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的引导下，全国都有最严密最复杂的规则，覆盖了每一个能够想到的政府行为。先例具有很重的分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至少到19世纪为止，积累了大量的先例，包罗了各种能够料想的事态。行政体系如此无比痛苦地运作，以至于中央政府的功能几乎完全陷入消极。中央把动议的功能几乎完全留给了省级政府，但又不鼓励他们过度发挥这种功能。当这个精密的体系毫无准备地去应对的事态发生时，中央政府就会想方设法避免面对这个问题。例如外国人根据中国人从来未曾考虑过的国际法的理念向中国政府要求权利和特殊利益时，中国政府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把帝国的国际关系交到了省级官员的手上。令他们感到悲哀的不是体制的缺陷，而是运作这个体制的官员素质的退化。这个体制适合于像康熙和乾隆那样的一帮雄才大略的人物把中国打造成同时代最强大的帝国，也适合于一系列软弱无力的统治者把同一个帝国引向崩溃。盛衰交替的永恒法则总是挑战业经设计出来的任何体制。
3.踏上仕途必经的考试
为了比较公允地评说一个中国政治家或军人的人生历程，不能不对考试制度做一定程度的研究，因为这种考试是进入中国官场的门径。这种教育体制恰当地展示了中国人在官场内的智慧形态。
从最古老的时代起，中国人就崇拜学者。他们很早就认同一个原则：学者是最有资格从政的人才。通过许多代人对于政治的观察和体验，他们决定采用儒家学派阐释的政府理念，把它当作最合适的民族智慧。判断的依据是一个事实：在20多个世纪内，天才的中国人民哺育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和智者，他们发现儒家理念足以有效地应对这个国家在漫长而丰富多彩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形势变化。这种理念将荣耀赋予学者，使政府成为学术的最高层面。于是学者阶层在社会中崛起，成为中国的贵族——统治阶级、官僚群体。教育走向了高度的系统化，主要的目标就是培训官员。
这种教育的核心是孔子的著作和言论，不过，孔圣人的原作和原话是经过阐释的，并且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一些评注家，从生活在公元前372年到319年的孔子最伟大的弟子孟子开始，一直到生活在公元1130年至1200年的朱熹。中国人设计了这种公众竞争的考试体制，从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学生中选拔最有才干的人送入官场。
通过竞争性的文科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这个办法在汉代或更早的时候就已采用。隋炀帝大约在公元600年确立了这种体制，一直到19世纪末，都未曾有过显著的变化。为了在这种考试中胜出，考生必须比竞争者更为精通儒家学说。按照中国人的设计，教育的获得没有窍门，没有捷径，也无便宜可占。学习的过程完全标准化了，在公元1200年以后，儒学的基础课本维持不变。教科书将近700年没有修订。
博取功名的考生要在他原籍的县城参加第一次考试，主考官是知县。县试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如同接下来的各级考试一样，考生参考的次数没有限制，也没有年龄界限。初级考试合格的人就有了到府城参加下一轮淘汰赛的资格。该省的学政每2年一次轮流到所辖的各个府城为在本县通过了初级考试的考生主持考试。这是仕途上真正的第一道关口，那些以高分通过考试的人，进入知府批准的录取名单，会被授予“秀才”的学位或称号，在类比的基础上可以翻译为“文学士”。这个学位并不代表做官的资格，但赋予当事者以社会地位和免受体罚的权利，以及在省级考试中竞争更高学位的资格。
省级考试——乡试，在所有省份的省会同时举行，由北京任命的特殊考官主持。乡试每3年举行一次，皇帝也可以诏令举办特科，以纪念一些喜庆日，如皇子出生，特别是君主的诞辰，大捷，等等。这种考试竞争激烈，因为一个省的毕业生人数限于70到80名，而在人口稠密的省份内，参考者往往多达8000人。胜出者被授予“举人”头衔，可以理解为“拔高的人”，通常翻译为“文学硕士”。这是求官的学者得到的第一个关键的认可，使他有资格得到官职。不过，第二学位的毕业生实际上很少被委以官职。要真正地逼近官位，还必须获得第三学位。
这种考试叫做会试，每3年1次于春季在北京举行，紧接在乡试之后。所有获得了第二学位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竞争，但授予学位的名额限于350到400名。他们称为“进士”，可以理解为“踏入仕途的学者”，也可以翻译为“博士”。稍后会要求博士们参加另一次考试，名为“殿试”。通过了这项测试的博士就能成为翰林院的成员，他们的名字立刻登上了政府的俸禄册。翰林分为几个等级，都要通过考试获得。博士们进入了“候选官员”的名单，一般会在适当的时候被任命到某个职位上。有资格获得任命的毕业生总是远远多于已经空出的官位，最后的竞争是激烈的，而且会有很多人失意。
在帝国的衰落期，特别是在面对造反的苦难岁月，学位与官位的出售严重妨害了科举体制的运转。威廉斯说，一个学士学位当时在广东能用8000美元买到。由于这种学位不能使持有者具备做官的资格，那么它的价值就着落在给持有者带来的荣耀和社会地位上。威廉斯还说，某个广东人在1831年捐出5万美金在城市附近修堤，为此得到了硕士学位；许多年后，另一个广东人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捐出了10万两银子，约合75000美金，得到了一个“盐法使”的级别和官衔。有时候，学位和官衔能以比上述金额便宜得多的价钱买到，但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官衔的一般价值观，主要因为官衔本身是学术的象征。
