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来信
比尔•盖茨发布2010年度信函，介绍基金会目前的工作进展以及创新如何决定基金会的优先考虑议题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发布其第二封年度信函，介绍基金会目前的工作进展以及创新如何决定基金会的优先考虑议题。
这是我的第二封年信。今年这封信的主题是创新以及创新如何影响到前途黯淡还是光明。
2009年是我全职担任基金会联席主席的第一年，同时担任联席主席的还有梅琳达和我的父亲。对我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一年。我非常开心可以有很多时间跟致力于解决世界上一些最重要问题的创新家们见面。我得以走出去与那些在实地推动进步的人们聊天，包括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师、印度抗击骨髓灰质炎的医护工作者，还有肯尼亚的奶农等等。这些我所见到的一线工作，让我时刻记得需求的紧迫性以及将所有对的事情都聚合到一起来的挑战。我热爱我的新工作，并且为自己可以集中地把时间投入到这些领域而感到幸运。
去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十分严峻，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是经济低迷期承受打击最大的。2009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金融危机将会持续多久、它的破坏性将会有多大。现在看来，我们可以说市场在三月时触底，但是到了下半年经济便停止了萎缩并重新开始增长。今年，我与基金会的联合受托人沃伦∙巴菲特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更加频繁地交流，我努力尝试理解在经济领域正在发生些什么。
尽管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但是经济依然虚弱。世界还需要花很多年来挽回损失，包括持续性失业、创纪录的巨额政府赤字和债务。在这封信后面的部分，我还将谈谈这些赤字对各国政府对外援助预算的影响。尽管经济形势如此严峻，我仍对未来一年我们可以取得的进展抱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只要拥有科学创新和一批为着世界上最穷苦人民利益工作的伟大领军人物，人类的景况一定会继续得以改善。
最特别的一个亮点发生在去年夏天，我在印度旅行时得知他们刚刚把创新项目加入了健康体系。印度北部的卫生统计数据是惊人的——有10%的孩子不到五岁就会死去。针对于此，印度政府承诺将增加对于健康的关注和投入。比哈尔邦是印度最贫穷的地方。在旅程中，我得以和该邦的首席部长提希∙库玛尔就他在提高免疫率上所作的出色工作进行讨论。我还见到了拉胡尔•甘地。他是新一代的政治领袖，致力于保障在以上项目的投资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用。基金会正在考虑资助估量系统以帮助改进这些项目。拉胡尔非常坦白地说，现在有很多钱并没有到达应该到达的受益人手中，并且这种状况很难改变。他的坦诚让人耳目一新，因为很多政治家并不会说可能会影响捐款人继续给钱的话。他解释了如何组织那些主体为妇女的地方群体来监督款项的使用，这一战略已经产生了重大作用。我从拉胡尔以及其他年轻的政治家们那里听到了对于评估结果和改进服务递送系统的长期承诺。这使我确信，在未来的十年里，印度的健康状况将得到可观的改善。
创新：黯淡前景和光明未来的区别所在
正如其他我们正在开展工作的地方一样，在印度，穷人们所需要的远大于他们所能得到的资源。争取更多的钱很重要，但是仅此而已并不足以解决重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梅琳达如此坚信创新的力量，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在同样成本下做更多的事。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曾经有很多的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境况——使我们的寿命延长了大约两倍，带来了便宜的能源和食物。但总体而言，社会却在创新上缺乏足够的投资，尤其体现在两个领域。一个就是可以造福穷苦人的创新——这个领域投资太少了，因为穷人是无法创造市场需求的。第二个就是教育或预防性医疗服务——因为那里没有被认可的衡量标准来告诉市场如何挑选最佳的创意。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从现在算起十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健康、教育、能源或粮食生产上的创新，那么肯定是一幅非常黯淡的图景。富人花在健康上的开销会更高，而其代价则会是迫使穷人滞留在今天一样的不良景况里。在美国，教育花费的增加意味着更少的人可以获得较好的大学教育，而K-12教育（美国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2年教育——译注）在贫困人口中将继续效果不佳。我们将不得不提高能源的价格以降低消费，而穷人将受累于更高的能源成本以及气候变化的后果。在粮食上我们将面临巨大的短缺，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来供养正在增长的人口并提供其日益丰富的饮食。
但是，我乐观地认为创新将帮助我们避免那些灰暗的前景。在美国，在线学习以及其他途径的进步将使人们更容易接触到良好的教育。因为疫苗、药物以及其他领域的改善，贫穷国家将越变越好，而人们也会选择保持小规模的家庭。有了更好的种子、培训和介入市场的途径，穷国的农民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世界将找到清洁的方式来进行低成本发电，而更多的人将摆脱贫困。
