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摸頂峰

【于清／摘自《北京日报》2023年11月28日，本刊节选】

为什么天一直不亮

登上圣母峰的那一刻，张洪没反应过来。在海拔8848.86公尺的地方，氧气浓度只有海平面的1/4。体力过度透支，张洪无力回应。一位夏尔巴向导带他到一个雪堆前靠着，用对讲机呼叫大本营。这时，张洪才确信自己站在了世界之巅。

张洪并非天生失明。他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和叔叔都是天生的盲人。三天两头被喊「瞎子的孩子」，张洪想摆脱这样的阴影，于是，他离开家乡到成都求学，学习按摩、针灸。走在成都的街头，他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在最美好的年华，爱情悄然降临。夏琼是成都女孩，漂亮能干。两个人还没来得及表明心迹，命运就给了张洪当头一棒。他们第四次见面时，张洪的眼睛开始红肿、胀痛。夏琼拖着他去医院，医生在诊断单上写下「青光眼、虹膜炎、葡萄球菌感染」。

1996年年末的一天早上，张洪醒来，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像罩着一层浓雾。他举起手，在眼前晃动，却什么都看不见。他问夏琼，为什么天一直不亮。夏琼说：「天早就亮了。」那一瞬间，张洪感觉世界崩塌，自己掉进了万丈深渊。

我可不可以尝试一下

猝然失明，摸不到的门，夹不到的菜，磕磕碰碰的每一天，都是压垮张洪的稻草。好在夏琼不离不弃地陪伴、照顾他。最消沉时，张洪试图自杀，被夏琼拉了回来。

在反反复复的暴躁发怒、感到内疚、道歉后，张洪终于接受了失明的事实。他和夏琼开了一家按摩店，生意渐有起色，他们在成都买了房子。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可张洪总是心有不甘：难道就只能一辈子干按摩吗？

2012年，张洪成为一家民营医院的理疗科医生，工作地点在西藏拉萨。张洪并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登山家洛则。洛则曾是西藏登山队主力队员，登顶过全球14座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山峰。2008年，作为北京奥运会圣母峰19位火炬接力手之一，洛则第三次登顶圣母峰。

张洪和洛则聊起了登山。听着那些新鲜的经历，鬼使神差般地，张洪脱口而出：「有没有盲人登顶过圣母峰？」洛则回答：「有。一个名叫艾瑞克‧维汉梅尔的美国人，于2001年登上了圣母峰。」

「那我可不可以尝试一下？」那是2015年，张洪40岁，失明已将近20年。这句话成为他撕掉盲人标签的起点。

寻找一件「具体的事」

雪古拉峰是张洪第一次登顶的山峰，海拔5800公尺，一般被视为初级登山爱好者的理想训练地。张洪从洛则口中得知，西藏自治区的有关部门正在组织攀登雪古拉峰的活动，他便报了名，还花几千元购买了冲锋衣、冲锋裤、徒步鞋和登山杖。

主办方为张洪安排了一个藏族小伙当向导。向导走得小心翼翼，张洪却渐入佳境。最后，两个人最先抵达顶峰。在山上，张洪感到呼啸的疾风吹来，脸和鼻孔都被刮得刺痛，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和清爽」。他说：「我突然意识到，登山，也许就是那件我一直在寻找的『具体的事』！」

从21岁到40岁，张洪一直在寻找一件「具体的事」，「做成这件事，让夏琼和儿子获得尊重，从而让他们能以我家人的身分，有尊严、有信心地活下去」。

从雪古拉峰下山后，张洪立志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登顶圣母峰的盲人。

没有钱进行专业训练，张洪就把铅块绑在双腿和背上，每天负重30多千克，戴着阻氧面罩，在拉萨的公寓里爬楼梯，一爬就是7小时。每隔两三个星期，他还要进行一次强化训练─下班回家后吃东西、喝水，晚上8点整装出发，24小时不间断地上上下下，直到次日晚上8点。就这样，张洪坚持了两年半。

筹款与拍电影

2020年大年初一，范立欣导演找到张洪，计划将他攀登圣母峰的故事拍成纪录电影。

范立欣是首位获得艾美奖纪录片奖的华人导演，其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获得多项国际大奖。这样一位国际大导演，免费来拍寂寂无闻的自己？张洪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普通人攀登圣母峰，大约需要5万美元，包含交通、物资、餐饮、保险、向导等方面的费用。盲人需要的费用是普通人的三四倍。为了筹到这笔巨款，2018年，张洪辞去医院的工作，开始「创业」，辗转全国，寻求支持。

