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在截至1952年的进攻中，中华军的南北夹击的进攻意图仍在实施当中，因为孙志武上将指挥的两路共8个装甲旅和2个预备队装甲旅此时已开始将防区内的苏军向着叶尼塞河以西驱赶，雷鸣上将和张勇上将共6个装甲旅也开始向里海东岸宽达200公里的战线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突击队也已经占领乌法，陆军的连续行动使得伍思想上将再也坐不住了，他不断向兰黎明总参谋长抱怨，最后，兰黎明总参谋长不得不直接见王胜强上将，向他阐述全线出击方案的弊端，将之形容为疯狂的行动。
同时，他向叶奋韬表示，对于王胜强而言，身兼中乌盟军最高司令官和陆军总司令的双重职务负担过重，兰黎明还认为，乌拉尔联邦的军队应当保留2个集团军，而不是目前的3个集团军。
乌曼斯基总统希望自己人能够独立担任中乌盟军一个方向战役集群的指挥官，但叶奋韬认为一个战略方向的指挥官一职应当由中华军担任，而不应由乌拉尔联邦的人来担任，因为在战场上中华军占据着绝对优势，除此之外，两人的想法几乎完全一致。
与此同时，兰黎明总参谋长一直在采取措施试图解决中华军的陆军和空军在进攻方案上存在的分歧，为此，他于1950年10月7日在满洲里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但是在会议上并没有能够说服伍思想上将，海大江上将接受全线进攻、拖垮苏军的作战方案。
事后看，从中华军为战役所做的准备或者说根本没有准备苏军大规模准备的角度讲，这种争论非常重要，因为它显示出中华军对于1952-1953年年底前的形势进行判断的思路和方法。
虽然在以何种方式赢得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中乌盟军从来没有动摇过赢得这场战争的信心，中乌盟军所有想法都建立在他们不会输掉这场战争的基础之上，乌曼斯基和叶奋韬这两个儿女亲家所担心的问题是怎样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时间赢得这场战争。
在1952年底，许多人已经开始认为苏军此刻在乌拉尔山脉一线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但不容忽视的是，苏军此时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实际上，在1952年4月份开始的进攻中，中华军可以明显感受到苏军的实力，在开始为期3个月的战斗中，中华军和乌拉尔联邦的军队伤亡高达12.5万人。
从德军的顽强抵抗中似乎可以找出一些积极信息，但中乌盟军高级指挥官们却认为，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将给战线过长的中乌盟军带来更大的损失。
此后的战事表明，这些看法虽然过于悲观，但并非没有任何根据。
在中乌盟国前线最高司令部，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尼思-斯特朗少将指出，按照目前战争的进展，每隔几天苏军就要损失一个师的兵力，面对这样的损失，苏军被迫将战略预备队调往前线，随时准备增援不同地方的战斗。
这种火并意味着苏军预备队被迫陷入一场持续的消耗战，为了守住各个战略要点，苏军四处调动，得不到一丝喘息，从一定程度上讲，苏军由于疲惫不堪，战斗力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
此外，其他一些迹象也显示，苏军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1953年夏天，中乌盟军对乌法附近的进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有力的反击，这与以往苏军的战斗作风大不相同。
因此，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尼思-斯特朗少将断言，苏军战斗力已经遭到明显的削弱，情报官员们还预测，在中乌盟军现有的打击力度之下，苏军下一步将会出现大规模的投降现象，因此，中乌盟军当务之急就是解决战俘的后勤保障问题，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判断居然来自一名以悲观主义而著称的情报官。
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尼思-斯特朗少将是中乌盟军前线首席情报官，他在二战期间曾在英国军队服役，但是通过一些事情，肯尼思-斯特朗少将认识到自己在军队的发展前景很渺茫，最终退出现役。
肯尼思-斯特朗少将离开军队后的事业进展很顺利，不过仍然保留着预备役的职务。
在情报工作方面，肯尼思-斯特朗少将曾经是一名专业人士，他的升迁一直同乌拉尔联邦现在的陆军总司令里克特-萨尔曼将军的升迁息息相关。
在中华军和乌拉尔联邦联合指挥这种背景下，由于乌拉尔联邦总参谋部对孙志武上将的北路攻击群有成见，所以在情报系统内部也产生了矛盾。
乌曼斯基直截了当地指出，肯尼思-斯特朗少将是一名资深情报官员，而中华军情报总局军事情报处的首席情报官温赛伯少将却是专业炮兵出身，为尽力避免两个情报部门之间产生任何分歧和误解，但充分的证据显示，这两个情报单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
就像乌拉尔联邦军队对于他们的新任陆军总司令没有多大好感一样，中华军情报总局军事情报处对乌拉尔联邦的同行们也心存芥蒂，他们逐渐把肯尼思-斯特朗少将看成是一位极端消极主义者，因为肯尼思-斯特朗少将始终倾向于认为苏军在没有调动东欧驻军的情况下，仍有上百万精锐军队部署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之间，自然，这种看法有悖于大多数人的判断。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肯尼思-斯特朗少将根本不了解基本情况，认为他忽视了大战过后苏军在后方忙于重组部队的可能性，甚至忽略了苏军这几个集团军由于伤亡惨重已被临时取消了番号的可能性。
尽管英美传来的情报曾提供了苏军在东欧仍然部署有重兵并没有任何调动情况的报告，但并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当时存在的问题是，中华军的情报官们一直认为肯尼思-斯特朗少将过于谨慎，他所提供的有关苏军陈兵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之间的报告可能是杞人忧天，所以中华军前线指挥官一直对他的评估报告不予重视。
如果中华军和乌拉尔联邦情报部门之间有着充分交流的话，这种情报系统内部的互不信任现象也许就会消除，但很显然，问题并没有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肯尼思-斯特朗少将和他的同事们与孙志武上将和盛建文上将指挥的部队之间的联系比与中华军总参谋部的联系还要低下，虽然从指挥层面上讲，这样也无可厚非，但前线的情报交流不畅也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情报之间存在分歧，并且肯尼思-斯特朗少将对战局也充满了悲观看法，但这两个部门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存在一致的看法。
例如，他们都不认为苏军会在这一地区发起大规模攻击，因为当时的战局对中乌盟军有利，而且乌拉尔城到叶尼塞河之间的广大地区虽然对苏联人来说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毕竟，任何一支即将溃败的军队都不会向一个刚刚进入俄罗斯冬季进入拉锯战的地区发起攻击。
虽然这种观点不是空穴来风，但中乌盟军前线司令部还是将目光投向了这一地区，所有人清楚地知道前线兵力薄弱，兰黎明上将时常提到苏军反攻的危险，尤其认为苏军会将反攻地点选择在乌法周围地区。
怀有此种忧虑的人还包括孙志武上将和担负守卫防线指挥任务的张救国上将，张救国上将对他的3个装甲旅在前线的部署不太满意，认为前线的战线拉得过长，很容易造成空隙，为此，在乌法战线进入冬季以后命令部队收缩了20公里并构筑了野战工事。
所有人根据对苏军的现状判断，认为苏军在乌拉尔城到中亚方面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乌盟军在这一带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