尽管创新是无法预测的，但是政府、私营企业和基金会可以通过做很多事情来推动它。富裕的政府需要在研发上花更多的钱，比如：我们在健康和教育领域需要更好的评估系统来判断哪些努力是奏效的。
梅琳达和我认为基金会的一个主要角色就是投资于那些不被资助的创新项目。这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在科技领域的背景，同时也因为考虑到基金会的规模和能力可以在立足长远的基础上在探索新方式上承担较大风险。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时就对我们说，“不要只做那些比较保险的项目。在这场游戏中，你可以批处理1000个项目，却实际上并没做什么重要的事。如果你愿意承担那些真正的难题，你完全可以少做一些。”我们支持在教育、食物、健康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创新，比如穷人储蓄等。在后面，我将谈到为什么我们目前不认为基金会应该进军能源领域。
我们有一个框架来决定在哪些创新领域我们是落后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就是，如果某项创新被证实有效，那么让它持续下来的成本要远低于它所能带来的益处。这样的话，即使当我们不再参与其中了，人们或政府仍会愿意保留它。很多项目并不满足这一要求，因此我们就不会涉足。此外，我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即寻找优秀合作伙伴的能力，这些团队的人们应该在获得足够多资源的情况下，在五至十五年内取得明显效益。
我们的框架包括资助一系列的项目，而它们存在不同的风险水平。低风险的项目是那些在小范围内已经证实有效的创新，而挑战就是如何把成果更大规模地进行应用。高风险的创新要求新工具的发明。有些处于科学的前沿，比如发现一种新的药物并进行大规模的试验看其是否有效。其他高风险的努力还包括改变社会行为等，比如说服在感染艾滋病病毒上存在高风险的男子进行包皮环切术。
对于我们而言，事先理解那些有可能阻止一项创新得以成功推广的因素尤为关键。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中，缺乏熟练技工或是电能都可能是重要的限制因素。在对教师的工作中，我们需要一种可以衡量他们效率的方法——这种方法应该为教师们所欢迎，而不应该让他们因为感觉太不切实际或是变幻莫测而拒绝使用。即便是在我们尽最大努力理解各种挑战的时候，也需要设立中期里程碑。由此我们可以看看在科技或是实践推广中所遇到的限制条件，之后或是进行调整或是决定将项目终止。我们的重心放在强大的项目测量系统上，并且对于结果无论成败都愿意予以分享。创新会被更迅猛地推进，当各方面可以在彼此工作之上进行建造，并且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至于实例，我在前面的图表里列出了基金会正在投资的九项创新。这些创新按照基金会的三个不同的工作领域进行了划分。整体而言，我们支持着大约30项创新项目。尽管表格中只含一个新疫苗项目和一个新种子项目，我们实际上在多种疾病疫苗（疟疾、艾滋病、肺结核等）以及多种作物种子（玉米、水稻、小麦、高粱等）项目上都有投入。针对每一项创新，我列出了时间表、最终受益人以及限制因素。只有少数我们做的事情中（比如紧急灾难救援和奖学金项目）不符合这个模型，但是基金会有超过90%的工作都是按照模型方式进行的。
儿童死亡
贫穷国家中儿童健康状况的改善是展现创新力量的一个实例。在2008年，全球第一次实现了5岁前儿童死亡人数低于900万。2005年，是2008年之前上一次仔细考量这一数据的年份。当时这一数字已接近1000万。之所以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是因为疫苗注射的增加以及更好的防治疟疾方法的出现。
右边的饼型图显示了最主要的三种死因。请注意，在这里所有导致新生儿于30天内死亡的疾病被归并为一类，即“新生儿死亡”。因为目前对于降低新生儿死亡上进展甚微，但是在减少因其他疾病致死的问题上取得了成效，因此新生儿死亡在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整体比例中已经超过了40%。如果按照预期，我们将继续在解决其他死因的工作上取得进展，而在预防新生儿死亡上停滞不前，那么这一比例数字很快会超过60%
大多数关于儿童死亡的统计图表并不归总新生儿死亡为一类，而是分散到各个疾病名下，如新生儿窒息、早产或是新生儿感染。这部分地是由于儿童健康领域一直是划分得泾渭分明的。比如，营养专家和早产专家相互之间是没有沟通的。但是，这一现实给人们带来了挑战。在过去的十年间，公共卫生专家认识到将各个病种分隔开并不是改善状况的最好途径。如今，全球健康的领袖们都在谈论这些问题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并且他们看到需要从整体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包括通过干预减少母亲的死亡率并改善自愿的计划生育。基金会的策略也沿着同样的道路在演进。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资助了若干试点项目并且建设了一只强有力的团队来领导该工作。试点项目显示，正确整合的方法可以产生明显的效应。包括对母亲和接生员进行教育，并且给他们一些新工具，如方便使用的抗生素。在早期获得那些成功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加大了投入看看是否可以推广这些方法。