张洪独自乘火车去重庆，拜访偶像杜富国，杜富国向他分享了盲人外出的行走经验。他还认识了登顶圣母峰的「无腿老人」夏伯渝，夏伯渝为他介绍了高山向导强子。强子在登山圈赫赫有名。2016年，强子带着时年67岁的夏伯渝，登上哈巴雪山。2017年，强子带领7岁的法国小女孩登顶法国南针峰，让其创下年龄最小者登顶南针峰的世界纪录。

向导有了，资金的坎儿却始终迈不过去，张洪不免有些灰心。范立欣当然理解张洪的反应，幸好，纪录片导演的职业敏感，让他抓住了这个故事。范立欣问张洪：「作为一个盲人，你为什么要去登圣母峰？」张洪回答：「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世界看见我。」

拉练中的「暴风雪」

2021年3月30日，张洪一行从广州出发，飞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4月11日，他们抵达海拔5364公尺的圣母峰南坡大本营。

范立欣一度担心，张洪会过度依赖向导，但后来他意识到，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张洪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顶峰。张洪深知，「我要学会独立操作所有装备，这关乎我的性命」。在中国集训时，他白天跟强子练习攀冰技巧，夜里躲在化妆室，跟上升器较劲儿。先是赤手，再戴上薄手套，最后换抓绒手套、羽绒手套，他上千次地重复操作，直至练出肌肉记忆。

尽管如此，第一次拉练的危险，还是让张洪近乎崩溃。第一次拉练，目的地是圣母峰旁边海拔6119公尺的罗布切东峰。从凌晨3点到午后1点，张洪跟随强子爬上了罗布切东峰的山尖。下撤时，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风雪肆虐中，两个人没配合好，张洪的头磕在冰壁上，他对着强子大喊：「这么危险的训练，到底有没有必要？」

在国内外高峰探险中，正式冲顶前，登山者都要先进行拉练，既是磨炼技巧，也是让身体适应高山环境。但张洪太急于证明自己，他宁愿在攀登中受伤，也不愿在拉练中出局。

在昆布冰川拉练时，张洪最担心的是掉进冰裂缝。支离破碎的昆布冰川，是攀登圣母峰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冰川，被称为「恐怖冰川」。每一次要跨越冰裂缝时，强子都会告诉他，冰裂缝大概有多长。但不管强子说的是多长，张洪总是要跨到自己的极限。强子很恼火：为什么要做无用功浪费体能呢？

张洪坦然承认，「那时还是太缺乏安全感」。他后来才意识到，「只有百分之百地听从向导的每一个指令，你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安全，这就是信任」。

在圣母峰，信任关乎生命安全。然而，盲人建立对环境和他人的信任有多难？强子蒙着眼睛在碎石里走了一圈。原本5分钟的路程，他走了20分钟，每一步都走得很艰辛，深一脚，浅一脚。摘掉眼罩后，他对张洪的不理解完全消融：「我以前以为这里面缺少信任，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可能这份信任他已经给到了最多，或者给到了极限。」

拿命拍摄的纪录片

从大本营启程冲顶前，张洪掏出手机和身分证，交给范立欣，甚至还录了一段「遗言」。

范立欣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他得过骨结核，3岁时就做了6次大手术，左膝盖被挖掉了1/3，在医院里躺了3年。直到现在，他的膝盖上还有个凹进去的小洞。范立欣说：「我们就是一个奇异的旅行团，一个盲人偏要登圣母峰，一个运动小白偏要拍圣母峰，还有一个只关心登山的『钢铁直男』强子。」

为了拍纪录片，范立欣开始爬楼梯，每天负重10千克，爬100层。他跟张洪一起登顶罗布切东峰，但挑战圣母峰时直接被强子劝退了。

随张洪和强子一起攀登拍摄的，是两位专业的高山摄影师王振和丁亮。丁亮是强子的好朋友，两个人合作多年，冲顶圣母峰也是他此行的目标之一。王振是2019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徒手攀岩》的中方摄影师。在户外圈里，王振被崇拜者称为「神兽」，藏族兄弟则叫他「牦牛」。拍摄高海拔、极限类户外影片是他的职业，但这一次的体验还是让他刻骨铭心，「海拔8000公尺，我断氧40分钟，心脏近乎衰竭，几乎每一步都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在登山过程中，攀登的节奏非常重要。节奏一乱，消耗的体能就可能多出十几倍。在一段跨越冰裂缝的视频中，普通登山者的一步，张洪足足用了3分钟。而摄影师，不仅要背着攀登装备、相机、电池、无人机，随时跟着张洪，等队伍过去以后，还要把机器设备收起来，然后加速赶上队伍。