不过，卖官鬻位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来指责科举制度不够健全。统治中国的最后5个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科举制度用作官僚政治的基础，而以此为基础的官僚政治把这个国家治理了大约1300年之久，这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种理念是健全的。尽管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起初都会无一例外地趋向于疏远学者官僚阶级，但他很快就会明白，这个阶级对于王朝的延续是最安全的保障，于是学者们重新受到宠爱，科举制度也重新受到重视。儒家学说的基础是忠君，虽然中国的历史充满了造反，但是官僚群体从来没有参与造反的嫌疑。
已有不少著作谈到中国的所谓“造反权”。这在本质上跟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没什么不同。造反权只有在反叛成功后才会得到承认。成功会把全世界的造反送上圣坛，而失败会使它沦为叛逆，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体制不会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容许全民投票公决，他们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投出“抗议票”，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暴力是合理的。事实上，纯粹的儒学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将暴力合理化。
儒学承认上天也可能偶然从一个统治者身上收回天命，但没有提供确定继位者的方法。只有当某个对儒家学说一无所知的武士用武力提出对皇位的诉求时，上天的意志才会在中国表现出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上天只有在军事力量处于低潮时才会通过收回天命来表现它的意志，而又每每将天命赋予一个成功的军人。文人贵族极端蔑视武夫，然而，如果某位武士能使他的刀剑说出天意，他们就会愿意与之结盟，并且马上着手阉割王朝赖以建立的势力。强大的军力与繁荣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在官僚至上和国家衰落之间也是如此。
4．奇异的财政金融体系
中国最奇异的东西莫过于货币体系。如果说，西方人现在很难看懂它，那么在百年以前就会更是一头雾水。但是说句公道话，那些令外国人为财政事务抓狂的中国特色，对中国人却并非如此怪异，因为他们彻底习惯了这个体系。事实上，他们一点也不掩饰对这个体系的喜爱，在其中找到了猜谜所特有的那种吸引力。税务和政府经费开支的体制比货币体系更为奇特。中国人也完全适应了这种体制，也许能够理解它，但显然并不喜欢它。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世纪，它严重地妨碍了为了镇压造反所必需的武力动员，更不利于部队的武器配置和其他装备。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运动的整个持久战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金钱。战场上的将军们自始至终为了钱而奋起反对这种体制。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这里要就这个体制如何为中华帝国提供财政支持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直到将近19世纪末叶，除了若干无关紧要的例外，中国从来没有除了铜币以外的官方金属硬币。只要涉及到硬币，中国都是以铜为基准。这种硬币在外国人当中一般被称为“铜现金”。它的理论价值是从遥远的过去继承下来的，等于1/1000两银子。它是老百姓的货币，在普通百姓当中进行的交易，都是使用铜现金。较大的额值叫做“串钱”，1串钱为1千个铜板，少了若干铜板的串钱会引起麻烦。
这种现金的实际交易价值是不稳定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有变化。对于政府和国内的所有大商号而言，流通的不是铜板，而是银子的重量——两，外国人称之为“忒尔”。可是，全国没有通行的度量标准。国内的许多商业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准两，在许多地方存在一打以上的标准。不仅两的重量有异，而且银子的成色也有不同。有几种两流通较广，如库平两，用于折算贡物；1860年以后的海关两，是近海海关的标准；以及沪两。这些两的价值如下：100海关两等于101.642库平两，等于103.38漕平两，等于111.40沪两。
两与外国通货的比值取决于银价，按照粗约计算，海关两略等于0.70美元。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没有发行过任何纸币，只在咸丰治下（1851－1861）有过少量发行。政府没有致力于将帝国使用的银子的重量和成色标准化。
银子流通的一般形态是银条或银锭，重量为10到50盎司。在所有交易中，银子都要经过称重，分解为当地通行的两，或按合同规定计量。政府和大商号都有两套秤，一套为支出而设，另一套为收入而设，他们支出的重量比收入略高。
财政来源如下：土地税，国内关税和对外关税，盐税，厘金，以及其他。在这种税收中，土地税是19世纪初叶帝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大约为国库提供2/3的现金收入。康熙皇帝在1713年做了核定，诏令将当年的赋税作为永远不变的税率。不过，这个税率实际上比康熙的标准高出几倍，因为有一个设计得非常巧妙的体系，纳入了附加费和征税成本，以及对两与铜现金之间交换率的任意设定，无视通行的交换率。基本核定额仍然是1713年的标准，但实际缴纳的数额是核定税率的3到4倍。根据不很权威的推算，流入国库的税金符合1713年的核定税率。核定的征税额在各省之间似乎是随意分配的，因为最贫困的农业省份之一山西在纳税名单上居然排名第一，而特别富裕的省份广东却排名第十。据莫尔斯报告，流入国库的土地税总额为2588.7万两，他估计纳税人缴纳的税额是这个数字的4倍。
贡物是对全国生产品征收的一个税种，主要项目为粮食。其他项目有铜、丝、木材、蜡、水果、人参和瓷器。如此征集的税额很难确定，莫尔斯的估计为742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