梅琳达对这一领域具有特别的兴趣，并且计划在2010年安排几个旅行去考察那些项目。我们两人偏重的领域各有不同，但是常常会在彼此之间分享所见所闻。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让我们可以很好地一起规划，看各个领域如何更好地嵌入到整体策略中去。在过去的工作中，我总有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在微软，早年是保罗∙艾伦，后来是史蒂夫∙鲍尔默。尽管一些人工作时并不需要这种合作伙伴，但是我发现只有当身边有个了解我优势和弱势的伙伴，我们才有信心承担那些时间长且风险高的项目。当其中一方开始过度悲观或乐观时，另一方可以提供更加平衡客观的观点。
在这封信的以下几个部分，我将写一写创新是如何作用于那些导致儿童死亡的其他因素以推动世界进步的。
疫苗带来的奇迹
疫苗是个奇迹，因为通常在两岁以前，只要接种三剂你就可以终生避免一些致命的疾病。由于影响是如此的惊人，所以疫苗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每年超过8亿美元——而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我们正努力呼吁其他捐助方也投入更多的资源在疫苗开发上，因为我们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首要的挑战是投资于疫苗，其次是确保疫苗可以到达那些需要的它们的人那里。在贫穷国家实现全面覆盖是很困难的，因为无论成本还是递送都存在很大的障碍。
各种各样的创新可以简化递送的过程。有时候可以把若干不同的疫苗合而为一。最好的例子是预防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三重联合疫苗。它们最早产生于1920年。1942年时，这几种疫苗已经合并为一种联合疫苗，包含三种活性成分。现在，三剂这样的疫苗的价格低于50美分，并且目前世界上有超过77%的最穷国家的孩子可以接种上三剂，从而得到保护。这种联合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引入，使得破伤风的死亡率下降了将近88%，而百日咳的死亡率下降了70%。如果联合疫苗的覆盖率达到95%，那么人们将不会再因这三种疾病而死亡。
即使一种疫苗无法和其他的合并，我们仍可在发放机制上进行改进，比如对穷国免费疫苗或是至少降低价格使之可以为他们所接受。这是我们在十年前创立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工作重点。GAVI资助贫困国家以提高疫苗覆盖率，并帮助支付购买那些新的疫苗。GAVI自建立以来，已经使两种新疫苗实现了广泛供应。一个疫苗是针对乙肝，该疾病是最终导致肝癌的罪魁祸首之一，每年有超过60万人因此而丧命。另一个疫苗是针对B型流感嗜血杆菌的，这种菌会在人的孩童时期导致脑膜炎和其他威胁生命的问题。截至2008年底，有1.92亿儿童接受了乙肝疫苗接种，4180万儿童得到了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的保护。
现在乙肝疫苗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已经和上面的三重联合疫苗相结合，从而开发出一种包含五种活性成分的五重联合疫苗。GAVI同时提供单独疫苗和五重联合疫苗，这已经使得新生儿乙肝疫苗的接种率达到68%，而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在最贫困国家新生儿中的覆盖率达到了24%。
成本花费仍是个问题。今天，一整套这样的五重联合疫苗比三重联合疫苗的成本高出8美元。但是当制造商可以生产更多、且有更多竞争引入的话，成本在未来一年里应该可以减半。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健康社区的目标是到2015年，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的覆盖率可以达到80%。到那时，每年在最贫穷的国家将可挽回25万条生命，避免许多的苦痛和残疾的产生。
在这些疫苗工作取得进展的基础上，GAVI还将把两种已经在富裕国家使用的疫苗列入工作重点：一种针对会导致痢疾轮状病毒的疫苗，另一种是针对肺炎球菌的疫苗。你可以从那个儿童期死亡图标上观察到，如果有新的疫苗将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每年，轮状病毒疫苗可以挽救22.5万到32.5万人，而肺炎球菌疫苗则可以挽救26.5万到40万生命。
在去年的年信里，我曾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六年内让一半以上需要轮状病毒疫苗的孩子都可以接种上。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在未来五年内达到这个目标，但是这工作要比我想象的难许多。很多国家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未曾添加任何一种新疫苗。难以置信的是，一些国家甚至没有一个决定是否应该增加一种新疫苗的政策机制。在另一些国家，该机制只存在于纸面文件上，没有人记得谁是负责该工作的。我们在推广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和乙肝疫苗时回避了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创造了五重联合疫苗。但是，目前把轮状病毒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和其他疫苗相复合还是无法实现的。此外，除非有特别的证据证明一种疾病在该国的负担特别重大，国家通常对于是否增加一种昂贵的新疫苗心存犹豫。这一点不难理解。有时候，它们也会接受那些类似国家的数据，有时候则不会。