纪录片中有个镜头，张洪一步步跨过冰裂缝上的横梯。梯子的宽度刚好能放下两只并拢的脚掌，梯子横梁之间的距离刚好能容纳冰爪脚尖和脚后跟卡进齿缝间。镜头自上而下，横梯下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幽暗深渊。

经过昆布冰川时，摄影师的无人机掉进了冰裂缝。裂缝很深，谁也不知道里面的冰是坚固的还是脆薄的，人下去以后能否上来。但如果不捡无人机，纪录片就会缺失大量镜头。王振一点一点下到冰裂缝里，把无人机捡了上来。

8700公尺的放弃与攀登

海拔8700公尺，每小时50公里的风速，外加降雪，氧气瓶的调节阀被冻住了，氧气慢慢泄漏，不足以供团队所有人继续攀登。如果整个团队继续攀登，每个人都凶多吉少。

生死关头，强子决定，包括他和两位摄影师在内的5个人下撤，把足够的氧气留给张洪及状态最好的3个夏尔巴向导。

强子和丁亮此前都没有登顶过圣母峰，作为登山者，世界之巅的风景，是他们无法抗拒的诱惑。但他们深知带张洪平安回家，比登顶圣母峰更重要。他们必须在海拔8700公尺处放弃。

张洪说，刚刚分开的几分钟，他的脑子一片空白。走了没多远，他突然惊醒，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崩溃。近乎绝望时，他问夏尔巴向导，还有多久登顶。对方回答，半小时。但一个又一个「半小时」后，仍然没有登顶。

海拔8790公尺处，耸立着圣母峰最后的拦路虎─希拉里台阶。这是一条宽度仅30公分左右的山脊，两侧都是万丈悬崖，「从左边掉下去2400公尺是尼泊尔，从右边掉下去3600公尺是中国」。山脊远看像一片刀刃，通常只允许一个人通过。2019年的圣母峰「大堵车」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张洪登顶前12天，两位世界知名的登山者在希拉里台阶遇难，他们此前已经征服了七大洲最高峰中的6座，圣母峰是最后一座。

到达希拉里台阶时，张洪已经走不动了，冰爪在岩石表面直打滑。他只好蹲下，一只手抓住路绳，另一只手当眼睛，先摸自己的脚尖，然后顺着脚尖往前一寸一寸地触摸，寻找安全的落脚点。确定了落脚点，再用手去寻找身体的支撑点，最后把脚迈出去。

有一次，张洪迈出去的右脚还没着地，就突然听到夏尔巴向导大吼，让他停下，他赶紧收脚。那只脚一旦跨出去，他落下的位置就是2000多公尺深的悬崖。

步步惊心。花了近两个小时，张洪终于通过了希拉里台阶。

5月24日上午9点，登顶的那一刻，张洪后知后觉。喜悦和放松的感觉只有两三秒，更大的恐惧再次袭来，因为「登顶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回到大本营」。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超过90%的死亡事故是从海拔8000公尺处开始发生的，其中很多发生在登顶之后。

下撤的路途更凶险，张洪不记得自己摔了多少次。有一次摔倒后，他做了一个温暖的梦，身体不冷了，周围的狂风听不到了，「身体好像飘起来，天边甚至还飘着七彩祥云，远处的阳光照射过来，无比温暖」。

他好像听到了夏琼的声音：「你说过，回来以后给我买一辆汽车的。」张洪的意识回来了，他被夏尔巴向导唤醒，挣扎着爬起来。

5月25日晚上，张洪回到了2号营地。2号营地海拔6400公尺，是比较安全的地带。连续攀登了50多个小时，水米未进，张洪倦极而眠。此时的强子正面临着又一次艰难抉择：是陪张洪回到大本营，还是从2号营地向上，再次冲顶？诱惑近在咫尺，第二次的抉择比第一次更难，但强子最终还是放弃冲顶，「我一定要把张洪带下来」。

5月27日9时，张洪和团队所有人一起，安全回到圣母峰南坡大本营。

2023年11月18日，纪录片《看不见的顶峰》荣获第二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特别推荐年度纪录电影奖。张洪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喜讯，配文写道：「人生就是一段登山的旅程，我们每天都在攀登心中那座看不见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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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读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