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4：三星堆的“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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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4
三星堆的“罗生门”
文/白云苍狗 图/online
如果不是英国牧师董宜笃（V.H.Donnithorne）多少有点爱管闲事的作法，一个长江上游青铜文明中心的发现可能会完全以另外一种姿态呈现。
关于那些最初出土的玉石是如何让所有知情人士开始变得疯狂迷离，中间的是非曲直从一开始就有些模糊不清，最具创造性的中国民间社会早就准备好了几种传言以待来者，而现在又沾染上洋人，整个事情顿时显得更加复杂诡异起来。
在某些时候，考古故事本身与考古对象一样精彩，一样复杂。 不仅 故事走向可谓惊心动魄，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故事本身更被演绎成不同的版本，至今让人难以厘清。
别忘了，这是在1930年代初，一个充满不安与未知的时代。
董宜笃（Vyvyan Henry Donnith orne），1886年出生于英国，是一位圣公会牧师
广汉玉器：农民还是乡绅？
让故事先从1930年开始。这一天，位于成都少城路的古董市场来了两位衣着朴素的乡下人，他们在市场上转悠了一阵，小心翼翼地将带来的包裹展开，操着广汉口音讨价还价，最终把几件带着泥土，造型奇特，甚至有些残缺的玉石，以自己满意的价格买给了几位古董商人。熙熙攘攘的市场里，除非特别有心之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的出现，当然，也更没有谁知晓他们消失的确切时间。
见惯了稀奇古怪的商人和流连于此的市民，似乎也没有对新来的这些玉石投以过多的目光，管他呢，也许就是刚制造出来的赝品也说不定。于是，就如同两位毫不惹人注目的出售者，这些流入市场的玉石很快也悄然地消失在更多精美古雅的器物当中。
发现三星堆玉器的燕道诚（左）和燕青保父子
然而不久之后，一篇发表在《成都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题名《古玉考》的文章，却让所有人恍然大悟，文章作者龚熙台系成都金石名家，他的判断在当时就是市场的指向标，一句“价值连城”的结论让这些曾经毫不起眼的“广汉玉器”顿时成为古董商追逐的新目标（它们是后来被命名为“三星堆文化”遗址的最早出土器物）。
看来流行与炒作的风尚并非始于今朝。成都市场很快被这些来自乡野的器物搅动得沸沸扬扬，真品赝品开始鱼龙混杂，炒作起来的热议度引发了更大范围的集体行动。
人们开始打听这些器物最初的出处，那两个一年前出现在市场的乡下人成了关键，但是回忆中他们只留下了广汉县的地名，从龚熙台的文章中，则明确说明器物来自广汉燕氏，那么，两者一合校，他们是否就是这些玉石的持有人？他们又在哪里呢？
于是，一场对人的搜索而实际对财富的追寻开始了。古董商人云集广汉，人们按物索骥，一路追寻，从蛛丝马迹中找寻蛛丝马迹。古老的民间智慧再度爆发，其间的艰辛过程与心智耗损，不亚于任何一件迷案的侦破。
存放在燕家大院土砖墙侧的大玉、石璧
在广汉，人们听到了这样的传闻：1929年春，家住广汉月亮湾真武村的燕道诚、燕青保父子在自家林盘地沟边掏车水坑，从“龙窝”下挖出了石璧、石圭、玉璋、玉琮等400余件古物。因当时坑挖得太深，触动了“风水宝地”，父子俩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亡；幸好两人及时住手，不然，燕家定会爆发一场更为厉害的瘟疫。出于“折财免灾”的原因，燕家将这批“意外之财”除自留部分外，大多向亲邻朋友广为分送，或者用于结交军政官吏与士绅名流。
神秘的“广汉玉器”终于露出了它“最初的源头”，原来燕氏真有其人。 笼罩在古董商人头顶疑云密布的天空顿时显露出隐隐曙光，接下来，就是与这批宝贝的主人面对面了。
在古董市场上出现，在口头传闻中提到的燕氏父子同时拥有农民、富农、甚至地主等不同的身份标签，然而，当真正面对燕道诚父子时，人们才发现其身份更多了一层扑朔迷离：眼前的燕道诚，尽然很可能是一个曾经获得过功名，甚至在外地当过三年县知事（县长）的文化人，他时常结交的对象，也尽然是广汉当地的官吏、名流与乡绅。这样的一个农民，亦或者乡绅？该如何与之打交道？
总之结果令人绝望，古董商人们被告知，再也没有多余的玉器出售。
燕道诚全家福
淘金风尚：军事训练还是文物挖掘？
不管怎样，燕氏父子的发现使得人们确定了“广汉玉器”的出处，周旋的结果则是确信还有更多价值连城的宝贝等待重见天日。消息逐渐传扬开去，一道通往财富的捷径隐约在众人面前。