今年，基金会将帮助启动一种新方式，旨在鼓励大批量、低成本地提供肺炎球菌疫苗以满足贫穷国家的需要。这个方式叫做“预先市场承诺”，一组捐助者将承诺15亿美元来帮助穷国支付疫苗费用。我们预计在该资金的激励下，制造商将比正常市场情况下更早地建立工厂来竞争该市场。在2010年，与生产制造商的谈判将取得结果。我们相信这将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可以向人们展示该种疫苗能够以如何之快的速度到达那些贫穷的孩子手里；另一方面，怎样可以让这种方式应用到其他药物领域。
疟疾
两年前，梅琳达和我曾挑战健康领域的专家们，建议设立一系列的目标以期最终消除疟疾。针对疟疾这种大范围泛滥的疾病，基金会已经资助了若干不同类型的创新。在2005年，我们资助了一项中等风险程度的试点项目——在赞比亚进行尝试，让某个地区的多数人在防蚊处理的蚊帐里睡觉并且在房间内喷洒防虫剂。这些发明被证实大幅度地降低了疟疾的产生。由于来自于个人（有些是通过教会组织以及“只要蚊帐组织”）、全球基金、富裕国家的捐赠，对蚊帐的使用有了显著地增加。那些在近几年大范围使用这些干预手段的国家里，由疟疾引起的死亡数已经有了大幅下降：卢旺达下降了45%，赞比亚50%，柬埔寨50%，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达到了80%。这些干预措施被迅速地推广，这无疑将带来巨大影响。
但是疟疾是一种特别棘手的疾病。目前的工具手段不足以彻底消灭它，所以我们还在资助一些新的中度和高度风险的创新项目。比如，我们在资助开发新的可以用于蚊帐上的杀虫剂，因为某些蚊子已经开始对目前使用的药物产生耐药性。而且因为有些地区蚊帐并不为人所接受，我们也在投资开发新的室内杀虫剂——或许可以利用蜡烛或药物棒的形式。我们同时还在努力让现在使用的药物以及未来的新药更加便宜，因为我们知道寄生虫会对目前的治疗药物产生耐药性。
最后，如果要根除这种疾病，我们几乎毫无疑问地需要一种疟疾疫苗——而这也是我们在抗疟疾工作中所资助的最高风险的项目。关键是，研究者需要探索许多不同的方案，这样即使一个失败了，还有其他一些机会存在。一个部分有效的疫苗备选方案RTS,S已经进入了第三步实验阶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其他的尝试尚处于早期阶段，不过看上去都很有希望。科学家们正在把其他一些疫苗方面的努力结合应用于RTS,S，从而提高它的有效性和适用期，这种方法可能会在未来8到15年的时间里开发出高度有效的疫苗。
脊髓灰质炎的根除
脊髓灰质炎在过去20年里已经下降了99%，目前保持在每年少于3000例左右的水平。但是如何消除这最后的1%从而根除该疾病却是最难的部分。当基金会两年前投资于这种疾病时，我们认为这只是个方法、药物的实际应用推广方面的问题。因为口服疫苗已经很有效，貌似我们并不需要再开发一种新的工具。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在某些地方，口服疫苗并非完全有效。于是，我们资助开发了一种针对三种不同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新型疫苗。该疫苗在今年取得的进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在寻找最佳解决问题方案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
在去年的年信里，我提及有四个国家集中了大部分的现存病例。一个是尼日利亚，特别是在其北部省份，脊髓灰质炎尤其严重。2009年，由于来自一些省份、地区和传统领袖的新的资源投入和政治支持，尼日利亚在大多数省份里对更多的孩子实行了免疫。这使得病例数下降了50%，而最致命的菌株类型病例下降了90%。2010年，尼日利亚还需要提高每个地区的免疫率。
在另外的三个国家——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受该疾病影响的地理区域已经缩小。疾病最严重的地区是那些安全状况恶劣的地方，比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当疾病暴发时，国家的反应与以往相比更加迅速和有效。去年，脊髓灰质炎病毒自尼日利亚和印度扩散到超过15个被认为已经消除该疾病的非洲国家。但是，由于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应用更好的实验室技术，他们迅速诊断出了病毒并立即开始了免疫，因此控制了疾病的传播。但是，我们仍然未能将这些国家的案例数重新归零，特别是西非和乍得——在那里，疾病仍在广泛传播。我将会去访问这些国家，会见那里健康方面的领袖。我相信在来年里我们可以汇报更多的进展。
艾滋病
在艾滋病领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HIV病毒的传播不再像以前那样快了。新发感染病例在1996年为350万，达到了顶峰；在2008年开始下降为270万。疾病预防方面的努力是使该数字下降的原因之一，比如基金会在印度促进性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客户更多地使用安全套。但是270万仍然是太多了，并且在一些地方，艾滋病的感染率还是难以置信的高。在南非，18%的成人是感染者，甚至在该国某些地区，超过一半的妇女在25岁左右成为感染者。
去年，全球接受HIV抗病毒治疗（ARV）的患者增加到400万，这是一大成绩。在艾滋病发展的早些年里，人们还不清楚大规模的治疗在非洲是否会奏效。从2001年开始，基金会开始资助在博茨瓦纳的治疗，这是显示出积极效果的若干项目之一。全球基金和美国的PEPFAR项目（一个投资500亿美元用于帮助非洲抗击艾滋病的项目）随后开始领导了ARV推广扩展的工作。他们分别作出了出色的努力，尽管很多人担心有限的资金会限制他们可以治疗的新病人的数量。
