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着对他的指责。
不敢马虎对方。周守岁只要到跃进，必定来看他，还有两次是专程来看他，怎奈无缘，次次扑空。只能解释忙，没有分身之术。地委要求蹲点干部一半时间住在点上，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做不到。不是他一个人没有做到，所有住点干部都无法做到。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八十年代，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五六十年代的作法；时间在变，政策在变，马上就要分田到户，如何同吃、同住、同劳动？就连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包括农民也不赞成。同吃、同住、同劳动只会增加农民负担，还不如给一点钱来得实惠。“达成共识”后“住点”就成了变相“给钱”。钱掌握在大队、生产队干部手中，有良心的为农民办一点实事，譬如修路、修渠，没有良心的干脆自己花销。广播局没有钱但有物资，有物资也是一样，所以年年都是支农先进单位，黎明保是地委表彰的先进个人。
“黎局长，我接受批评，以后多深入基层。”周守岁先把责任揽过来，以免节外生枝，“这次我是顺道来看熊文斗……”
熊文斗是什么人？
听完解释后黎明保马上表态：“把熊文斗给我，地区广电局正在着手建昌州电视台，缺的就是写稿记者。”
地区比公社庙大，当然可以让贤。
“就这样定了。”黎明保说完开怀大笑。
八
余兴林正在为一对农村青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熊文斗缩手缩脚地走到他跟前，胆怯地问：“同志，是谁找我……”由于紧张，后边的话被噎住。
莫名其妙，谁找你你就找谁？
熊文斗愣了十秒钟，见没有下文便知趣地走开。
既然是通知开会，那么就找会议室。
找到会议室，却空无一人。怪事，是搞错了对象还是戏弄人？猛抬头，发现“广播站”牌子，顿时有了主见。
广播站只有一间办公室，确切地说是半间，另一半是广播员的闺房。
房门虚掩，熊文斗探进半个脑袋。
没有人，只有一张桌子和桌上的广播器材。正欲离开，里边房间似有动静，于是喊了声“有人吗？”
话落，门开，人现。
“是你通知我开会吗？”熊文斗问。
“你是……”对方想起来，“你是熊文斗？”
熊文斗点了头。
“是余秘书找你。”对方说。稍后觉得面熟，问他是不是跃进大队的人。得到肯定后对方自我介绍，说她也是跃进人，叫童允玉，现任地公社广播员。进而想到他们还是学友，好像她高他一届。
不错，正是学友。童允玉是大队支书童方军的女儿。读高二时，公社成立广播站，童方军得知消息后马上想到女儿，找周守岁将女儿安排到广播站当了播音员。虽然只隔半年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还可以参加高考，但是不后悔，如其落榜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实践证明辍学是上策，等到毕业就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其他大队支书行动慢了半拍，得到消息后位置被童允玉占去，想竞争也没有机会，只能佩服童方军聪明过人。
虽然广播员也是农民，但是有转正机会，不会做一辈子临时工。
“知不知道是什么事？”熊文斗试探地问。
“还问这些，通知你开会时挨了老秀才的批评，他说我没有文化，把你的名字念错了……对了，你的最后一个字是念‘斗争’的‘斗’字还是念‘北斗星’的‘斗’字？”她问。
老秀才指余兴林。
“北斗星的‘斗’字。”熊文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