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先秦考古研究

书名：长江上游先秦考古研究

书号：9787030672186

作者：江章华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12

1986年我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一道分配到考古队的还有同班同学蒋成。当时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没几个人，专业出身的仅有徐鹏章、翁善良、罗伟先、王毅等。我到考古队后有近10 年的时间，考古队没有团体考古领队资质，基本上就是对基建中发现的文物做一些简单的清理，还需要与建设单位多次谈判，甚至就是把施工中挖出的文物捡回来而已。

那是刚到考古队不久，一天早上，翁善良先生到我们临时居所叫蒋成去十二桥遗址参与发掘，当时蒋成因感冒正发烧，于是翁先生就改叫我去。正是这一阴差阳错改变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其实我念大学期间对秦汉考古更感兴趣。十二桥遗址是在1985年基建施工中发现的，发掘领队单位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去工地的时候，Ⅰ区的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主要参与的是Ⅱ区的发掘。刚开始我对成都地区先秦文化十分陌生，由于十二桥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关系密切，发掘队经常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学习。每次我就带个本子，在工作站的标本室画陶器，加深记忆。在十二桥遗址发掘整理就好几年，当时要求每件器物都要做卡片，这项工作基本落在了我与周科华（我同班同学，分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身上，我画了很多图，因此对十二桥遗址的陶器特别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考古界还是习惯于将三星堆、十二桥、水观音、抚琴小区等遗址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统归入“早期蜀文化”。由于十二桥遗址发掘时，上部地层已被基建破坏，发掘的主要是十二桥文化偏早的地层，其中包含一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陶器，加之当时有2个碳-14测年数据落在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范围，因此很长时间没有弄清十二桥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与文化关系。我自己也没弄明白，是后来对相关材料的梳理与熟悉，以及新一村地点的发掘，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撰写了《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分期研究》。

1992年我们考古队从成都市博物馆分出来，成立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考古队员很快增加了不少。1995 年国家文物局终于批了我们的团体考古领队资质，当时还着实有点兴奋，以为从此可以大展拳脚。记得就是当年9月的一天中午，王毅跟我说，下午我们去一趟新津龙马古城（宝墩古城）。新津龙马古城是早已有的线索，只是不确定其年代，一般认为比较晚。当天下午一起去的还有四川大学的马继贤、黄伟、卢丁。我是第一次到遗址现场，发现遗址（内城）东边、北边地面城墙比较明显，也发现城墙上有汉代砖室墓，说明城墙当早于汉代。当年12 月我与卢丁便带队对宝墩遗址进行调查、试掘。当时我想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城墙的年代与夯筑方法，其次是遗址的年代与文化特征。首先我们就选择保存比较好的北墙东北段位置开一条长探沟解剖城墙。然后开始在城内进行钻探，了解城内文化层堆积情况。大约第5 天，依据钻探情况我们选择了遗址区内文化层堆积比较好的地点布一个探方进行试掘。由于埋藏浅，当天下午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1 件石斧和少量陶片。而城墙解剖处也基本清理完了晚期地层，露出清晰的人工堆筑的不同土色现象，尤其可喜的是在墙内侧发现一文化层叠压于墙脚上，该文化层出土不少陶片，特征与城内探方新石器文化层出土陶片相同。很明显陶器特征与我们熟知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区别很大，在我的印象中，三星堆遗址一期有这样的特征。因此我很自信地判断该遗址是早于三星堆文化，属新石器时代，而且还有城。当天晚上我便将这一发现兴奋地电告了王毅，我们调查队的人员当晚也因高兴喝了不少酒。正是由于宝墩遗址的发现，我们开始怀疑原来我们知道的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等很可能均属新石器时代。之后的两年对这些遗址的调查试掘证实了这一点。最初的调查目的，首先是要确认这些遗址的年代、城墙与遗址的年代关系，并尽快建立该文化的分期与陶器编年。所以我们的工作方法基本上都是解剖城墙和选择文化层堆积好的地点进行发掘。当时发现郫县古城和温江鱼凫城的陶器特征与宝墩古城有一些差异，参与鱼凫城遗址发掘的部分学者倾向于可能是不同的两个文化类型。我当时坚信成都平原是一个不太广大的地理区域，同一时期的文化当具有非常一致的特征，如果有差异，应该是时间上的问题。可以明显地看出宝墩遗址与郫县古城、鱼凫城区别明显，而芒城介于其间，而宝墩上层的陶器与芒城接近，可以推知，芒城是晚于宝墩，郫县古城和鱼凫城又晚于芒城，同时发现郫县古城、鱼凫城少部分偏晚地层单位的陶器变化明显，将其分出单独作为一期，于是就将这一文化分为四期，并建议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我当然知道三星堆遗址早有这一阶段遗存的发现，但发表的材料少，长期认识不清，甚至很长时间学界许多人并未将其明确地从三星堆文化中分出来。为了避免混乱，我只是单纯地认为用“宝墩文化”的命名比“三星堆一期文化”更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学文化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学界还是习惯于将三星堆、十二桥等东周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统称为“早期蜀文化”。我当时觉得，还是应该以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首先建立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正好1995年我发掘了新一村遗址，然后宝墩文化确立，1998年，我认为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至东周的上汪家拐遗存这一文化发展演变脉络已基本清晰，尽管中间的西周、春秋等阶段材料还十分薄弱，而战国时期又主要是墓葬，缺乏遗址材料，还是勉强撰写了《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一文。