广汉月亮湾，开始聚集起愈来愈多的人群，连带着背景复杂的角色纷纷登场。
不仅是古董商人和古玩玩家纷至沓来，带动当地百姓投入挖地掘宝的行动。事情的实际发展轨迹，随之逐渐超出了文物交易的范畴，各路“淘金者”心潮涌动，朝着新的财富地聚集。传闻中当地最有名的如王脚猪和人送外号鬼难拿、鬼见愁、鬼敲门三兄弟等悍匪，主动与当地各种人物相勾结，他们不仅将平整肥沃的稻田变得更加千疮百孔，伴随而来的还有抢劫、敲诈富豪“肥猪”等事件，直接推动着川西平原“匪患”的日益猖獗。在不太长的日子里，马牧河北岸迅速成为广汉治安的一块心病。
1930年代广汉乡村的牌坊 摄影 /梁思成、刘致平
但就在民间社会陷入疯狂之余，广汉淘金事件又发展出另一条官方线索，流言与传闻裹挟着进入历史现场的每一个人。
因为社会议论的焦点很快转移到了当地一个军政要人身上。
原来就在燕氏父子掘出三星堆的第一批玉石器，准备出售之时， 燕道 诚 出于 结交的需要， 将其中的一些器物 送给了广 汉当地驻军旅长陶宗伯，以示友情。 陶旅长当然不懂得这些奇形怪状玩意的价值，于是便拿到成都请人鉴别。
结果并没有公开，但传闻今天的三星堆遗址区内很快进驻了第一支有组织的队伍， 这支队伍由当地一名军事长官直接指挥，而这个长官就是陶宗伯。
1930年代广汉西门城楼 摄影 /梁思成、刘致平
据说，陶旅长带领着手下一连的兵士，进驻月亮湾，开挖任何可疑的文物出土地点，一直持续了七八天的时间。但与此同时，陶氏始终 对外宣称这只是正常的军事训练，自己并不想挖宝，也并没有任何挖宝的实际举动。
本来理由听起来就苍白无力，更何况偏偏在这个众目睽睽的节骨眼上，要在“三星伴月”这个广汉的风水中心来个荷枪实弹，让人不能不产生猜疑和联想。
于是尽管毫无所获，尽管坚持自己并无对文物的觊觎之心，陶宗伯还是遭遇了一种不容置疑的“舆论定调”： 广汉城内满城风雨，关于陶旅长挖出金子，珠宝甚至王印的传闻不绝于耳——这将进一步刺激着诸多淘金者的欲望与决心。
在三星堆文物初出土的年代，距离满清灭亡，民国成立不过短短近20年时间，天下虽定却未安，社会充满着动荡与未知，各种阶层都在生存中面临着不同的压力，人心因此浮动而势利，于是当广汉玉器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和财富指向，作为社会人的趋同与趋利性展露无遗，就连最老实的庄稼汉也会蠢蠢欲动，更遑论掌握了权势的官员。
1930年代广汉县政府大门 摄影/梁思成、刘致平
陶旅长家里变得门庭若市，上司、同僚、密友以及其他若干人等络绎不绝登门拜访，尽管语言含蓄但是分羹的意图明显，虽然换来的总是支支吾吾甚至赌咒发誓，但是谁人会相信呢？ 更麻烦的是，这种社会集体的判定往往会因为当事人的否认而更加让人确信，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陶宗伯暂时丢掉了旅长的官衔。
洋人介入：旋因它事还是迫于舆论
也正是从陶宗伯那里，正在 汉州（广汉）传教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 董宜笃（V.H. Donnithorne）得到了三星堆文物的部分实物。
最初，董宜笃只是听闻了一些传言，“1931年春，我听到当地群众的议论，离此地（广汉）不远，发掘出石刀和石璧。后来又获知，农民在挖水洞时，又出现许多器物，可是都分送给乡邻和亲友。”
董宜笃也清楚，“作为一个外国人出面获得这批散失在私人手中的器物，是不妥当的。” 于是，他找到了作为朋友的陶宗伯，希望借助于他“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他们保存下来”。
陶宗伯很快从燕氏那里得到了五件石器，董宜笃立即乘车到成都，将之交给华西协和大学的戴谦和（D.S.Dye）教授暂时保管并鉴别。
华西协和大学著名教授戴谦和（D.S.Dye）
于是，就在民间社会深陷“广汉玉器”淘金热，各种行动、传闻四起并正引起官方越来越多的注意和参与，围绕“广汉玉器”而形成的紧张悬疑气氛在日复一日酝酿发酵的时候，几位外国人开始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卷入了整个浪潮，而他们日后越发直接干脆地介入，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整个事件同时也开启了三星堆考古的惊人历史。
董宜笃与戴谦和商议着让陶宗伯向燕道诚搜集更多文物，这虽然引发了燕氏的疑惑，却同时也引起了陶旅长更大的兴趣。在陶氏的陪同下，几个外国人于1931年6月“在广汉县的太平场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这可能是上述挖宝传闻的另一个版本）；另一方面，闹得沸沸扬扬的“广汉玉器”引起了任职于华西协和大学的另一位著名教授—葛维汉（David.Crockett.Graham）的关注。
