榻榻米的门推开了，甲贺美子走了进来，向众人鞠躬示意后她坐到首相吉田茂的旁边。
“我叫甲贺美子，甲贺县人，现在是中华军实际统帅叶奋韬先生的妻子。我和首相先生已经谈了这件事，我的先生有这个想法，准备将北方四岛还给日本。我对我先生讲话的理解是－－他说了一定会做，绝对不会反悔。但具体的条件他没有说。”
“谢谢美子小姐，我们会有相应的对策，请。”
送走了甲贺美子，屋里的讨论很热烈，各种方案层出不穷。
算帐是每个人都会的事，只是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会很不一样，关键是你想得到什么。
归还北方列岛在东北亚是首次，甚至是全球也是首次使用，这就给价格谈判带来了棘手的问题：没有可参考的价格，却又必须尽可能地得到这个巨大的蛋糕。
但会议很快达成一致，只要不是有损国体的条件都是可以接受的，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
一句话，只要不动摇日本国体，任何条件都是可以考虑的。
为此，吉田茂安排了专门的人员查阅并复印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可以接受的合理方案
。
这次谈判还没开始，日本人都做了这样横向或纵向的各种比较，这样不仅给己方谈判时提供了侧重点、思路和数据，而且有助于日方在信息不对称的劣势情况下夺回谈判的主动权，对尽可能的压低条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些说明了日方谈判团队对谈判准备的充分程度，他们也深知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和不打无准备之仗的道理。
剩下的事情就是尽快找到可以接触的渠道，然后和中国方面比较有分量的人直接接触。
很快，关于尚进勇这个中华军的二号人物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尚进勇给甲贺光一带来的东西对甲贺光一来讲是及时的。
500支冲锋枪
50支狙击步枪
10000支自动手枪
50支火箭筒
50000枚手雷
50辆吉普
20部电台
200部步话机
200万美元和1亿3000万日元的现金
加上充足的弹药，对于活动在城市的黑帮来说有些不敢想象。
日本内阁首相吉田茂秘密宣布，由9名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非官方组织－－北方列岛恳谈会成立。
该恳谈会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将于今年制定的日本关于北方列岛的对策研究和准备对中国方面的谈判。
恳谈会的主席为日本东京电力会长胜保恒久。
其他八人分别为庆应大学教授青木节子
。
早稻田大学教授植木千可子。
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
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
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
前日本驻美国大使加藤良三。
防卫事务副官佐藤谦。
防卫厅统合幕僚会议议长竹河内捷次。
无休止的私人宴请搞的尚进勇整天在云雾之中。当然，总有一天会进入正题。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列强的侵略、残害，很多国家都侵略过我们，欺负过我们，但是日本是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的，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最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胜保先生，应该怎么表达这个事情，给历史一个正确的评价吧。”
这就涉及到了最重要的问题了－－日本对侵华战争如何表述。
尚进勇坚持，首先得明确那场战争的性质是你侵略了我，这是谈判的前提。如果日方觉得自己理亏，但又不想接受中华军的表达方式，这样就谈不下去了。
酒一直喝到凌晨两点多，胜保恒久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他说：“尚先生，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难了！”他开了个玩笑：“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这个条子是手写的，肯定不是下面人起草的。
这样，这个谈判很困难了。
尚进勇说道：“我们俩同龄，我们是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叶先生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
关于战争责任的措词叶奋韬和尚进勇已经反复研究了，于是尚进勇就说：“胜保先生，我建议我们明天再谈，今天已经很晚了。”
转天的晚上，又举行了盛大的酒会，晚宴的气氛很好。
尚进勇也拿出一张用日文写的纸递给胜保恒久，胜保恒久看后脸色大变，连忙鞠躬告辞。
尚进勇追上去，又把胜保恒久拉下来，他说：“请你向天皇陛下问好。”
天皇陛下，出自尚进勇之口。二战结束以后，天皇是一个禁语，因为他是发动战争的一个象征。但是从尚进勇口中说出来，那就是承认他的存在和权威。
当时旁边听到的人也很吃惊，这说明了中华军对于日本的国体采取了承认的态度。
后来日本报纸反应非常强烈，说只有中华军才有这种的气度，才能在这种场合讲这样得体的话。
有一个日本著名报纸讲，如果说做民调的话，这一句话至少可以多争取10％的民调支持中国，就这一句话。
那个纸条的内容是－－日本政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表示深深的道歉和悔悟，以往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真诚希望中国人民的宽恕，我们会写进教科书以便让后代永远牢记。
这让日本政府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对日本侵华战争有一个明确的态度问题，北方四岛包括其他岛屿，中华军是不会归还日本的。
首相召开的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也已经很深了，屋里还是灯火通明，不时传来与往常不同的大声说话的声音。
日本社会对二次大战的认识是很对立的，一端是死心塌地地拥护战争，另一端则是彻底反省战争，承担加害责任。
这两端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无限大，由于无法统一自身的历史认识，当面对中国以及亚洲受害国的时候，日本发出的信息往往是模糊和自相矛盾的。
中华军实际上让日本政府表述的恰恰是取其一端，否其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