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平军抵达长江时，清朝军事形势的无望完全显露出来。皇帝不得不赶紧依仗一度勇往无前的旗人，在较小的程度上依靠绿营。但他发现，虽然帝国的军队花名册上有100万士兵，却根本无力回天。如果说，帝国的军人们有牢骚，失去了忠心，或者被造反派策反了，那么这种状况还好理解。但情况并非如此。汉人部队的一些士兵在完全脱离组织流散乡间的时候的确加入了造反行列，但旗人没有这种情况。造反者对满人见一个杀一个。这支军队曾在乾隆指挥下把天子的势力推广到更为广阔的疆域和更为众多的人口，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做到的都要多，如今在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堕落到了软弱无力的悲惨境地。
就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关键时刻，一些汉人文官填补了空缺。他们建立起一支新式的军队，在没有得到正规军多大帮助的情况下，独力拯救了清王朝。这支新军叫做“湘军”，也可以说是湖南军队。后来又有另一支军队问世，叫做“淮军”，或称安徽军队，由李鸿章指挥。湘军和淮军是向现代中队发展的第一步。
湘军的创始者是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江忠源指挥的一支由2000名志愿兵组成的部队发挥了很强的战斗力，使曾国藩受到了启发。由于左宗棠是因湘军而成名，这里应该较为详细地介绍这支军队的组织结构与武器装备。［10］
湘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1个营有5名营官和500名士兵。营下面有4个哨，1哨可以看作1个连；再往下就是队，也就是班；还有一支卫队，也分为若干班。各级组织和每一级的人数如下：
营官（营长）1名
亲长（高级军士，营长卫士）3名
什长（军士，营长卫士）3名
亲兵（营长卫士）60名
火勇（炊事兵，营长卫士）6名
哨官（连长）4名
哨长（副连长）4名
护勇（传令兵，通讯兵，每哨5名）20名
什长（军士，每哨8名）32名
正勇（士兵，每哨84名）336名
火勇（炊事兵，每哨9名）36名
军官总计5名，士卒总计500名
1个队或1个班通常由1名军士、10名士兵和1名炊事兵组成。1个哨或1个连由1名军官和107名士卒组成，装备如下：
亲兵（营长卫队）
2个队配备抬炮（轻型臼炮），每队1门，共24人。
1个队配备抬枪（火绳枪），共12人。
3个队一半装备刀剑，另一半装备长矛，共36人。
以上合计72人。
哨（连）
2个队装备小枪，每队6支，两人合用1支。共28人。
2个队装备抬枪。共24人。
4个队一半装备刀剑，另一半装备长矛。共40人。
传令兵和炊事兵共6人。
副哨长1人。
以上合计107人。
4哨共428人。
1营总计500人。
这样看来，1个营的武器装备包括2门轻型臼炮，48支小枪，90支火绳枪，95把刀剑，95支长矛。这是理论数字。实际上湘军的装备凡是能用的都会用上。在这些武器当中，一般认为小枪是英国人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使用最有效的武器。这是一种老式的大口径散弹短枪，重约20磅，防守时架在一个旋转支座上，野战时架在人的肩膀上。它能充填一把子弹或弹丸，近距离射击是致命的武器。太平军在清政府进入市场之前的若干年内曾向外队大批购买这种武器。他们在1857年和1860年取得的重大胜利，多半是由于优越的装备。1860年清政府开始采购外国制造的武器，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禁止向造反军队出售军武。到了1864年，湘军的每个营都有几队装备了改良武器，取名“洋枪队”，也就是装备了外国来复枪的班。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长江流域没有动物牵引或承载的运输。在无法使用船舶的地方，男人成为弹药、辎重等军用物资的载运者。每个营都配备了搬运夫即长夫，人数如下：
营属普通长夫78名。
抬炮队每队3名，共计6名。
小枪队每队3名，共计24名。
其余各队每队2名，共计56名。
哨长每人4名，共计16名。
总计180名。
