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跑遍全国近2000处古建，这群人也太拼了吧！
1937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四下寂静。在山西五台县郊外，一群人来到了一座寺庙前。
寺中只有一位僧人和一位陪侍的哑童，似乎很久没有过外人驻足。
可当他们推开这座庙宇的殿门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正面的佛坛上，一共坐落有 30 余身塑像。中央的三尊主佛，每尊足有 6 米高。
从造型和彩绘来看，这些应该是唐代的雕塑。
一个室内空间，30 余身唐塑，像这样的体量，是前所未有的。
▲ 1937 年 来访女子在大殿佛像群中
奇怪的是，在这一群僧佛塑像之中，唯有一尊妇女坐像，穿着世俗服装。
僧人说，她是邪恶的“武后”。这引发了到访者们的好奇。
▲ 妇女坐像
图源《山西日报》（2021年11月19日第11版）
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就是这次发现，打破了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已无唐构建筑的断言。
而在这群到访的人中，便有我们所熟悉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
▲ 1931 年 林徽因与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后于北平合影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故事的开始，要从一本名为《营造法式》的书说起。
1103 年，北宋官方颁布了这部建筑规范书，由当时的将作监（也就是掌管宫室建筑官员）李诫编撰。
▲ 《营造法式》绍兴本 图源故宫博物馆
《营造法式》作为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关于建筑规制的专业书籍，原刊行本却均已失传。
终于，在800 多年后的 1919 年，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营造法式》的清代丁丙八千楼抄本。
他返京后，请出了当时著名藏书家陶湘进行校对，于 1925 年出版了《营造法式》陶本。
由此，这本尘封数百年的著作得以重见天日，并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建筑学界的重视。
▲ 朱启钤先生（1872-1964）
说到朱启钤，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社长。
在《营造法式》陶本出版的同一年，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倡议成立“营造学会”，旨在研究建筑文献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
五年后，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
学社创办的《营造学社汇刊》，也成为了代表当时中国古建筑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首页
第二年，也就是 1931 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学者纷纷加入了营造学社。
从 1932 年开始，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在六年时间里，学社成员们一共跑了百余个县城，调查了近 2000 处古建筑。
而其中，就包括四次来到山西的故事。
1934 年，梁思成、林徽因等营造学社成员第二次来到山西，并在这里考察了灵岩寺。
在当时考察留下的影像中，有一张照片流传很广。
照片中的这个女子，就是林徽因。
她伸手搭在佛像上，仰头注视，笑容莞尔。铁佛垂首，宁静慈祥。
林徽因在后来的调研报告中提到了当时的景象。
“远山晚晴，天空如宇。”
虽然这张照片是黑白的，但我们仿佛能透过这段文字看到——
90 年前的那天，傍晚时分，天气晴朗，夕阳的余晖落在林徽因和铁佛身上。
在她们对视的那一刻，似乎也在对彼此倾诉着什么，于是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细细聆听。
当时营造学社一行人来到灵岩寺时，寺庙昔日的盛景已然不再。
他们听村里的老人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替换村长时，新旧两位村长怂恿村民斗殴，拆毁寺庙，于是短短几天内，曾经堪称古汾州“梵宇琳宫”的灵岩寺，便化为一片瓦砾之地。
如今，我们如果再去灵岩寺，甚至连那三尊佛像都已经看不到了。
这是因为在抗战期间，铁佛被融为铁水，制成了手榴弹。
站在古建保护的角度，这固然是令人痛心的。
可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当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时，这样的抉择却是千般万般的不得已。
▲ 1934年 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野外考察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1937 年，营造学社成员们第四次来到山西。
这一次，他们迎来了学社的最高光时刻——佛光寺的发现。
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在被学社发现之前，它已经静静伫立了上千年。
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坐着骡车一路辗转，直到日暮时才终于到了佛光寺。
▲ 梁思成一行前往山西五台山寻找佛光寺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梁思成用了八个字描述他初见佛光寺的心情：“瞻仰大殿，咨嗟惊喜。”
而“惊喜”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严肃的测绘过程。这种“严肃”，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待工作认真，我想也跟恶劣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室内光线昏暗，手电一照，又有蝙蝠成群飞过；