起初，受聘为华西协和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教授的美国人葛维汉，对整个事件还不太在意。对于刚刚就任该校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由戴谦和创办，即著名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的他来说，最主要的兴趣，还是如何继续他对于四川非汉民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并计划着下一次前往岷江上游的旅行。
1932年，葛维汉再次移居成都。在此之前，作为美国浸礼会差会的传教士，他已经在四川宜宾等地断断续续生活了将近20年，按照惯例，每年的假期他都会在中国西南的苗族、羌族、藏族和彝族地区旅行并搜集动植物标本与文物。但是这一次，社会上各种愈演愈烈的传闻，风生水起的故事加上专业的敏感让葛维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广汉玉器”。
华西协和大学著名教授葛维汉（David.Crockett.Graham）
“以广汉遗物颇有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相互通信的结果，葛维汉萌发了寻找更多器物、鉴定这种文化的族属，并前往遗址发掘的打算。
同年春，葛维汉到达了广汉，他发现当地群众早已开始了对遗址区的发掘活动，葛赶紧向县长罗雨苍说明了科学发掘的必要，罗随即下令禁止私自发掘的行为。
这一年，葛维汉取得了县长的支持并得到了四川省教育厅的同意，但却并未能开始计划中的挖掘工作，理由是“旋因他事牵延未果”。
语焉不详的理由背后，似乎隐藏着难言的担忧。 事实上，就在董葛等人开始关注“广汉玉器”的时候，洋人们三番五次地光临月亮湾的举动早就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传教士们与军政要人就此事的直接对接本来就让人心生不满，加之戴谦和与葛维汉常年在边区进行的文化考察和文物搜集活动，使他们此行的目的愈发激起人们的“质疑”：“为什么华大的洋人戴谦和，在暑期内，不在避暑山庄里安安逸逸地避暑，偏要跑到打箭炉、巴塘、里塘、大凉山一带边地去，测量地形、考查矿产、收集古物呢？”，“为什么华大的洋人葛维汉等，把旅行考察的事情，都拿回他们本国去报告呢？”并不友善的“阴谋论”背后，是对中国民间对洋人普遍抵触与怀疑的 社会 情绪与惯性“偏见”。
华西协合大学，是我国西南地区近现代文化教育的中心之一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与董宜笃、葛维汉类似的传教士们身份一向敏感、多重且备受质疑，虽然基于来自列强诸国的背景与中国国力孱弱的现实，传教士们基本上能在官方得到礼遇甚至巴结，但在更广阔的民间，要想获得广泛的信任，确是难上加难的事情，而常常一点流言的传播就足以轻易打破之前为缓解偏见所做的所有艰辛努力。
为了阻止洋人“刺探国情，实施阴谋”的可能行为，人们甚至找出了法律依据： 按照当时中国政府的《采掘古物规则》、《古物保存法》，华西协和大学为一私立大学，采掘古物也不在许可之列。
三星伴月：匪患终止挖掘还是爱国阻止盗窃
于是事情拖到了1934年，终于在广汉县长罗雨苍的邀请下，葛维汉和他的考古队才有了正式进驻月亮湾遗址开展考古挖掘的机会。
葛维汉教授（右一）及部分协助发掘的广汉当地乡绅合影
对于整个事情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力图避免冲突，缓解情绪，同为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员的林名均在《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中写道：“此项发掘，非以现代科学方法不能辨明其层位而求得时代之价值。然此事在蜀尚属创举，以西人主持其事，恐引起不必要之误会与纠纷，乃改用县政府名义，由罗氏出面主办。”(载《说文月刊》1942年3卷7期)
为了表示地方政府对此次发掘的支持和重视，罗县长指派两名亲信邓巨铺、萧仲源专门负责发掘中的人员组织、调配以及后勤服务等事项，其他的诸如发掘计划、发掘地点以及发掘中的方式方法等科学方面的事项皆由葛维汉全权主持。
来自官方的强力支持让葛维汉吃了一颗定心丸， 准备妥当之后，葛维汉一行来到了月亮湾进行实际勘察，他们受到了燕道诚一家的“盛宴招待”。陶宗伯旅长与罗雨苍县长等军政要人亦于第三天来到月亮湾发掘工地进行视察。为表示对此次发掘的重视，也为了彻底根除上次派兵挖宝的不良社会影响，官兵与团丁早巳按照预定守护周围．警卫方案随即部署完毕。