治疗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们还急需防治HIV传播方面的创新，因此基金会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对于药片和凝胶的试验正在进行中，我们希望可以有效降低感染的几率。在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看到这些试验的结果。
另一种降低HIV传染的方式是男性的包皮环切术。我在去年的年信中曾经提到，研究表明包皮环切术可以将艾滋病病毒由女性传染给男性的几率降低60%。在那些传染泛滥的地方，如果大多数14岁以上的男子可以进行包皮环切术，那么就可以显著降低艾滋病的传播。基金会资助了一些致力于推广该手术的努力。但是，在我的眼中这属于高风险项目，因为我很怀疑是否有那么多的男子自愿进行这种手术。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我访问了在南非一个叫做橘色农场的地方工作着的法国科学家奥维特（Bertran Auvert）。奥维特进行了一个关于包皮环切术有效性的关键研究。现在他正着手向那些包括我在内的怀疑者展示我们的质疑是错的。
他和他的同事泰加德（Dirk Taljaard）非常谦虚，不过每个月神奇般地有超过750名男子来到他们这里进行包皮环切术。他们已经进行了14000例手术，并且在一年内他们认为可以为社区里几乎所有男子进行包皮环切。这看上去将是个非常高比例的参与率。奥维特的方法非常有效率，而成本只有40美元。在此项成功的基础上，南非以及其他一些艾滋病高发国家正在建立一批设施以效仿奥维特的做法。在非洲很多国家，如果自愿进行包皮环切术的男子比例足够高，那么艾滋病病例数将会逐渐降低至少30%。这就是像奥维特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可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你可能已经听闻，今年关于艾滋病的一条重要新闻是关于一种HIV的疫苗：一个在泰国的试验在九月份报告了结果。基金会对于艾滋病最大的投入在于疫苗开发，但是我们并没有资助这个泰国的项目。尽管针对数据存在不同的分析方法并且该疫苗的效果有限，但试验的结果仍是个好消息。研究者向科学界展示出疫苗开发还是有可能的。
艾滋病社区正在一些潜在的疫苗项目上开展工作。目前的情况是，当在猴子身上进行实验时，这些项目中的很多都获得了比泰国进行的疫苗试验更好的结果。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疫苗可以被选择进行进一步测试，因此艾滋病社区需要合作并找出可以进一步推进的那些。尽管疫苗的大规模使用可能还是至少十年以后的事情，但是今年我们在科学上的进展比多数人预期的要好。
帮助教师改进教学
基金会在贫穷国家致力于健康事业，因为我们认为那是在全球范围内改善生命状态的最佳途径。在美国本土，我们相信改善人民生活的最佳路径是促进公共教育的进步。美国的教育系统是这个国家取得成功的根基。但是我们培养学生的方式在近一百年内几乎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进行教育革新以使之更好更普及，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所承诺的机会平等，并且我们的竞争力就会落在其他国家之后。
我曾在去年的年信里写到，证据表明帮助老师更有效地进行教学是改进高中教育的最佳方法。前25%的优秀教师对于帮助那些学习后进的孩子提高技巧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大得惊人。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个新的努力方向，因此在2009年我花了很多时间用于更多地理解教学：如何发现最好的教师？他们可以如何帮助其他教师成长并使他们一样的优秀？在提升平均教学质量方面已经有了怎样的投资？
令人吃惊的是，教师们得到的可以帮助自己改进工作的反馈非常少，特别是当我们想想看学生们可以得到多少反馈的时候。学生们可以通过定期的考试来衡量自己的技能。考试的结果可以告诉他们与其他学生相比较的情况。学生知道如何改进自身，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哪里做的好、哪里做的不好。他们还可以跟其他学生交流，并且向掌握了知识的那些人学习。
学生得到的反馈多于社会上大多数的人。而有一种职业的人是几乎得不到反馈的，那就是工作在最前沿的教师。在教师的个人材料里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说明以描述该老师的优势和弱势。通常只有个简单清单列出基本的指标，比如准时上班、保持教室清洁等。在那些有评级系统的学校，99%的教师的工作被评为“满意”。尽管这样的个人系统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可预测性，但是对于发现最佳实践和推动改进并无助益。
另一种选择是建立一个投入了时间和金钱、旨在帮助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估系统。让这个系统运转需要资源以及信任。一个有效的新系统需要具备可预测性，这样可以帮助教师们发现薄弱环节并给予他们改进的建议，同时也不会因为结果的变幻莫测而让那些能干的教师对该系统心存忧虑。
一个关键性的争论在于评估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现那些表现不好且没有改进的教师。一个更好的系统的确应该可以发现那极少数不应属于教学行业的人，但是它最主要的益处还在于帮助大多数的教师改进他们的工作。
