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乐观主义者的“两难困境”

参考消息网12月26日报道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近日发表题为《比尔·盖茨：乐观主义者的两难困境》的文章，作者是贾森·考利。全文摘编如下：

比尔·盖茨开完柏林世界卫生峰会后，返程途中在伦敦停留24小时。次日，他在唐宁街与首相基尔·斯塔默和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会面。他希望推动工党重申英国作出的一个承诺，即将国民收入的0.7%用于国际援助和发展。

两次改变世界

盖茨对工党的预算感到失望。10月31日，他发表一份声明，在声明中，他将削减海外援助预算这一决定描述为“对世界上最弱势群体而言的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英国正在退出其在海外援助方面的领导角色，而这“让我们所有人都面临更大的风险”。

这便是乐观主义者深陷两难的一个缩影：世界并不像比尔·盖茨所期望的那样，也不像他曾经认为的或想象中的那般。历史并非以线性的方式渐进式向前发展。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进步成果可能会逆转或丧失。身为世界上最富有以及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他所看重的那些优先事项正日渐失去那些奉行国家例外论并将更多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国防和安全的国家的认同。盖茨认为，技术创新的潜力是无穷的，但有些东西已经失去，那就是曾照亮本世纪初的跨国多边合作精神。在这个零和世界里，我们该如何鼓励每个国家尽其所能去帮助最贫困的人群呢？盖茨在寻求光明，但黑暗却无处不在。

作为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坚信进步的必然性，也坚信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具有改变世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力量。他虽没有明确这么说，但他相信自己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他已经两次做到了改变世界：通过微软，他为大众创造便捷可用的计算机；通过盖茨基金会，他对在世界上最贫困地区开展免疫接种、女性教育以及儿童健康进行变革性的投资。盖茨说，我们已经研发出抵御气候变化的种子，而且即将彻底消灭小儿麻痹症。他的远大目标是没有一个孩子死于可预防的疾病。

他向我展示了一个小型、带有人工智能功能的超声“分娩预测仪”，可连接到手机上。“你用这个仪器扫描孕妇的腹部，然后一款人工智能软件就会判断这次怀孕是否有难产可能，如果有可能(你就可以采取相应行动)。获取信息只需几秒钟。如果资金充足，我们还有一系列类似的项目——我们可以谈谈资金为何不足，因为富裕国家的预算都非常吃紧。”

担忧政治变数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创建于2000年，拥有752亿美元资金，是世界上第三大慈善组织。

然而在基金会为明年的25周年纪念活动做筹备时，盖茨及其团队却认为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或者说已经到了“转折点或拐点”。他们不太能确定用哪个比喻才能最好地概括他们的忧虑。在关键的公共卫生指标和发展目标上，世界正在走回头路。

盖茨告诉我：“最大的变数在于全球政治。战争能最有效地让一切倒退。我们能否避免局部战争和大规模战争呢？美中关系是一大隐忧。双方似乎都越来越擅长激怒对方。但我对此仍然保持乐观。”

他说，他的乐观主义有一些“脚注”，那就是生物恐怖主义、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的颠覆性潜力。“我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确实使用了核武器，令人惊讶的是只用过两次，而且自那以后就没再用过，但没法保证以后也不会用。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在想：‘哦，我的天呐，核武器！’我感觉现在这一代人对核武器的担忧不够，不过我也承认，人们必须同时担忧我们要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生物恐怖主义以及地缘政治问题——还有气候变化，尽管在气候变化方面，我认为创新能够让我们避免发生重大灾难。”

2000年至2020年，全球在健康方面取得可衡量的进展——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当时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拯救了5900万条生命，儿童死亡率和传染病发病率减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为超过11亿儿童接种疫苗，帮助低收入家庭避免超过1880万例可能发生的死亡。但如今，这些进展正在停滞甚至出现倒退。

盖茨说：“疫情是一次巨大的挫折。富裕国家负债更多，卫生服务系统饱和。许多国家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他又谈到富裕国家为何迫切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较贫困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预计到本世纪末，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人口将从17亿增至44亿，届时全球四成人口将是非洲人。

盖茨说：“道义上很清楚，我们都是人。我们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摆脱困境。每当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乌克兰、中东、政治极化、美中关系——对非洲的关注就会减少。现在，提供给非洲的援助占比从40%降到25%，我们确实很怀念2008年，当时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所有领导人都到场签署文件，并说：‘好的，我们将坚守这一道德承诺。’”

在2015年的一场TED演讲中，比尔·盖茨就一种经空气传播的类非典病毒可能引发全球大流行病的威胁发出警告。他懊恼地说：“不幸的是，我那场TED演讲90%的观看量是在疫情暴发之后产生的，而不是在疫情暴发之前。”不过，他的先见之明还是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就那件事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有些人竟然说，我肯定是事先知道会发生疫情，所以才能宣称自己预测到了！”

盖茨遭到反疫苗人士的诋毁，尽管由于疫苗接种计划的成功推行，小儿麻痹症在全球仅剩为数不多的几起报告病例(在尼日利亚、南苏丹、阿富汗)，麦地那龙线虫病(几内亚蠕虫病)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300多万例减少到如今仅有几十例。这些都是有可能像天花那样被彻底根除的疾病。