1997年年底，我与蒋成去巫山看望我们单位在锁龙遗址的发掘人员，当时重庆市博物馆考古队的邹后曦、柳春明等正好也要去几个工地检查，就一道去了巫山。之后我们索性就跟随邹后曦他们沿江而上，看了奉节老关庙、忠县中坝、忠县哨棚嘴等几处重要遗址。我被这些遗址的材料所吸引，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觉得峡江地区是解释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学文化变迁动因的关键，也是理解巴蜀文化区的形成以及巴蜀地区与中原、长江中下游文化关系的关键区域。做四川盆地先秦考古研究，不研究峡江地区，有些问题会看不明白。随后的几年，几乎每年我都要去峡江地区几处重要考古遗址走一圈。感谢邹后曦、柳春明、袁东山、白九江、孙智彬等许多先生对我的特别照顾，给我提供了许多方便。孙华知道我对峡江地区感兴趣，将北京大学2001年哨棚嘴遗址1000平方米的发掘任务交给我去挖（当年参与发掘的有唐飞、颜劲松、陈学志等）。同时我开始梳理峡江地区已发表的材料，但这些遗址都是逐年发掘，逐年发表。因此，关于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便有了《川东长江沿岸史前文化初论》《再论川东长江沿岸的史前文化》《关于哨棚嘴文化的几个问题》，不断修正认识。其间我发现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转变，与鄂西地区香炉石文化人群的西迁有关，我认为这一人群很可能就是早期的巴人。于是我便梳理了鄂西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材料，写成了《试论鄂西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兼谈早期巴文化》，这一认识后来进一步体现在《渝东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一文。有一段时间，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学文化变迁及其动因也因此成为我关注的重点。至今难以忘怀在三峡聆听俞伟超先生的教诲、与众师友畅饮的那些欢乐时光。

200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科学发掘，之前这个区域只有调查材料，其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一直都不清楚。当时营盘山遗址的发掘者以及学界的部分学者认为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遗存，是一种新发现的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类型。建议将此类遗存命名为“营盘山遗存”或“营盘山文化”。但我个人觉得其主体陶器群具有马家窑文化特征。最重要的是我感觉宝墩文化很可能是源于川西高原以营盘山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只是中间有不小的缺环，峡江地区的哨棚嘴文化与之也有渊源关系。所以当时写了《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2009年发现了什邡桂圆桥遗址，近年又发现了广汉联合村、新都礼拜村、大邑高山遗址下层等遗存，基本证实了这一推测。

随着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开始将关注重点转移到聚落与社会层面。1999年，我与颜劲松在发掘郫县清江村遗址时就曾讨论如何在成都平原开展区域聚落考古调查。2005～201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围绕郫县古城遗址进行了大范围的聚落考古调查。调查的目的是研究这一区域的史前聚落模式，进而了解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长时段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调查采取了拉网式地表调查、地下钻探、地球物理勘探和地貌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这是在成都平原进行区域聚落系统调查的首次尝试。实践证明这种多层次、多学科交互的区域考古调查方法在成都平原的聚落考古研究中是行之有效的。那几年我们的调查均是在冬天进行，成都冬日的郊野异常阴冷，有时遇到下小雨甚至小雪也继续干，陶片分析主要由我负责。特别痛心的是我们调查队至今已有三位青年才俊（陈伯桢、洪玲玉、何锟宇）先后去世。后来我们又重点选择在新津宝墩、大邑高山和温江红桥村等典型遗址实践聚落考古的方法。基本做法就是对所在区域采取区域大范围的地面调查，遗址区的系统钻探，选择遗址的重要区域进行重点发掘，并辅以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尤其是宝墩遗址的考古工作从2009 年重启以来，一直至今仍在进行，并纳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子课题。具体工作主要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周志清、杨占风、刘祥宇等年轻人在做，宝墩遗址现场负责人主要是何锟宇，锟宇机敏过人，好学进取，可惜英年早逝。其他一些配合基建的遗址发掘，我们也要求贯彻聚落考古的思路。聚落考古与社会层面的研究相对于文化层面的研究，对田野考古的要求更高，见效更慢。而成都平原先秦聚落遗址后期破坏比较严重，保存状况普遍不佳，给这一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至今虽然有些收获，但总的进展还是有限。《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四川盆地史前文化的变迁、整合与复杂社会的出现》《战国时期古蜀社会的变迁——从墓葬分析入手》等几篇文章便是我思考聚落与社会的一点粗浅认识。