新的系统要求的不止于仅仅观察学生的考试分数，并比较在某老师的教学努力下学生分数在一年后提高了多少。更多的信息还应包括学生、家长还有教师同行的反馈，以及花时间审视其实际的教学工作。可以使用视频工具来征求建议，教师就可以发给同事们自己的教学录像，让他们看到自己在某些难题上的尝试，比如如何让课堂教学保持集中。这样的话就不必邀请旁人进入课堂，避免干扰。因此，一个摄像头就可以为评估收集资料。
为了帮助建立一套评估系统以提升教师教学的有效性，去年11月我们为田纳西州的孟斐斯、佛罗里达州的希尔斯博拉芙县、匹兹堡和洛杉矶的合作伙伴提供了3.35亿美元的资助。教师工会代表的参与和支持是我们选择这些地点的主要考虑因素。
评估教师并帮助他们改进属于一种创新的建立，而要求教师接纳对传统个人系统的改变则属于创新的实践。创新的建立或实践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分的清楚。因此，我们正从这两方面同时进行努力。教师们将得到评估，并且若表现优秀将得到报酬上的激励。如果这些地方的教师们喜欢这种方式并分享他们积极的经验，那么这些评估实践将会被推广。这些尝试的目标是让他们成为全国性的标准操作。这个项目带来的益处之大将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如此努力地在推动即使知道这其中亦存在很高的失败风险。早前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似乎都兴盛了几年，但是如果这个系统不能很好地运转或是教师们反对分化，那么还是会被放弃。
《难以忽视的真相》的导演戴维斯•古根海姆（Davis Guggenheim）拍摄了一部新的关于美国教育的纪录片《等待超人》，并将于今年出品。该影片讲述了几个孩子试图进入教学水平高的学校的故事，那真的就像是买彩票一样，不同的结果会决定这些年轻人不同的命运。尽管我可能是带有偏见的，因为我也出现在这部影片中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这部片子是很棒的，并希望它可以激起更多的政治意愿来促进提高教育的有效性。
去年秋天，梅琳达和我参观了北卡罗来纳州的若干学校，并有机会与一些非常出色的校长和老师见面。在一所市内的夏洛特学校里，教师们每周通过观察考试结果来分析哪个老师的教学对于促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最有效，从而老师之间可以相互学习。
在达拉谟，我们参观了一所特殊的高中，叫做“表现学习中心”。该中心服务于那些从传统公立学校退学、但仍然愿意获得高中文凭的学生们。我们参观他们的原因之一是想看看他们是如何利用网络在线学习的。这里并没有课堂授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来选择。刚开始，很多孩子在这里的进步速度比在传统学校里要慢。但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慢慢适应了在线学习的方式之后，他们学习课程的速度要远远高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这对于孩子们而言是很大的动力，因为他们同样在一年的时间里却学到比在学校里更多的东西。
在线学习
基金会在推动在线学习上有几个赠款项目，不过在这一领域我们才刚刚起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科技对正规教育的改变是何等的艰难。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下一个惊喜会发生在这一领域，特别是如果将其与面对面教学相结合的话。随着教育成本的逐步提高，这样一个建议将会是非常及时的。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听过某个老师非常精彩的授课，甚至可能好得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如果你打算花时间听一堂课，你应该听到最好的那节。现在，寻找和观看视频已经成为标准互联网体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把优秀老师的讲课视频放在网上。
有些大学已经把教程放在网上，供人们免费观看。你可以从一些网站上找到很多这样的视频，比如www.academicearth.org。我特别喜欢麻省理工大学沃特∙勒温（Water Lewin）的物理课还有唐纳德∙萨杜威（ Donald Sadoway）的固体化学课程。当需要学习一个新的概念，比如“卡诺极限”（Carnot limit），我就会观看不同的课程来听他们是如何解释的，同时也考察自己的理解力。
其实，在线学习不仅仅是指课程讲座。还有一部分是将信息以互动的形式展现出来，由此可以发现学生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这就使得为个人量身定做学习课程成为可能。试想，学生进入社区大学后被告知需要上数学方面的补习课，原因是其考试成绩在分数线以下。于是学生不得不花时间学习那些他们早已知道的知识，而无法集中精力在他们感到困惑的新知上面。他们坐在课堂里听课所得到的积极效用很少。很多被要求上数学补习课的孩子常常在取得学位前就退学了，因为那是一段特别让人灰心丧气的经历。从另一方面而言，在线学习可以迅速地诊断学生们知道什么并提供积极的反馈。这样，就可以确保学生们的时间真的是花在那些他们理解薄弱、需要增进的概念上。
正在开发的网上资料很多，但组织方式欠佳，要找到适合自己目标的最佳资料并不容易。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一个关于光合作用的视频，会找到成千上万条结果，包括很多学生项目。对不同年龄、不同知识水平的孩子来说，哪一个才是最好的？我们需要一种简单的方式，收集所有教育资料，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组织和评估。