长夫和战斗部队一样享有军籍，战斗部队的死伤缺员通常由他们来顶替。有证据表明，当长夫成为士兵时，他们空出的位置往往由当地的长夫来填补，而这些人以后又会成为战斗兵。到了战争末期，湘军有很多兵员并非湖南人。事实上，可以断言左宗棠收纳了许多投降的太平军官兵来补充缺额，后来当他在甘肃和新疆镇压回民运动时，有数百名士兵是从前的太平军。通常认为一个完整的营有500人，其实一个整营的总人数为688人，其中包括5名军官，2名书记员，1名军法官，500名士兵，以及180名长夫。
在营以上没有固定的军事单位，但是2到10个营可以由1名“统领”来指挥，这个职务可以翻译为美国的“准将”，他们通常指挥1个旅的兵力。2个以上统领指挥的部队，可以从属于1位“大帅”，这个职务相当于美国的将军，他所指挥的部队成为一“军”。征兵体制并非纯粹建立在志愿的基础上。皇帝任命某人组织1个军，规定了编成多少营。于是他就成了大帅。他从自己的朋友们当中选出一些人来当统领，这些人又去挑选他们自己的营官，营官们又任命自己的哨长并主持征兵。只有来自乡村的农夫才会被接收入伍。城市和乡镇的居民以及为衙门当过差的人都被挡在营门之外。于是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一个营的士兵，都是来自若干相邻的村庄，大家彼此认识。营就成了一个家长制的组织，营官是“父亲”，哨官类似于他的弟弟，士兵就成了“儿子”。每个人入伍都要由他村庄里的某个人担保。新兵入伍的条件是：农夫，年轻，健康，机灵，在村子里拥有好名声。每营都有一本花名册，登记了每个士兵的姓名、他父母的姓名、兄弟的姓名，如果他已结婚生子的话，还会登记他妻儿的姓名。登记册上每个士兵的姓名旁边还有他的拇指印。
湘军的薪饷是无所不包的。政府提供作战时穿的制服，但没有军礼服。服装，食物，鞋子，药品，等等，都包括在薪饷之内。营官每月收入50两银子，另有150两银子用于雇用书记员、支付医疗费、购置服装和军旗等等。全营的经费也归他接纳。按日薪计算，以30天为1月，那么每月的经费分配如下：
哨官：9两
副哨长或“副官”：6两
军士：4.8两
卫士：4.5两
士兵：4.2两
炊事兵：3.3两
长夫：3两
一个全额营以30天为1月计算的薪饷总额为2892.2两银子，包括营官的薪饷在内。薪饷一般拖欠几个月支付。收到经费以后，要支付必要的开销，而不论如何忠诚的营官，都会把节余的钱截留下来，因为他无法确定下一个支付日何时到来。结果是，士兵经常拿不到薪水，而且从来无法当月领到。阵亡士兵的家属可以领到一笔抚恤金，对于永久的伤残也有少量赡养费支付。士兵的阵亡抚恤金为30两银子，尽管其他薪酬都会拖欠，但这种抚恤金却总是及时支付。伤残金却没有如此的保障。
部队通常每天行军30至40里，急行军为每天60里。扎营时不论时间长短，都会挖一道外濠来保护营垒。壕沟深1丈，宽7尺，底部较顶部稍宽；壕沟内侧筑一道墙，高7尺，宽1丈；在这道墙内再挖一道内濠，尺寸比外濠减半；再筑一道内墙，尺寸比外墙减半。士兵住在内墙之内。在无事的时候，每营白天有50人担任警戒，有敌情时哨兵人数加倍。哨兵分为每2小时一班，口令在午夜更换。通向营垒的所有道路都设置了障碍。在距离营门大约100米处会建立一个商贸点，乡下人和商贩聚集在这里跟部队做生意。湘军的一些制度是不无趣味的：军营附近不许吸食和买卖鸦片；禁止赌博；禁止大声喧哗；妇女不许进入军营，在任何地点侵犯妇女都是大罪；严禁士兵散布谣言或议论超自然现象；不许士兵在没有军官参与的情况下开会，也不许他们秘密结社或信奉怪异的宗教；禁止士兵穿着奇装异服和色彩明丽的服装。
据说曾国藩起初颇为怀疑这些农民士兵的勇气，因为中国人通常不会把士气和泥脚腿子联系起来。然而他们战斗得很勇敢，离家越远，士气越高昂。曾国藩从来没有机会为湘军的勇气而自责。湘军很快就威名远扬，湖南人为他们的军队大感自豪。湘军继续征兵时，据说会有10个志愿者来应征1个空缺。曾国藩的办法是对高级军官灌输长篇大论，大谈忠君爱国，这些训导会一直传达给士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没见识过他们那个县以外的世界。逐渐地，他们获得了以前未曾梦到过的观念，自尊心大大提高，军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士气萌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为一支军队。
湘军的总人数是很难估算出来的，因为湘军这个番号比其中的每一个湖南人都要活得长。据说湘军在1856年有6万官兵，在那时也许他们全是湖南人。后来在镇压太平军的征战中，许多省份的部队都进行了重组，与湘军联合起来。李鸿章与曾国藩密切合作几年后，按照大致相同的思路建立了淮军。在湖南省内，整个内战期间保留了大量兵力防卫本省。很难说在任何一个时期，在省外当兵的湖南人的总数是否超过了12万人。最重要的因素是湘军的存在，而不是它的兵员数量。在许多年内，湘军在整个帝国一直是对抗造反军队的惟一焦点。没有湘军，或者说没有一支类似湘军的军队，那么毫无疑问，太平军一定会把清朝推翻。在太平军的猛攻之下，两个序列的朝廷正规军犹如风中的稻草。在湘军这支新军之中，就像在任何残酷的战争中一样，机会对优秀人才敞开了大门，他们得到了逐步的提升。不少来自湖南乡村的士兵获得了声望。若干几乎一字不识的人在这块无比看重学术的国土上当上了将军。
