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輩們的「四處走走」 為了找到社群安全感與支持
年轻的学子、年轻世代北漂、南漂前往异地求学工作，在那些农村里，谁才是留下来的人？同时代的人，伴随着台湾都市化的发展，不少人早已移居城市，但这群滨海老农却选择留在家乡，年华老去的他们，正如何面临生活的挑战？解决长辈出行难题的大众运输，对于这群长辈而言，却连走出家门一步都显得困难重重！
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生的康舒雅，在《留下来的人》书籍中，回到故乡台西村，深入关照偏乡高龄者的生命纪事，指出移动不仅是物理位置的改变，更是建立社群、产生关系的方式。
台西村地处偏远，公车显然是其中最关键的移动设施。 图／shutterstock
「移动」成为高龄者的共同挑战
尽管每位高龄者的身体条件不一，所面临的艰辛自不相同，然而归诸于身体机能退化带来的移动性限制，则是台西村高龄者共同深刻体会的老化面向。
事实上，台西村高龄者的移动方式，延伸而言是移动伦理的探讨。移动系统（mobile system）的组成，包括基础设施与各种科技物的物质安排，牵涉了复杂的物的参与、社会关系与实践。
台西村地处偏远，公车显然是其中最关键的移动设施，疫情下的班次调整，使高龄者的生活安排发生了变化，他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时间投入、事项安排与替代方案。像米仔这样难以出行的高龄者，她的相关需求得仰靠金钱支用或儿女支援。移动课题显然在社会的制度设计不足之下，成为一项私人必须自行调整、自我解决的课题。
为什么这些不便于行者的日常移动需要，没有纳入公共讨论，拟出适切的方案？
这些差异的移动图景，指出了人类社会中权力、权利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位处边缘的高龄者如何移动至他方获取生活所需，是一项严肃的政治性课题。在进行相关政策设计时，不应将高龄不便于行者视为「异常者」，而必须将移动作为人类的基本权利，考量到所有状况的需要，将其视为普遍经验，并且体认：「每个人都是仰赖公共领域的环境才能顺利移动。」
长辈们的「四处走走」 为了找到社群安全感与支持
另一方面，移动也是一种产生关系的方式（a way of relating），人们透过穿梭在各个地方之间，串连起关系与意义网络。因而，移动的限制，不仅使高龄者难以满足自身的日常机能，还令他们无法参与村内的社交网络、被排除于群体之外。
长辈们的「四处走走」，为了找到社群安全感与支持。 图／shutterstock
乡下地方常被视作人际关系稠密的场所，人们想像高龄者在熟悉的乡间度过晚年，也总是语带庆幸：「幸好他们（高龄者）还有人在身边互相照顾，还可以四处走走。」在身体机能运作如常的状态下，长期培养的伙伴与邻里关系，确实能为高龄者的日常穿针引线，在交换食物、帮忙简单劳务与三两言谈里获得社群的安全感与支持。然而，社交生活仍须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性，必须透过劳动、采买、祭仪等方式现身于公共场合，因此，移动能力受限者便可能逐渐从原有的人际网络中脱落，消失在公众视野。
就算不能出门……，口耳相传就能被庄内人牢牢记着
树仔、全仔与米仔等人，各自有程度轻重不一的身体状况，也因个性、习惯而开拓出不同的生活模式。老化是渐进式的过程，病痛的症状既普遍、又零碎，似乎难以归纳为单一现象，但环绕其中的课题无非是日常生活的打理、以及人如何参与在集体里，这些在在都攸关老者的生活品质与自我认同。其中关键的环节在于移动的条件，移动提供人们互动的机会，是人们彼此之间交织关联、穿梭往来的线路基础。
不再出去走动的米仔，以及其他同样闭锁家中的高龄者，在自己「本应在场、而不在场」的情境中，与社群产生距离感。米仔如今对庄内事已一知半解，无法到处走动搜集信息、交换感情，随着移动范围逐渐限缩在自家区域，构筑米仔内在世界的一部分，也静悄悄地崩落了。
幸而，只要仍被众人惦记、关心，关系即有存续可能。庄内人长久维系的交情，并不因一方身体受限而硬生切断。米仔过去长年的劳动生涯中，累积了不少好伙伴。除了雀仔，米仔的几个交好伙伴偶尔也会登门拜访。透过她们的眼耳口鼻，米仔也能够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用话语和关心替代移动，建立起高龄者的网络
本文摘自：《留下来的人》。 图／游击文化提供
在高龄者失去主动连结的能力以后，替代性的移动线路打造，成为高龄者能否持续参与社会的重要课题。每每当我坐在一旁，听着老人家谈天说地一下午，从谁谁谁现在情况怎么样、最近哪块田发生了什么事，到谁去世了、年轻和谁做工时实在很气他的作为……等等五花八门的闲碎事件。看见他们逐渐从抑郁转为舒展，便忍不住想：人们需要的，只不过是在对话中能感到自己的存在而已。
在这些互动往来中，彼此熟知的情境、人物与地方，通通可为话题，几十年的交情成为坚实的对话基础，几人之间不断来回确认彼此还在意的事、还关心的人。在只有同年代共艰苦过才能意会的情境里，空气中流转的氛围与他们单独向我解释时的状态，截然不同，他们在言词的抛接中肯认了彼此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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