葛维汉等人当年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图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似乎变得相当的顺利。葛维汉凭借高超的专业素质与强烈的敬业精神，对可能的考古遗址进行了勘察和描绘，他绘制了一张“三星堆”考古发掘图，详细标示出了遗址区的重要位置和走向——这张图与今天的实际出入不大。
但是尽管葛维汉情绪高涨，考古队兢兢业业，尽管有来自官方的强大保护，整个考古过程仍然仅仅持续了十多天就不得不匆匆结束，许多被描绘或者重要的线索并没有被充分挖掘甚至没有被挖掘。
这让人不禁疑窦丛生：究竟中间发生了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此事，存在着两种角度截然相反的叙述，无论那种叙述，上述几条看似单一发展的线索在此时终于正面纠结在一起，为“广汉玉器”事件的发展谱写了最后的高潮：
第一种叙述相当的惊心动魄。如前所言，就在葛维汉的考古队来到月亮湾之前，成都与广汉的古董商人、土匪、恶霸、地痞等各色人物，早已经在此聚集，欲发一笔横财。他们在稻田与水渠边大肆挖掘起来的场面，也就是葛维汉第一次到达月亮湾后见到的情景。葛氏对罗雨苍县长的报告直接断掉了许多人眼前的财路，也因此当然激起许多人的愤恨。
谁想到洋人们不仅不因此收敛，这次居然将大批人马也带了进来并展开发掘。在普通人眼里，所谓的科学发掘与随意挖掘除了形式差别，没有本质区分。最直接的利益损失面前，嫉妒与仇恨交织的火种一点即燃。于是，发掘过程刚一开始，围绕工地的骚扰、威胁就不断，使得陶旅长与罗县长派出的100多名军兵、团丁不时用鸣枪以示威胁和恐吓。
三星堆地理之图
然而更可怕的是流言， 传闻纷纷称县政府与二十八军军政要员挟洋人以自重，并与洋人勾搭成奸，出卖祖宗；又称月亮湾下埋有古蜀国开明王朝统治者——鳖灵王开金堂峡口的宝剑和他的坐骑等等，而这蜀王的坟墓一旦被挖开，月亮湾甚至整个中兴场和广汉的风水将遭到彻底的破坏，四方乡邻百姓即将大祸临头云云。
这一番鼓惑煽动，既有拯救国宝的民族大义，又有危及风水的性命之虞，终于酿成了社会各阶层的情绪统一 ，巨大的民怨增添了挖掘的风险。广汉县县长罗雨苍认为再这样折腾下去，不但发掘的器物会有所损失，几个洋人的人头都可能要丢掉，而如果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产生的影响更比平日里悍匪们砍下几个土生土长的“肥猪”头严重得多，随即便以“匪风甚炽，安全堪忧”为名与陶旅长、葛维汉协商暂停发掘。
三星堆遗址挖掘年代图
第二种叙述则相当简单直接。由于几百年来，不少外国人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打中国文物的主意，劫掠祖宗的文化遗产，自然在老百姓中间产生了条件反射般的防范心理，于是当他们看到高鼻子的洋人一趟一趟地前来指指点点，最后甚至带人来挖取地下的宝贝，破坏祖居风水时，当然是热血上涌，气愤难当，常常自发跑去阻止，最终，爱国情绪获得了胜利，西方人的“文物盗窃行为”被及时制止了。
事件的完整因由绝非单方面的陈述可以解释，迥异的文化背景虽然是重要因素，但是更多的，恐怕是深层次多重因素的纠结：以爱国理由为依托的排斥与拒绝，实际上也许却是基于利益得失计算所产生的仇恨，而更可能源于一种被欺辱的委屈与妒忌心理的延展伸张。这种情绪产生的背景，是最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也是最容易煽动仇恨的舞台。
20世纪30年代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员合影
另一方面，不得不说与近代以来，“事实+虚构”共同塑造出的“别有用心的洋人们”及其与官员们相互勾结的“典型印象”有关： 自古老中国不情愿地向世界打开大门，部分西方人，特别是来自异邦的传教士们似乎总是在某些拯救世人口号下，披着宗教仁爱的外衣干着黑暗的勾当，劫掠着他们向往的东方艺术和文化。不管这些行为是故意还是不经意，洋人们的形象在大众印象中逐渐被单一化，标签化，加之屈辱历史观的亲身体验，民族共同体和民族自尊心的建立与传扬，让即便是真正出于热爱向往或者学术目的去接触古老文化的外来行为，依然很容易就会触动国人敏感的神经，引发难以预料的集体情绪。
