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15日，两位少将从意大利入境并出发到瑞士边境去，他们是中华军情报总局的副局长名剑青和西伯利亚人特伦斯-艾尔斯基，后者也是乌拉尔联邦情报机关的头子。
他们伪装成两个意大利的志愿人员，但是他们穿的却是便服，他们的任务是去同沃尔夫将军会见，并商定全面停战谈判的最后方式。
在瑞士海关，由于预先的准备，名剑青少将令人满意地回答了种种提问，可艾尔斯基少将对意大利却了解甚少，幸运的是，这一点并未被人们发觉，魏贝尔少校事先已经命令边防部队放两位隐匿姓名和身份的将军入境，不用对他们的回答有所疑虑。
他们由杜勒夫陪伴，在伯尔尼度过了两天，然后被带到卢塞恩，在那儿，魏贝尔少校告诉他们，他刚刚得到来自东德的令人兴奋的消息：朱可夫元帅的中苏战争前线的职务已由科涅夫元帅接替，尽管如此，沃尔夫将军还是按预定的方案动身到瑞士来会见了那两位将军。
格韦尔尼茨把将军们领到阿斯科纳，那是马热尔湖畔靠近洛迦诺的一个小村子，他把他们安顿在他的家里，他的家就在一座古老的风景优美的农庄里，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客人来接待。
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即3月19日那天，格韦尔尼茨告诉他们，沃尔夫将军已经和随行人员一起来了，目前，沃尔夫将军就住在湖边的一幢房子里。
苏联内务部队的将军同杜勒夫、名剑青、艾尔斯基和格韦尔尼茨的会谈是在那天下午3点钟开始的，湖边的小屋子里没有任何其他的人。
格韦尔尼茨充当翻译，有时候也插话以便使谈判顺利进行，杜勒夫说，他很高兴地看到一位苏联的将军在谈判时不提出什么个人的要求。
沃尔夫将军对这番话表示赞赏，但是他指出，为了现实一点，人们可以预料，驻苏联各地的政委和最高军事指挥官可能对这整个行动计划构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危险。
贝利亚接到了沃尔夫将军的电报，他急于尽早见到科涅夫元帅，以便说服他同意就在中苏战线达成一个类似的协议而举行谈判。
他想，最好要求科涅夫元帅痛痛快快地批准在战线的停火，那样的话，科涅夫元帅就可以秘密地敦促其他苏军高级领导人支持停战。
在阳台上，格韦尔尼茨把沃尔夫将军拉到一边问他：在苏联的集中营里关押了多少外国政治犯？沃尔夫将军估计，各种不同国籍的政治犯有好几千人。
“已经有命令下来，要杀死他们。”他说道。
“那您服从不服从这些命令？”
沃尔夫将军在阳台上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在格韦尔尼茨面前停了下来。
“不！”他回答说。
“您能不能向我保证这一点？”
沃尔夫将军握住格韦尔尼茨的手。
“能！您相信我好了。”
就在同一天，有关和平谈判的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在战线传了开来，在新西伯利亚的中华军前线总部，人们开始有点相信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姚水明打电话给孙志武，张救国，齐文强，雷鸣，张勇，告诉他们立即飞往阿斯塔纳，王梅想在那里和王胜强一起会见他们。
中亚方面的中华军指挥官盛建文上将由于被强制退役，其职务由雷鸣上将代理。
所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新的军事会议，是为了向伏尔加河大举进攻，他们将把盛建文上将没能实施的行动加以实现。
自从字谜行动开始筹划起，美英驻中华军首席联络官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就这件事被中华军的首席谈判代表包家恩有意的透露，从一开始，这位实际的外交部长就坚决要求派一位欧美代表陪同名剑青和艾尔斯基去瑞士。
但是，叶奋韬通知他说，我们肯定不会让西方国家的人在参加这样性质的行动。
叶奋韬认为，这次，如果我们答应西方国家去人的话，那将被他们认为是西方的软弱的表示，他们今后会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于是，不让西方国家的任何人出席在瑞士阿斯科纳举行的历史性的会见。
两个月以后，包家恩把阿斯科纳会谈的结果告诉西方人。西方的反应是迅速而激烈的。
几小时以后，克拉克-克尔有了一封回信，回信的措辞是外交官们很少使用的，毫无疑问，鉴于西方联盟在东欧的目标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们感到非常气愤，他指责中华军背着他们同苏联人勾结，而西方世界则是担负了反苏战争的全部的重担的。
他写道，整个这件事情并不是一次误会，而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
哈里曼把消息转到了华盛顿，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迫使杜鲁门对中华军采取更为坚决的立场。
哈里曼在电报里指出，这一事件是挑衅性的，它证明中华军的领导人自从租借法案重新实施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策略。
他接着说道，我想，中华军的傲慢的词句表明了中华军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迄今为止，我们对这种态度还只是怀疑而己，我曾经预感到，这种志度或早或晚会造成一种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局势。
因此，我建议，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坚持我们以往所采取的合情合理和宽宏大量的立场，并要为此用坚决然而友好的措辞通知中华军的领导核心。
就其个人而言，哈里曼理解为什么杜鲁门会批准美国和中华军的秘密协议，假如他当时就打算这么快地推翻这些协议的话。
首先，苏联***主席团的某些成员曾经指责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作了太多的让步，而美国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持同样的看法。
其次，斯大林本人也变得越来越怀疑一切事情和所有的人，当他获悉二战末期美国飞行员秘密地把一些苏联公民带出苏联的时候，他便大声叫嚷起来，说这是美国的一项正式阴谋的一部分。
在斯大林的晚年，他开始怀疑所有的人，每当他的重臣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安然无恙地从里面出来，回去和家人团聚，这种日子让人没法过下去。
斯大林在雅尔塔曾真地相信过，苏联红军将会被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人民当作解放者来欢迎，今天已很清楚，卢布林领导下的波兰人不会通过自由选举把波兰拱手交给斯大林，而在巴尔干国家，人们更多地把苏联人看成是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于这样由于战争越看来越虚弱的苏联，整个西德和整个西方世界得到了看起来长时间的安全。
同时，他也知道，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苏联政治的主要力量已从外交部转移到强有力的主管经济的各部和秘密警察的手中，前者忙于从东欧经济中得到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好处，而后者则是隶属于苏联政治局的，而政治局则正在加强苏联对占领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