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长与军种军事长官会议共同负责指导我们这些军种总司令制订战略的机构的实际工作，的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防部的指导通常是含糊不清的，但这个缺点未必是关键性的障碍，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在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中，可以找到支持几乎所有的军事计划的字眼。
因此，国防部有足够的灵活余地，可以草拟自己的国家军事计划，以便向各军种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但是，要拟制这样一个文件，首先必须解决多少年来一直搁在国防部中的悬而未决的一些基本争端。
会议内部的意见分歧，往往成为批评我们制订战略方面缺点的重要目标，实际上，这些分歧是疾病的基本症候，而不是疾病本身，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使军种总司令们经常发生意见分歧的更为基本的争端所引起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国防部长要求我们说明这些基本分歧并把这些分歧提交他作出决定之前，是决不能避免分歧和彻底地整顿国防机构的，现在，让我列举一些在制定有效的国家军事计划中所必需特别解决的问题。
战略方面的各种争论主要是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我称之为灵活反应战略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自从大规模报复战略在1956年被接受为正式的官方政策并在迄今为止的国防预算中得到忠实执行以来，虽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中，有一些辞句鼓励了一些人反对这一战略，但是，我们已经为它花费了许多人民币。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国家几位主要领导人愿意把灵活反应的战略斥为异教，并把支持它的人逐出殿堂，反抗的号手一直可以吹出不一致的音调，结果，这种根本分歧不断地使会议的意见分歧，并且成了引起该机构内部的许多冲突的基本原因。
对原子武器的依赖程度与这个基本分歧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政府毫不含糊地允许军方使用原子武器，其所需要的武装部队的数量、编制和装备显然就将与政府没有明确允许军方使用原子武器的情况有所不同。
到目前为止，各军种从未接到过任何明确的文件，可以允许它们充满信心地计划使用或限制使用原子武器，尤其没有接到过在有限战争中应否使用原子武器的明确指示：在这种战争中，各军种必须就政治领导人认为何时决定使用原子武器才符合国家的目标一事进行猜测。
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空军以及海军实际上已经取消了进行持续的常规战争的能力，而陆军则竭力保持所谓既应付大战，又应付有限战争的能力。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关于大战和有限战争定义上的争论，在这些争论的后面，存在着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国是否会进行一次完全使用常规武器的大战？尤其是，当我们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时，我们是否会一开始就毫无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或者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至少在战争的初期，将不诉诸于原子武器？
在这些问题上，虽然会议不能作出决定，因为它们远远超过纯军事范围内的问题，但它能够，而且应该，提出推动决策机构工作的建议，而决策过程最后由总统完成之。
另一个必须解决的基本争端是关于各种所谓专职部队，即原子报复部队、大陆防空部队、海外驻军、有限战争部队等等的数量和组织，这类部队需要多大的数量才能满足需要呢？
早在1957年，我就要求我的新参谋长责成会议提出切实可行的、衡量我们作战部队需要量的标准，总参谋长海大江海军上将、外交部长包家恩先生及其他人反对这一行动，他们说，这种军事问题不能进行科学的或技术的分析，不能估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这种反对意见被接受了，所以，直到今天，各种专职军队的数量与组织还没有一致的标准，这种情况说明，国防部在没有设计蓝图、设计模型和一致同意的安全系数的情况下就开始确立国家防御机构。
会议如不首先解决衡量各种作战部队数量标准这个基本的问题，就决不可能得出国家安全所需的部队的数量，这些标准就是为防御计划提供巩固基础所需的积木。
关于新武器体系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一些特殊问题，使会议大伤脑筋，会议经常被要求在新武器投入生产前几年，就向国防部长提出关于各军种应当采购的数量和类型的建议。
由于新武器的研究和发展往往由一个军种负责，因此在讨论这种武器的未来用途时，该军种就可能成为它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其它军种的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很可能对发展这种新武器的要求产生怀疑，并且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这种武器将来所需要的国防经费。
这样陆军和海军就一直对空军的无人驾驶截击机泼冷水，同样，空军和海军也对陆军的新型反导弹导弹的前途表示寒心。
这种态度并不纯粹是由于军种间的偏见或争取创造者的光荣所引起的，要在新式武器制造者的夸大性宣传和其真情实况之间作出区别，是困难的，任何一个军中的几位主要军事长官都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检查各种武器倡议者的论点。
尽管如此，他通常仍须在这种武器问世前或早在它准备投入生产和使用之前，表明自己对它的前途和对它的依靠程度的看法。
这就是国防部长能比会议更好地作出裁决的地方，这里涉及的大都是科学及工程方面的问题，因此，可以让有关军种的军外文职专家去考虑。
国防部长如能负责决定对新武器体系技术上的依赖程度，他就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军种总司令。副总司令或者参谋长只需回答一些军事上的问题。例如，国防部长在与公正无私的专家讨论后，若能对反导弹导弹在技术上的可靠性和达到它的设计要求的时间，提出看法，那么，会议就能轻而易举地确定这种武器是否需要，以及如果需要时，在一定时期内的需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