葡人个个都是行贿高手，洋烟、洋酒、甚至是洋妞，以及海外奇珍异宝不停往当地官员衙门里送，明朝地方官员们不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佛郎哥人是在大明土地行凶最狠的“倭寇”，但他们太会钻营了，而且一直低调行事，不象一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日本武士那样气势汹汹地反击。他们反而是最大的赢家！
佛郎哥人看着日本海商在大明土地获利，眼红并嫉妒，也派出船只商队进入大明沿海寻找商机。王婆留这些海盗利用他们站在当时最前沿通商口岸的地理便利，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当然先于内陆人和大明官员与当时被广东人称作番鬼佬的佛郎哥人取得联系。
跟王婆留这些海盗取得联系的人是佛郎哥人在澳门建起的远东大马公司股东之一，也是赫赫有名的南澳海贼王吴平。
海中以富为尊，谁有钱谁就获得尊重。王婆留作为新晋的海贼新贵，年轻有为，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纳入南澳海贼王吴平的视线，成为他重点拉拢和扶植的对象。
大航海时代让欧洲小国拥有了无限进取的雄心。第一个吃到甜头的当然是葡萄牙，这个毫不起眼的弹丸之国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一百多年时间里，葡萄牙的船只在惊涛骇浪的大洋深处横冲直撞，出现过迪亚士、达伽马、麦哲伦这样伟大的航海英雄。在创造历史的同时，海洋也给葡萄牙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源，冒险家与商人远涉重洋，贸易与掠夺开创了殖民新模式。
葡萄牙的模式后来还成为资本主义新秀荷兰人模仿的对象，精明的葡萄牙人将他们一百年来所积累的航海经验绘制成地图，以便他们贪婪地掠夺东方的财富，并把贸易权紧紧握在手中。就在1595年，曾追随葡萄牙人在印度生活七年的荷兰人范•林索登别有用心地泡制一本《旅行日记》，以日记的方式将航海纪录公之于众，自此葡萄牙人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了，一切都曝光了。这本日记的横空而出，如同黑夜明灯，为航海而生的海商海员开启导航的信号，同年，荷兰的船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了望见了波涛浩缈的印度洋，通往远东的冒险大门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开启。
佛郎哥人登陆中土，给闭关自守并夜郎自大的大明天朝人予强烈的视角冲击，首先进入大明天朝人视野并让他们吃尽苦头的是佛郎机铁炮！
据明人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他还讲到有通事（翻译）献手铳（早起手枪），射程百步，也是一样的武器原理。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胡宗宪还说：“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机。”这句话不错，火器由宋朝已经在战争中所用，元朝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制造工艺，只是当时没有过多重视，乱哄哄中就亡国，铳炮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元末明初朱元璋军队在不少战役中使用类似火器，效用明显，有几次成为战争中决定因素。但肯定一点的是，至正德、嘉靖年间，西洋制造方法肯定优于明朝，他们的“佛郎机”比“大将军”什么的火炮威力更大，很可能当时的西方制造工艺比明朝要先进。
然后是佛郎哥人的多帆大海船，把未见过世面的大明天朝人吓得目瞪口呆。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令自诩天朝大国的大明天朝人大开眼界。
“其船十倍戎艘，内格三层，外附铁板，铜铳金刀，精利甲于被边。”并且有如下的判断：“我之舟与器皆不及夷。”其实只要不是盲目自大，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差距所在了。
“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许，板厚二尺有咫，内施锡片。舟旁各列大铳三十余，铳中铁弹四五具，重三四十斤，舟遇之立粉。水工有黑鬼者，最善役，役可行数里。诸凡器械巧诈非诸夷可比………殆未易以中国长技敌也。”
作为明朝主流知识分子胡宗宪，他不厌其炊烦地介绍佛郎哥人的坚船利炮，可见他当时的主要对手是葡萄牙白人，而非真倭。对于倭船和真倭的武器，胡宗宪并没任何推崇或自叹不如，反而有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但对佛郎哥人的坚船利炮，胡宗宪有清醒的认识，承认大明天朝的武器与船只不如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