在过去，中国人通常并不十分注重战争的艺术。这绝不是说他们拥有悠久的和平历史，也绝不是说他们不爱争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和全球其他任何部分一样，同样有过许多战争。自从孔夫子那时候起，公众舆论的呼声就在抗议尚武的勋业。中国杰出的诗人很少讴歌武力和军人。尽管有这样一种潮流，中国人仍然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进行了频繁、激烈而残酷的战争，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某些国家。中国人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战争文献。或许现存最古老的有关战争艺术的论述就是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的《孙子兵法》，如今在全中国的数百家书肆中都能买到。
另一部经典的军事著作是著于公元前4世纪的《吴子兵法》。这两部著作成为后世直到今天这一代人的典范。［11］它们至今也没有失效，这两位古代大师强调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然跟2500年以前一样具有生命力。即便在战争这样一个变化万千的领域里，也极少发生本质的变化。在过去的那许多世纪里，还有许多人撰写兵法著作，因此中国并不缺乏军事教材。然而，对于军事原理的研究，不如权术的研究那么热门，尽管二者有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即便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众所周知，直到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帝国交战的初期为止，中文的兵法文献堪与其他任一文种的兵法文献比肩。
19世纪军事力量的巨大进步把中国人远远甩在后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事行动的技术条件飞跃进步，压倒了战争中处理人为因素的技巧所取得的任何显著的改善。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首次军事交手中表现得那么可悲，致使许多人得出笼统的结论，认为中国人不会打仗。在中国海岸线上发生的考验中国人的那几次战争，正好发生在中力衰落的时期，于是人们基于这些经验形成对中事能力的判断，而这些结论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得到修正。
注释：
［1］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0页。
［2］布兰德：《李鸿章》，第4页。
［3］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17页。
［4］莫尔斯：《中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第100页。
［5］莫尔斯：《中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第100页。
［6］帕克：《今昔中国》，第33页。
［7］帕克：《今昔中国》，第63页。
［8］总数和分布地点取自黑尔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3页。
［9］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1～12页。
［10］此处关于湘军的资料取材于《湘军志》，第20卷，第1～8页。
［11］见E.F.卡尔特洛普的著作《兵书》，其中对这两部经典做了精彩的翻译。作者为皇家野战炮队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