金沙遗址当然是我绕不开的重大学术课题，最初我只能在《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一文中，依据简报发表的材料分析遗址的年代、分期、文化性质及聚落变迁等基本问题。《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研究报告》今年很快要出版，因审稿原因先阅读了报告，我发现我原来依据的材料，在某些方面的认识是错误的，并且我对祭祀区的年代与性质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因此撰写了《金沙“祭祀区”的年代与性质》一文。

200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家去西攀高速路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我也去了。当时他们发掘了西昌洼垴、德昌阿荣大石墓和德昌王家田遗址。随后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的刘弘、唐亮又带我们看了安宁河流域过去调查发掘出土的文物标本。我感觉这个区域的古代文化比较复杂，对理解环境、人群移动、资源开发、贸易与文化变迁、社会复杂化进程模式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该区域处在从中国西北至西南人群迁移的走廊地带，牵扯面比较广，对解释整个中国西北至西南这一广大区域的人群移动与文化变迁意义重大。我特别迷恋安宁河谷冬日明媚的阳光，感觉在这个区域做考古是不错的体验。加之我们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刘弘、唐亮等长期的友情，于是我们两家决定合作在安宁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目的首先是建立该区域的文化序列，继而解释其文化变迁及动因，然后获取环境、资源方面的信息，结合聚落分布解释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其背景。没想到这一工作一做就将近20 年，最初几年我亲自参与，后来由于行政工作的原因，就主要由周志清负责。2004～2005 年我们发掘了横栏山、咪咪啷、营盘山、马鞍山等遗址。于是我重新梳理了安宁河流域过去发掘的考古材料，结合新发掘的遗址，对安宁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与发展变迁及其与周邻地区的互动关系有了一些认识，便写成了《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依据大兴横栏山遗址和经久马鞍山遗址的材料，提出了“横栏山文化”的命名，年代推定在距今4500～3800年。经过分析发现，礼州遗址的文化并不单纯，过去学界长期将其作为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看待，其实该遗址至少包含三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其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商周时期，其中最早的应该属于“横栏山文化”遗存。我依据陶器群将大石墓分为早、晚两类，后来发掘的棲木沟遗址，发现了晚期大石墓遗存、早期大石墓遗存、横栏山文化遗存依次叠压的层位关系，这为几类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早晚关系找到了科学的层位依据。在写《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一文时，大洋堆阶段的遗存不多，认识并不十分清楚。2010年发掘了冕宁高坡遗址和赵家湾遗址，发现其陶器群面貌独特，部分陶器在大洋堆遗址的中、下层有发现。可以确认高坡遗址、赵家湾遗址与大洋堆遗址中、下层当属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暂将其命名为“高坡遗存”，于是才撰写了《试论高坡遗存》。高坡遗址和赵家湾遗址的发掘，不仅确认了安宁河流域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我们还发现“高坡遗存”与贵州的“鸡公山文化”和滇东北昭鲁盆地的鲁甸“野石山遗存”存在密切的关系。过去学界对“野石山遗存”与“鸡公山文化”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我们初步认为，“高坡遗存”“野石山遗存”“鸡公山文化”处在大致相当的一个时期，约当商代至西周，“高坡遗存”和“鸡公山文化”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文化区，而“野石山遗存”正好处在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因此其文化因素最为复杂，既有“高坡遗存”的因素，也有“鸡公山文化”因素。安宁河流域和盐源盆地的古代文化牵涉到滇西地区，因此又不得不关注滇西地区的考古材料。

我从事考古工作30余年，本书收录我撰写的考古研究文章32篇，有些是与其他人合作，大部分都是发表过的，有2篇尚未发表。所有文章都按当时发表的内容未作改动，读者可以发现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过程。考古就是这样，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自身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问题必须不断修正，这个过程也是认识不断提高与丰富的过程。感觉人的一生并不太长，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快退休之人。在考古这个领域，总结起来就做了这么一丁点事，还不一定正确。本来想做的事很多，但想做的事未必都能做，有些不想做的事却必须去做。如果我做的这丁点事能成为这个领域前进道路上的一块铺路之石，也就没有白做。

本文由 柴丽丽 蔡鸿博 摘编自 江章华 著《长江上游先秦考古研究》之《序》。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978-7-03-067218-6

定价：298.00元

本书是成都考古学者文库第一号，收录了江章华先生撰写（含合著）的长江上游先秦考古研究学术论文32篇。内容包括文化、变迁、谱系，墓葬、聚落、社会，器物、符号三部分。作者首先从典型遗址分析入手，建立长江上游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进而探讨文化谱系，解释文化变迁的动因。通过聚落、墓葬分析入手，探讨当时的社会。同时包括对一些典型器的产地、起源、传播、发展演变以及巴蜀符号的变迁及其性质的研究。本书可供从事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