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冬至翌年初，在吃光了波美拉尼亚剩余的粮秣以后，古斯塔夫-阿道夫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其补给基地。由于炮兵离开了河流无法行动，他能够选择的路线只有两条：或者向西和西南前往易北河，或者沿奥德河南进。
他试图走第一条路线，但失败了，于是又出发夺取勃兰登堡，从而又多了一个补给地域。
这时，这位瑞典国王本应前往支援马格德堡，因为该城居民在他的诺言鼓动下，掀起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叛乱，但是，他拿不下科斯钦和斯潘道，就无法前往马格德堡，因为那两个城市分别扼守着瓦尔塔河与奥德河、斯普里河与哈韦尔河的会合处。
要控制这几条极为重要的河流，必须同选帝侯乔治·威廉谈判。及至他通过谈判控制了上述河流，马格德堡却已陷落。
此时，距瑞典国王在匹内蒙德登陆已近一年，在这段时间内，他同所有其他军队一样，也是依靠就地取给生活。
7月18日，他从维尔本营地写信给他的首相奥克森斯梯尔纳说：“我们曾一再将我军的处境通知您，我们全军，都生活在极端的贫穷、困苦和混乱之中，所有仆役均已离开我们，我们被迫靠着毁灭和破坏我们周围地域的一切来进行战争
。此刻正是这样，因为除了士兵所能抢到的东西外，我们已别无一物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在另一封信中，他说：“首相先生。虽然是您亲自建议每月给我们发送10万塔勒 ……但近四个月来，军队连一文钱也没有收到……我们只能靠从城镇榨取的一点面包来养活士兵，但这也是有限度的。对骑兵已无法约束……他们完全靠野蛮的抢劫维持生活。因此，一切都被毁掉了，在城镇和乡村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供士兵食用。”
的确，这正是需要再一次扩大军队基地地域的关键时刻。
9月，布莱吞费尔德大捷为此开辟了道路。
打败梯里之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又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线，他可以继续沿奥德河行进，从战略上看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敌人的权力中心维也纳就在其东南方向，但他也可以向莱茵河进军，这第二条路线更便于炮兵行动。
更重要的是，走这条路线，瑞典人就不是进入波希米亚的荒凉山区，而是进入日耳曼最富裕的部分，结果，后勤方面的考虑又一次被置于战略之上。
到11月，瑞典人已经到达美因兹附近，他们用3个月的时间占有了日耳曼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姑不论其他好处，单看军队的物质状况，直到它的军容，就可以知道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一群侵扰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乞丐，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支富裕的、配备齐全的部队。当然，这是靠了对沿途城镇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对各地的祭司和犹太人强征高额特别税才实现的。
1631年的冬季是在维尔次堡-法兰克福-美因兹地区渡过的。此时，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已有10万余人，在准备下一个战局时，他希望将军队人数增加一倍。
尽管他的军队现在已能利用半个日耳曼的资源，但是，很明显，如果不进行一些新的征服，要维持这样庞大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地理条件又一次决定了行军方向。
瑞典人沿多瑙河东进，渡过累赫河，开始在巴伐利亚境内进行敲榨勒索
。但是，夏季还未过完他们已经认识到，就连在纽伦堡和奥格斯堡这样的城市榨取的巨额款项也是不够用的，为了防止瓦解，军队不得不继续沿多瑙河飞进。
向维也纳的进军刚刚开始，就传闻华伦斯坦大军开出波希米亚，侵扰下萨克森地区，威胁着瑞典人至波罗的海的交通线，这次进军即被打断。
事实上古斯塔夫-阿道夫确已远离后方基地数百英里，他对此感到焦虑，对他来说，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少见的，因而他离开多瑙华斯，经过一番行军和反向行军，到达纽伦堡附近的富尔特，在此安营扎寨。
随后的两个月，军队即停留此处。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互相对峙，双方都想尽力坚持，使对方饿垮。结果证明，华伦斯坦更能适应这种行动。
9月初，瑞典国王被迫转入无明确目的的行军，但华伦斯坦的部队。虽然刚刚在阿尔特费斯特赢得了对瑞典人的第一次胜利，也已饥病交加，无法进行追击，这一事实很能说明17世纪补给工作的水平。
回到多瑙河后，古斯塔夫-阿道夫继续其东进巴伐利亚的艰苦行军。
10月，他同瑞典的交通线再一次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他带领两万人进军瑙姆堡，以夺取哈里渡口，用27天走了270英里。在这位瑞典国王的所有各次战略行军中，只有这一次他甚至接近了拿破仑的效能，但这是在撤退时完成的，而且经过的地区都是已经占领并已派兵把守的。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军事史上的地位，首先是由于他在战术技术方面的创新而获得的。
但是，除开那些以5路、甚至7路大军向维也纳实施向心进军的大得不着边际的梦想以外，他的战略，与其说超过了，不如说代表着他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他并非有意地利用其比较精干的野战军自由地流动，而是不能够长时间地停留在一地，他为补给制度所迫，或者说为缺乏补给制度所迫，只能看他的人马的肚子要求何时转移，就在何时转移，要求向哪里进军，就向哪里进军。
如果碰到一位当代的君王，瑞典国王很可能对他说，统率大军的并非是他自己，而是给养和饲料，然而，到了下一代，人们就开始致力于使战略摆脱其对后勤的这种特殊依赖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