制定课程规范会是一个有效手段，也就是将各种学习目标分解形成一个清晰的框架，并在网上资料与这一框架间建立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资料提供者和评估者会不断开发网上资料，其获取和使用也更加便捷，这将会成为各类教育的一个关键资源。目前，尚需要很多先行者来探索如何利用这一资源，并将其融入实体课堂体验。我计划在这方面投入大量时间，研究怎样能够达到所需规模，以便进一步推广。
还有一个问题，多少网上资料将是免费的，多少是付费的。一些最好的K-8（幼儿园至初中）学习互动软件由新兴的公司开发，并使用了创新的互动方式。这些公司对软件的授权以每个教室和/或每个学生为单位。理想情况下，市场机制和非盈利性工作会相辅相成。但鉴于学校在软件方面的预算很少，目前尚不清楚能否达到足够的市场规模，激励盈利模式发挥重要作用。
基金会近几年已经开始大量投资于能够帮助世界贫困人口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创新。全球长期饱受饥饿困扰的人口超过10亿，大多是小农群体。他们需要提高生产力，其额外收成可以贮存起来用于歉收年或是出售。这样就有钱送孩子上学。我们还需要养活未来50年地球增加的30亿人口。农业相关人士对增加生产力和确保可持续性都很关心。尽管这两个方面往往被视为相互排斥，实际上却颇具互补性。它们都依赖于创新，包括新型种子、更好的农业培训、更容易获得投资并进入市场。《温饱亿万人》（Millions Fed）这本书记录了最近一些成功的农业创新，可以在www.ifpri.org/publication/millions-fed下载。
为了获得更好的种子，科学家们找到两个备选方案。它们的特性都很具有吸引力，比如适合当地环境或者产量更好、抗病性更强。这样可以结合二者的优良特性，培育出一个新型种子。通过育种获得更好的种子，这种方法已经使用了数千年。当你看到原始的大刍草，也就是今天玉米的祖先，很难相信两者存在关联。这种改变完全归功于人类的育种技术。
现代农业技术为种子改良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是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样本，以及使用数据库跟踪不同条件下生长的成千上万种植物。这提高了传统育种过程的速度。第二，是检测植物基因序列的能力，就像检测人类的一样。我们已经部分地了解了基因哪些部分控制哪些特点，所以两种种子杂交时，可以通过新种子的基因序列知道它是否具有我们想要的特性。这叫做标记辅助育种，它显著加快了杂交育种过程，因为研究人员不必等待种子成长，就可以知道育种是否成功。最后一项是转基因技术，不是仅仅用杂交育种来创造新的种子基因组，而是提取一个基因并将其插入。一些人对这个方法仍有争议。但是，经过适当的安全审查，这项技术可以用来创造抗病耐旱农作物。这样的农作物不可能通过其他方法创造，它每年可以保护数十亿美元的收成，增加百万吨粮食供应。
最积极应用这些现代技术的是富裕国家的高价值经济作物。和卫生健康领域一样，目前没有很大的市场激励人们将最新科技用于贫困人口需要。基金会的做法是资助那些侧重发展中国家特定种植条件的项目，以及贫困农民种植的农作物。我们的资助款项大部分涉及标记辅助育种，但也有几个涉及转基因技术。
去年12月，我在肯尼亚内罗毕访问由科学家科勒姆（Segenet Kelemu）领导的BECA实验室。他们的实验室正在进行最先进的标记辅助育种，用以改良高粱、木薯、玉米。这样，农作物就可以生产更多粮食，并且抗虫抗旱抗病。科勒姆在埃塞俄比亚长大，出国攻读研究生，在其他国家工作了25年。但她选择在2007年回到非洲，致力于培养一代植物学家，以终结非洲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她组织的团队以及他们与整个非洲育种人员的共同工作，令我印象深刻。对于某些产品，比如高粱，即使一种种子已经具有全部应有的特征，他们还必须开发符合当地口味的多种品种，因为与富裕国家的玉米或小麦不同，没有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标准形态。
富国的慷慨援助
农业和卫生方面的改善严重依赖富裕国家的慷慨援助。但是它在对外援助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很多人印象中的小很多。健康援助由1990年的56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218亿美元，不到富裕国家当年所有对外援助的14%。而这笔钱的使用效率却是惊人地高——挽救一个生命的成本远远低于富裕国家的十分之一。
2008年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共1210亿美元，具体数据可参阅http: stats.oecd.org/qwids。我密切关注这些数据，因为这些政府的慷慨解囊是长期成功的关键。
由于预算赤字，对外援助很可能被削减或无法大量增加。左边的表格是一些国家的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的百分比，其中很多是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赤字水平。
公众可能不会把保持高额对外援助列为优先目标，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其成效如何。一些国家在冷战时期树立了对外援助的形象，当时是用金钱来购买对独裁者的拥戴，但对援助使用的控制却很少，难以确保款项用得其所。我们需要获得远远高于目前所拥有的关注度。ONE组织是帮助我们的重要伙伴，他们同时拥有波诺（Bono）的光芒和优秀的团队。10月，梅琳达和我做了一个演讲说明政府健康投资的良好运行情况，名为“鲜活的证据：为什么我们是急切的乐观主义者”（LIVING PROOF: Why We Are Impatient Optimists），可以在www.livingproofproject.org观看。这一版本侧重于针对美国的捐赠，但其中的信息更适合传递给比美国还要慷慨的富裕国家。
