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上海英国领事馆办中文报（一）

埃雷斯‧马内拉所着《1919：中国、印度、埃及和韩国，威尔逊主义及民族自决的起点》，讲述了李承晚、胡适、顾维钧、甘地、札格庐勒的故事，循着这国际脉络在观念和历史中演进。

随着大战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结束，许多中国人也开始思考战后世界会有着什么新机遇。虽然没有任何殖民强权能直接对中国全境实行统治，可是中国已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在这些条约的大网之下，中国的主权非常有限。

为世界谋福利

中国早就如拉拉．拉杰帕．拉伊在地图上所直接标示的，是一个「名义上独立，实质上非独立」的国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也和埃及、印度等地的民族主义分子一样企盼着，威尔逊总统能带来国际平等的新时代。在海内外都备受崇敬的资深记者董显光写道，威尔逊是「最有实力全面捍卫人类权利、尤其是中国人权利的政治家」。董显光告诉读者，威尔逊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并引用中华民国前任总理的感想：﹝威尔逊总统﹞是位了不得的人，他通晓世界大势，并知道怎样顺势而为。这正是为何如今他能带领这场运动，并准备建立一个保障民主的世道。威尔逊总统是弱国和受压迫民族的大善翁，他和列强交好，并严厉惩罚那些虎狼之国。我尚未有幸亲睹威尔逊的风采，不过他在画幕上或者杂志上的照片─看来安详、坚定、无惧，但又温和、明理与友善─显示威尔逊并非意志薄弱之人。恰恰相反，他胸怀大志、处事公允、决心坚定。

当时，威尔逊的这种形象在中国深入人心。大战期间，中文媒体时常一字不差地刊登威尔逊的重要演讲；一如埃及人和印度人，中国人也以偏袒美国与其动机的视角，支撑起威尔逊演讲的可信度。一九一八年一月，某份上海的重要报纸全文转载「十四点和平原则」，并附上了一篇以美国例外论观点写成的编辑评论。威尔逊总统的和平理念是「世界人民的明灯」。美国拥有丰富的经济与军事资源，早已成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威尔逊不可能在推动这些理念时别有用心，在他心中只有为世界谋福利的想法。另外一名作家则感叹说，三千多年以来，中国遭受无数的内战与政治动乱，却不曾有人像威尔逊这样提出过类似的永久和平愿景。因此，中国的政要们应该放弃争权夺利，协力创建一个法治社会。这自然旨在挖苦中国政治的贪腐，讽刺政治阶层的吵嚷；我们也将见到其他作家采取不同的方法，他们直接把威尔逊的世界和平理念定位在中国传统之内，甚至把孔子的理念与威尔逊言论作比较。

中美通讯社成立

与其他直接受到协约国强权掌控的地区不同，乔治．克里尔的公共资讯委员会并未直接在中国启动宣传作业，不过这种情况到了大战的最后几个月则有所改变。公资会的海外宣传活动一开始只集中在欧洲，而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以及数名美国驻华记者则跟华府方面抱怨，所有关于美国的新闻都是透过英国的路透社以及其日本盟邦「国际通讯社」（Kokusai news agency）才传至中国。他们认为，尽管英日的报导不会对美国有害，但是在强调美国对这场战事的贡献，以及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世界的愿景等方面还是不够胜任。

一开始，芮恩施和公资会都试图小修小补地解决问题─公资会使用无线电广播，再经由路透社向中国方面发送消息。然而，这个方法很快就被证明不足以应付局面，于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克里尔授权在中国建立可全方位即时运作的分支机构。

由于英国、法国和日本直接向中国报业发放补贴以散播他们的资讯，为了能和他们竞争，公资会认为美国也需要有自己的新闻服务，聘用中国记者并募集中国报纸订阅其新闻服务。一九一八年六月，芮恩施从华盛顿方面取得了必要资金，同时公资会招募了资深的中国通、前揭弊记者卡尔．克劳（Carl Crow）担任中国分部的负责人。一抵达上海，克劳就着手开始研究英国在当地的宣传行动。上海市内的英国领事馆已经设立自己的中文报纸，即将发送英国的战争广播，并且领事馆向英国企业施压，要后者抽走他们在中国报纸上的广告，再把广告移转到领事馆办的报纸上。克劳认定这是个「愚蠢的」做法，因为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份半官方性质的英国报纸不会有什么公信力可言；此外，削减广告收入也是一种和当地媒体交恶的行为。

克劳决定采取不同的做法。他不设立自己的新闻机构，而是翻译美国新闻报导并把报导提供给中国媒体。克劳收取一笔很微薄的服务费，而不是免费供稿，这将有助于呈现资讯的「真实性」，而非喉舌的宣传而已。在公资会的羽翼下，中美通讯社得以成立。美国海军把新闻发送至法国在上海的无线电站，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消息；到了十月时，该通讯社已向数十个中文报纸提供新闻和评论文章。克劳吹嘘说，「美国资讯现在主导了中国报业，且这个中美通讯社……正给中国发行的报纸提供着大量的外国新闻与评论」。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一九一九年时，大概已有三百种中文日报发行。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会看报纸，因为当时中国只有约百分之十的人受过完整教育；然而，报纸读者代表着中国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