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乌拉尔山脉叶卡捷琳堡主要战斗接近结束的时候，乌拉尔联邦总统吴曼斯基从叶奋韬那里重新返回首都新西伯利亚，他发现他的一位主要参谋军官、他的卫队的指挥官欧格恩-多尔曼上校也和他一样，对乌拉尔联邦的未来表示忧虑。
多尔曼上校仪表堂堂，老于世故，说话尖刻，对他的朋友来说，他是个颇有头脑的人，可对他的敌人来说，他非常恶毒。
他的父亲是德国人，一个逃亡的贵族后裔，因此，他在德国无论是社会上或者在知识界里，他都有很多联系，他还多次同德国汉堡市政府驻中华军的代表鲁道夫-拉恩谈论过未来乌拉尔联邦的设想。
两年以前，当拉恩还在中华军控制区上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他们三个人相信，如果苏联的抵抗力量一旦弱下来的话，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民族游击队将会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府，他们将和乌拉尔山脉西边的蠢蠢欲动的想从苏联独立的分子以及南面的中亚民族分子一起，搞成一条宽广的混乱地带，并将一直延伸到整个中东，唯一的办法是设法让苏联部队明明确确地停战，只有这样，才能使新的乌拉尔联邦有时间在后方巩固政权。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多尔曼上校承认，他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感到厌烦，他还觉得，谁也没有能够同苏军接触一下，这是非常愚蠢的，这种不谨慎的谈话本来是会使计划失败的，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
就在多尔曼上校讲话的时候，一位名叫吉多-齐默哥特的苏联内务部中校情报主管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幸运的是，齐默哥特中校说他也感觉到战争苏联已经打输了，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愿意制止无谓的死亡和破坏，他断言说，假如多尔曼上校走上这条道路的话，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会跟他走的。
当然，在场的人都知道他代表了什么。
齐默哥特中校想认识一下能够充当中间人的那个人：意大利的路易吉-帕尔里利男爵。
男爵过去曾经是意大利纳什－凯尔文纳特投资公司的成员，这一公司是一家持有巨额资金的投资公司，看起来默默无闻，但能量惊人，男爵也是米兰的一位工业家的女婿。
齐默哥特中校听到过一些关于帕尔里利男爵的传说：帕尔里利男爵联系犹太人列宁帮助过意大利的犹太人离开他们的国家。
他秘密见了男爵，并把多尔曼上校的话告诉了他，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齐默哥特中校的解释，只有乌曼斯基才能使形势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他作为乌拉尔联邦总统和叶奋韬的儿女亲家，有可能停下战争。
帕尔里利男爵被说服了，他答应帮他们的忙。
1952年11月21日，他乘火车到瑞士的苏黎世去会见他的老朋友马克斯-胡斯曼博士，胡斯曼博士是楚格尔贝格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的校长。
胡斯曼博士的态度很和蔼，但是，他不相信这样大的战争会停下来，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他的朋友马克斯-魏贝尔少校打了电话。
魏贝尔少校是一位45岁的职业军官，他曾经在巴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大学里上过学，并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看来，胡斯曼博士找不出比魏贝尔少校更理想的人选来支持他的计划了。
魏贝尔少校是一位精明绝伦的瑞士军队的军官，他能设法安排中华军，乌拉尔联邦和苏联的谈判者秘密地来到瑞士，他还认识艾伦-杜勒夫，杜勒夫是一位神秘人物，人们通常把他看作是中华军实际领导人叶奋韬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早在1945年10月，杜勒夫就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开设了一个小公司，并使用了乐福国际贸易公司这一泛泛的含糊其词的称号，然而，瑞士的报界却不顾他的否认，坚持称他为中华军在瑞士的特别代表。
事实上，他的使命既不是象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也不是瑞士人所想象的那样，他是兰黎明掌管的中华军二战期间最终救命资产在瑞士的代表。
杜勒夫是一位长老会神甫的儿子，他曾经同他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夫一起在法律界做过事，他二人由于犹太身份逃出德国滞留中国期间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在天津被叶奋韬所救。
杜勒夫身材肥胖，态度友好，无拘无束，穿粗花呢衣服，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好象一位人们邀请来讲课的秉性安闲的教授。
可是，他热衷于收集政治情报，而且最叫他感到快慰的，无庸置疑是从后厅出入饭馆，或者是在一席晚餐正在进行的时候神秘地消失。
在胡斯曼博士给他打电话的第二天，11月22日，魏贝尔少校邀请杜勒夫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罗-格韦尔尼茨共进晚餐，并对他们说，他的两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们讨论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将使他和他们同样地感到有兴趣。
“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将在晚饭后把他们介绍给你们两位。”他说道。
很显然，杜勒夫不能马上亲自出场，他建议首先由他的助理去会晤两位朋友。
格韦尔尼茨是个美男子，举止彬彬有礼，在他的身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的父亲格哈德-舒尔策-格韦尔尼茨教授是德国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
老格韦尔尼茨在西德新政府上台之后，是议会的议员，他参加过临时宪法草案的制订工作，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他在政界的朋友一起，为反对苏联的联盟的形成而努力。
他认为，这一联盟是拯救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最后一篇著作是对施彭格勒的《西方的衰落》的回答。
小格韦尔尼茨曾经在法兰克福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动身到美国纽约去，在那儿，他从事国际上的银行交易工作，并成为美国公民，在柏林被分割之后，他便将他父亲的思想付诸于实践。
他明白，他的任务是使苏联反斯大林分子同西方政府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某些反斯大林分子领袖已经同他认识了，并对他寄予信任。
反过来，他也懂得，如果他能说服杜勒夫相信这些人的诚意的话，那么，在推翻斯大林政权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早日结束战争方面，将迈出很大的一步。
就在杜勒夫来到伯尔尼的时候，他要求格韦尔尼茨为他工作，渐渐地，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密切。
帕尔里利男爵向格韦尔尼茨谈到了中苏战争的局势，格韦尔尼茨听着，他很有礼貌，但心中疑虑重重：这太不能令人相信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如果帕尔里利还有具体的提议的话，他准备再同他会晤一次。
帕尔里利男爵问格韦尔尼茨，他本人或他的一位同事是否有兴趣直接会见齐默哥特中校或者多尔曼上校。
“可以这么干，”格韦尔尼茨回答道。
会面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