回归博学多闻

早在20多岁从哈佛辍学后，盖茨就“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成为软件领域的领军人物，几近疯狂。我那时不认为休假有什么好处，甚至都不去阅读各类科学方面的书籍。不过等我到了30多岁后，我又回归到博学多闻的状态。现在我做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挑选团队并对团队进行评估。我不再写代码，也从没进过实验室去研制疫苗。我仍然会笔耕不辍，当然，我也很喜欢大量阅读，乐于学习所有跟健康相关的知识”。

与他的前妻梅琳达不同，梅琳达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盖茨并不信教。他不像硅谷的一些人那样痴迷于长生不老、百岁人生、人体冷冻等等。他通过打网球来保持健康，在网飞最近的一部纪录片中，拍摄到他在西雅图家中的书桌前做俯卧撑的画面。他说：“是人工智能建议我这么做。我希望自己能在认知领域继续做出20多年的贡献，因为那样我就有机会看到疟疾被根除以及取得巨大进步。”

他并不认同如今的科技巨头们是能够定义时代精神的世界级历史人物，当代拿破仑就更谈不上了。“我算是个创新者。在电被发明出来之前，我不在乎有多少伟人诞生：他们又做了什么呢？然后人类发明了电，于是开启了工业革命——人类的平均寿命是什么时候开始从30岁左右提升到70多岁？这实际上得益于能源的强化，还有学术传统、科学传统以及对健康的了解。人类过去200年的发展历程是令人惊叹的。以前确实诞生过了不起的人物，但那又怎样？”

看到那些围在特朗普身边的亿万富翁和寡头们——马斯克已被任命领导政府效率部——让人感觉就好像我们正在回归一种贵族统治体系，在这种体系下，超级富豪们渴望拥有履行国家传统职能的权力。或许这种情况已经发生。盖茨从事的慈善事业关乎国际发展；马斯克向美国近期受飓风影响的人们免费提供“星链”服务；谷歌正在购买属于自己的小型核电站。在这个新时代，科技巨头们并不惧怕垄断，反而在寻求垄断。盖茨曾是坚定的垄断者，微软也曾卷入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反垄断案件当中。

他谈到过人工智能机器人如何能够担当教师、护理员以及心理健康专家。但这些机器人应该属于谁？是私人公司还是国家？同样，他能坦然接受人们的基本需求要依赖私人公司的情况吗？毕竟，正如另一位科技巨头彼得·蒂尔所说：“竞争是失败者才玩的游戏。”

盖茨评价蒂尔说：“他算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说了很多奇怪的话。确实，如果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盈利，那你肯定希望不要有太多竞争，但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欢迎严肃批评

在我们道别前，我问盖茨，人性中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什么。他说：“我对人性持非常积极的看法。如今人类的境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可人们却没有停下来去认识到这一点！”

但他停顿了一下，仿佛有一片黑影笼罩了整个房间。《核时代的地缘政治》一书作者科林·格雷是这样界定乐观主义者的两难困境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可能是支撑政策的两种危险态度。但在这两者之中，乐观主义更容易带来致命后果。”

盖茨又重复了一遍：“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但我担心政治极化现象，我一直担心生物恐怖主义，担心核武器，担心气候变化，现在我还要加上人工智能；尽管它是最具积极意义的创新，但它发展得如此之快，将会极具颠覆性。”

那他要担心的事可真不少啊。

比尔·盖茨知道，他所怀念的所谓全球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那个世界——也就是21世纪初全球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那段时期——已经分崩离析了。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之间相互竞争的世界里。阴谋论者和反疫苗人士将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当选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以享有税收优惠和试图永远把持权力和财富为由，将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的非营利组织描述为“美国社会的毒瘤”“财大气粗的左派”的拥趸。

《亿万富翁、书呆子、救世主、国王：比尔·盖茨及其影响世界的探索》一书作者阿努普丽塔·达斯写道，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创立“彻底重塑了盖茨的形象，慈善家的光环让这位垄断主义者的棱角变得柔和了”。但人们现在不禁会想，随着新的国家民粹主义愈发对他以及他的慈善和自由派全球主义理念持强硬反对态度，盖茨是否感觉到自己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他抱怨西方国家能力的崩塌，但却没有将其与亿万富翁阶层的崛起、国家的空心化以及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联系起来。

盖茨反驳那种认为其基金会游离于民主问责之外的观点。他欢迎批评——只要他认为这些批评是建设性的，而非人身攻击。他说：“就拿疟疾来说吧。我们在疟疾防治方面投入巨大，要是我们把疟疾防治策略搞砸了，会有人来告诉我们他们有不同的想法吗？我倒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提出严肃的批评，比如这样说：‘哦，你说你们是为了拯救生命，那为什么不在这方面投资？为什么会遗漏那个方面呢？’但如果你只是说‘谁都不应该拥有那么多钱！’好吧，也许你对，可既然我拥有这些钱，难道这不就是让这些钱回馈社会的最佳方式吗？”（编译/涂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