葛维汉带领的发掘在一种并不友好的氛围中结束了，他们一共在沟底和溪岸开探方108平方米，出土、采集了600多件器物。所出器物分置6箱，全部押送至广汉县政府。罗县长在过目开眼之后，便“以此有关文化之古物，分散之后不便研究整理，乃将全部移赠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这些器物最终留在了中国，成为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重要馆藏），葛维汉随后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与三星堆文化有关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6卷），在将之与渑池仰韶、安阳殷墟和辽宁沙锅屯文化做比较之后，推测“广汉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1100年。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这是对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它拉开了长江上游青铜文明中心探索的序幕。在随后的几年里，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现碰响了学界的风铃，顾颉刚、蒙文通、郑德坤、卫聚贤等纷纷发文参加了对三星堆（时称“广汉文化”）的讨论，以致引发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古蜀文明追寻，最终在1980年代随着一号、二号祭祀坑的出土震惊了天下。
“罗生门”的背后
如同敦煌的重新发现源自一次不经意的打扫，三星堆的重现天日亦堪称一种偶然的机缘，然而最大的不同在于，敦煌的 第一眼 遇见了麻木，木衲甚至憨厚得有些令人气愤无奈的王圆箓，而三星堆最初发掘的重要参与者之中确有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学者。文物的出土 流散，引发了一段沸沸扬扬的往事，所有的相关者，无论是本地的居民，官吏还是外来的淘金者，西方的传教士、探险家，都被一种力量深深裹挟其中，他们在推动着事件的进展同时也在被整个进程所掌控。
这种力量，或许就是历史的合力。
不管怎样， 1930年代发生在三星堆的一切，如同其遗址本身所展现的神秘身世一样，已很难让人清楚地知晓，尽管有些事情似乎已有了定案。
1980年代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发掘现场
中国西南的这次考古发现，背后站立的是当时的芸芸众生相，背景则是大时代下的一段社会截图：
1930年代前半期， 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混 战 ， 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努力修补着和各地军阀的关系，巩固已经完成的形式上的统一，酝酿着结束分裂政治的“团结统一运动”， 社会民生在凋敝中期待重生，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刚刚拉开帷幕；与此同时， 从混战中劫难重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堪忧的国际生存空间，国民政府在为取消或消除前朝的不平等条约与西方艰难谈判，而来自东邻岛国日本的咄咄逼人已经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九*一八”事变丧失东北，紧接着就是实施策划已久的“华北自治”。
中央政府焦头烂额的事情一大堆，顾及不暇对地方的精细治理，这给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民间社会更因此获得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强大的民意常常影响政府的行为。 然而在1930年代，内忧与外患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却是一个整体缺乏安全感的社会，许多民众极易产生对内虚无与对外仇恨的极端情绪，这个时代背景下的民意常常是一时情绪的宣泄，而远非基于理性的倡导，因此，尽管最后政府或其他对象常常以狼狈退让的方式寻求与社会的和解，事情却也因此搁置或者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1930年代，围绕“广汉玉器”所引发的种种传言与行为正是其中一个绝佳的注解。
历史时在循环重现，回忆总是让人唏嘘。
三星堆祭祀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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