成百上千只蝙蝠聚在一起，空气秽浊，难以忍耐；
爬到屋檐底下，能看到难以计数的臭虫，还会爬到背包和身上……
▲ 1937年 梁思成在佛光寺大殿中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他们工作了整整三天，终于将东大殿的测绘工作完成，但对于大殿的建造年份还是没有明确的发现。
就在这时，佛殿的梁下突然吸引了林徽因的注意——
在大殿的梁底，隐约有毛笔留下的墨迹。
她仰着头，努力从不同角度辨别文字。终于，“女弟子宁公遇”，这几个字在眼前变得清晰起来。
▲ 佛殿内梁下题字
图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而“宁公遇”，这三个字同样在殿外的经幢上出现过。
那颗经幢上带着纪年“唐大中十一年”，以及宁公遇的称谓——“佛殿主”，也就是出资重建佛光寺的施主。
由此，大殿的建造者与年代便可确认。
这一发现让大家特别兴奋，林徽因便提议，在大殿前吃晚饭。
于是，他们就在地面上铺上席子、毯子，摆上带来的全部罐头，像野餐一样兴致满满。
可谁也想不到，那天是 1937 年 7 月 5 日。就在两天后，七七事变爆发。
▲ 1937 年 林徽因测量佛光寺殿外经幢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当结束佛光寺的工作抵达代县后，他们才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便匆匆赶回北平。
他们后来没有再回到过佛光寺，对于这一名剎能否得以保全的问题，有担忧，但更多的，是无奈。
考察古建，是一场与时间的比赛。
而这场比赛的结果，即便注定会输，也还是有人拼尽全力。
因为资金问题，营造学社仅仅存在了十六年，甚至其中一半的时间充满战乱与流离。
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足迹却遍及全国 15 个省，190 余个县市。
如果说有什么支撑着他们做这件事，我想那只有，“信仰”。
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正是故事的最开始，那本《营造法式》，也是梁思成口中无法看懂的“天书”。
可以说，理解《营造法式》，并将其应用于现实建设，这件事是贯穿营造学社的主线。
但要怎么读懂这本书呢？
光是研读文本是不够的，还要去找实例。而实例在哪里呢？只能去寻找。
于是我们看到，在考察测绘时，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惟恐不周”。
▲ 1934年 梁思成在山西太谷资福寺大殿檐下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林徽因曾提到，梁思成对应县木塔的关心甚至超过自己的日常生活——
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
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
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
而此时的梁思成，甚至还没有亲眼见过应县木塔的样子。
那他亲眼看见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是远远地看着木塔在夕阳返照中闪烁，一直到它变成剪影。
▲ 应县木塔外景 图源《中国建筑史》（梁思成）
梁思成恭谨地称其为，“对于这塔的拜见礼”。
在他们眼中，这些古建似乎是神交已久的朋友，就算未曾蒙面，也要以最高的敬意、最周到的礼节去对待。
抗战爆发后，营造学社成员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带领下辗转各地，最后迁到四川李庄。
在李庄的这六年里，他们开始将之前实地考察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文字整理。
也是在这一期间，先是梁思成患脊椎软骨硬化症，后又是林徽因肺病复发，卧床不起。
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没有放下过手头的工作。
▲ 1940年冬 林徽因卧病李庄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林徽因说，营造学社的成员们都是“研究建筑的死心眼人”。
可正是这群“死心眼人”对信仰的捍卫，让 90 年后的我们还能欣赏到这些珍贵的古建筑。
即便其中一些只能存在于照片中，可是当我们看见它的那刻，它的存在就会被记住。
还记得开头，梁思成、林徽因一行人在佛坛上看到的那尊妇女塑像吗？
她不是什么“邪恶的‘武后’”，而正是佛光寺的殿主——宁公遇。
公元 857 年，宁公遇出资重建了佛光寺，亲自送供上山，并在大殿建成后留下来成为殿主。
而在 1937 年， 1080 年后，林徽因推开了佛光寺的大门，发现了这座千年古刹的建造者与年份。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千年后的林徽因，看见了千年前的宁公遇。
▲ 1937年 林徽因与宁公遇塑像合影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在那些无声的砖瓦城墙中，我们看见了曾经的人，看见了曾经的故事，也看见了这成百上千年间流淌过的历史。
我想，这就是古建筑研究的意义。
*本文参考资料：
[1]林徽因《林徽因全集 4：建筑》
[2]林徽因《中国建筑常识》
[3]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4]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5]胡木清 黄淑质 上海艺术礼品博物馆 中共江门市新会区委宣《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6]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7]梁思成《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8]李诫 梁思成《梁思成注释 <营造法式> 》
[9]《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0]清康熙《汾阳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