衡量援助慷慨程度的最好指标是看捐赠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最慷慨国家——丹麦、荷兰、挪威、瑞典、卢森堡——它们的对外援助占GDP的0.72%至1%，非常了不起。欧洲其他捐助国的比例大部分为0.3%至0.5%，多数已承诺在2010年前达到0.51%。法国历来是欧洲最大的捐赠国，但在2005年前后，其援助额实际上减少了一些。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在过去几年都大幅增加了援助，现已接近或领先于法国。即使在贝鲁斯科尼政府之前，意大利在欧洲捐赠国排名表中的位置也是靠后的。如今，贝鲁斯科尼政府又削减了一半以上的对外援助，这使得他们在欧洲捐赠国中就倍显吝啬。这些削减将反映在意大利2009年的援助数据中。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说得好，意大利政府“把预算平衡建立在贫困者的负担上——多么可耻啊”。6月，我与贝鲁斯科尼总理会面，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更多支持，但未能成功。这令我非常失望，因为我仍然认为，意大利民众希望像其他国家一样慷慨。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重要的捐赠国，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32%和0.29%。日本曾经非常慷慨，而且做出了一些重大承诺，不过他们的比例现在已经下降到0.20%。除非新政府积极改变，否则将无法达到其承诺的水平。
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努力动员俄罗斯、中国以及富有的石油国家进行大规模捐赠，但到目前为止数目依然有限。不过，韩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捐赠国，去年的捐赠额超过8亿美元，占其GDP的0.09%，他们承诺在2015年前增加到0.25%。
从绝对数额来看，美国是最大的捐赠国；但以比例计算，只有0.19%。近年来，这些援助很大一部分用于重建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如果国会通过奥巴马总统捐赠额加倍的提案，那么美国的比例就会上升到一个非常可敬的范围。
援助预算可能会变化，赤字并不是唯一原因，各国政府还将增加应对全球变暖方面的投入。去年12月哥本哈根峰会的最终文件谈到，未来3年每年筹集100亿美元，到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以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超过最富各国目前对外援助的四分之三。
我担心，这些资金的一部分会来自于对其他类别援助的削减，特别是卫生健康领域。即使这1,000亿美元中只有1%源自疫苗资助的削减，那么死于可预防疾病的儿童可能会增加70万。从长远来看，在卫生方面省钱并不划算，因为健康的改善，包括自愿计划生育，会引导家庭规模变小，从而相应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展望未来
还有许多重要的话题这封年信未能涵盖。能源及其对气候的影响是我用很多业余时间关注的一个领域。避免气候变化所需的最重要的创新，是价格低于煤且不排放温室气体的发电方式。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政府应该为基础研发提供大量资金。由于基金会投资于市场驱动力不大的领域，因此我目前尚未看到我们可以如何在这个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是，我也在为基金会外的一些创意投资。科学研发对零排放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然而人们在对于气候问题的讨论中并没有更多地鼓励研发，对此我深感意外。我仍然认为，在未来20年内，至少有一个可以拓展的创新可能可以从众多可能的方案中脱颖而出，并在其后20年中被广泛应用。
我决定今后在旅行、读书或见过有意思的人之后做些笔记，并整合到网站www.gatesnotes.com上 。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分享关于基金会或其他领域的想法。涉及的题目会包括结核病、美国国家预算、创新资本主义、亚洲的慈善事业等等。我将记录的旅行包括：去尼日利亚查看根除小儿麻痹症的经历，去印度北部了解更多提高疫苗覆盖率的旅行，在美国访问一些学校的情况。这个网站将作为我的年度公开信和基金会网站（www.gatesfoundation.org，基金会官方网站上提供这封信所涉及话题的更多信息）的补充。
我的工作快乐而有趣，因为工作伙伴都很出色。除梅琳达外，还包括另外一位联席主席——我的爸爸。他始终坚定不懈地引领并确保我们了解到——不要让基金会的规模成为障碍，务必要倾听我们所服务的人群的意见。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杰夫•莱克斯（Jeff Raikes）为基金会的运转、优秀员工的聘请以及最佳工作环境的创造做出了杰出贡献。基金会团队由各部门总裁——山田忠孝（Tachi Yamada）、西维娅•波维尔（Sylvia Burwell）和艾伦•高斯顿（Allan Golston）领导。整个团队高度的奉献精神和精深的专业知识，一直令我感慨颇深。能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幸运。
比尔·盖茨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