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同生说得十分绝对，没有不相信之理。
果真如此，还真找到原稿，不过是打印件，连信封上的收信人地址也是印刷体，是从报纸剪下来的字粘贴在上面。
“谁说线索断了？”周报人指着写有“中共都灵县委宣传部”的信封说，“这就是线索。”
早就看出破绽，谁敢怀疑宣传部？投鼠忌器，邓匡国不敢在信封上做文章；任何人可以怀疑，顶头上司惹不得。
“木脑瓜，”周报人批评道，“此人就在宣传部周围。”
余银地浮出水面。
五十三
又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武大校园人气飙升，闲情逸致的游人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把百年学府变成开心游园。
不是所有人都钟情樱花，童允玉就觉得樱花不如自家屋前屋后的桃花美丽，并且一口咬定是变种的桃花，至少是一“娘”所生。有区别也是正常，一娘生九子，九子九个样。不能换了一个洋名就大惊小怪，就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不是樱花不美，而是没有好心情。此时的童允玉是一位怨妇，看什么都不顺眼都不开心。开心不起来，余银地正在停职反省，黎明保放出风声要调他到省工具厂当副厂长。省工具厂不在省城，在都灵，是“三线建设”时期的产物。早期属中央企业，文革结束后一路身价大跌，先是下放到省，再到地区，再到县，行政级别也是“冷水洗**，越洗越缩”，由最初的正地级，降格到现在的副县级，惟有厂名没有变……副县级在县城属于高干，却没有企业的份。这年头人们越来越不把企业干部当干部看，级别再高都是工人……效益好的企业自己尊重自己，比照行政级别享受待遇；效益差的企业什么级别没有，照样下岗失业转产。
让一个秀才去濒临倒闭的企业任职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不去。
使出浑身解数，动用所有关系；回天无术，呼不醒黎明保的菩萨心肠。黎明保铁了心要抛弃余家父子，余兴林上个月被调到县政协办公室任主任，而不是当初许诺的政协副主席。还殃及童方军，原计划让他当乡长，现在只安排个副书记。差之毫厘隔之千里，恐怕这辈子难以达到最初设计的水平。
坏了一家人好事，余银地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天大的冤枉。
叫屈没人信，道理很简单，有前科，曾经干过这种事；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承认错误还好办，向黎明保低头认罪，也许会放他一马。黎明保也有借梯下楼的意思，并向童方军和余兴林有所暗示；余银地偏不配合，偏偏认理不服输，气得童允玉骂他是犟猪。
凭什么认错？第一不是他所为，第二此事无错。
坏就坏在第二上，既然没有第一，为什么还有为第二辩护？
黎明保恼羞成怒，一纸通知让他停职检查。
一拖就是八九个月，只有没有证据不好处理。不能再拖，越拖越被动；改变策略，用对付熊文斗的办法来伺候他，也就是软刀子杀人。“干部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让他到破产企业去，自然失业比开除公职更厉害，比处分更高明。只有这样才解恨，才能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
没有被吓倒，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童允玉被吓倒，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奔波。却是四处碰壁，最后想到熊文斗，想要熊文斗李代桃僵充当替罪羊。
想法很自私，但可以理解，关键是可行：第一，熊文斗与她家关系不错。抛开学友这层关系不谈，他们是文友关系，他与余银地是无话不说的朋友。特别是熊文斗进城后，他与她家走得更近、更频，星期天、节假日几乎在她家度过，以至于左右邻居以为他是余银地的弟弟。有时他喊她大姐，有时喊她嫂子，却从来不喊余银地叫大哥，都是直呼其名。他说，喊她叫嫂子抑或叫大姐除了尊重外没有别的意思，喊余银地名字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好得不需要客气……既然不需要客气，那么有事就找他；第二，熊文斗现在不是都黎明保管的干部，他的户口和干部行政关系都转到武大，与都灵没有勾勾绊绊的关系，黎明保拿他没有办法；第三，熊文斗比余银地有名气有社会影响，已跨入著名作家行列，倍受媒体关注，想拿他开涮不是一件容易事；第四，熊文斗也有所谓的前科，让他扮演“真凶”黎明相信。主意已定，立即行动。
还得保密，任何人不能告诉，包括余银地。不是怕丈夫泄密，而是怕丈夫骂人，骂她自私、卑鄙。没有办法，不能眼睁睁看着丈夫往火坑跳。
“同志，作家班宿舍怎么走？”童允玉一路打听。
作家班在全国很有名气，在武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位女孩愿意带路，之所以热情是因为爱好文学；崇拜文学也就崇拜作家。
毫不费力地找到熊文斗。
“银地呢？”熊文斗本能地联想到。
童允玉就着他的话题直抒来意。
用心良苦，熊文斗没有马上表态。答应她就等于向黎明保“宣战”，为了朋友应该两肋插刀，主动揽“过”可以救朋友。但是也有不妥，毕竟不是自己诗作，要是事态朝着好的方面发展譬如说诗歌获得大奖，原作者肯定不会沉默，告你沽名钓誉不为之过，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原作者站出来澄清事实。
“我先不答应你，等见了一个人后再议。”熊文斗说。
童允玉大失所望，大诉过去友谊，只差没有说他没有良心。
“不说了，”熊文斗打断她的话，“不是我不肯帮忙，是怕侵权。这首诗是李同生写的，我们一起去找李同生，请他主动向黎明保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