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砖合作”开局之年，这次重要会晤来了

2024年是“大金砖合作”的开局之年。随着第二次扩员的决定转化为金砖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对的现实，新成员国的加入不仅为金砖国家提供了巩固合作成果和开拓发展空间的宝贵契机，也带来了现实的挑战甚至迫切需要直面的重大议题。

对金砖国家发展而言，“大金砖合作”的更深远意义不亚于一次合作机制的升级换代和重塑。金砖国家通过推动力度前所未有的第二次扩员，不仅为自身发展赢得了主动权，也创造了诸多重要机遇。

10月20日，俄罗斯喀山大街上悬挂着金砖峰会条幅。摄影/本刊记者 盛佳鹏

首先，扩员带来的最直接推动在于规模效应。新加入的金砖国家在各自所在地区都是最为主要的国家，在综合国力和影响力方面都较为突出。金砖国家在五国基础上大幅扩员，从理论上进一步提升了金砖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将在未来转化为金砖国家推动现行国际体系改革的重要动力。

其次，扩员直接提升了金砖国家的代表性。金砖国家在2011年的首次扩员吸纳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直接推动了金砖国家同非洲地区的合作，巩固了金砖国家作为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表的机制定位。但长期以来，金砖国家的成员主要分布于东亚、欧亚、南亚、南美、南部非洲。通过第二次扩员，金砖国家进一步加强了自身在中东北非地区和东部非洲地区的代表性，在成员国的发展阶段上也更加多元，充分展现了金砖合作内在的包容性。

再次，扩员为金砖国家开拓务实合作空间、寻求新的合作重点领域打开了机会之窗。自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十年”以来，金砖国家在继续重点推动金融领域合作的同时，也加强了在数字经济、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尝试寻求确立新的合作重点。第二次扩员后，新加入的成员国多是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的最重要生产国和供应国，各成员国间将加强金砖国家能源安全，推进能源交易体系、能源贸易结算和支付体系及能源转型和新能源开发等多方面的合作。

最为重要的是，扩员给金砖国家提供了重燃和强化金砖国家精神的宝贵契机。金砖国家通过扩员，吸纳更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拥有多元文化文明传统的国家加入合作进程，并继续通过“金砖+”对话会和金砖国家伙伴国制度等，让更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参与金砖合作，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金砖国家精神，增强国际社会中捍卫多边主义的力量。

但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金砖合作”起步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内外局势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新的发展阶段，金砖国家内部也面临着多方面课题有待破解。

第一，放大的多样性导致更大的差异性。在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方面，金砖国家本来就存在明显的多样性。“大金砖合作”进一步放大了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性，并且由于各国政策偏好和国家发展战略重心的不同，给金砖国家凝聚共识、寻求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带来了现实挑战。

第二，机制定位和制度化建设迫切需要明确和提速。金砖国家目前仍维持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定位，已经达成的《金砖国家建章立制文件》也不是具有强制力的宪章性条约，采用轮值主席国制度和平等协商决策原则。随着“大金砖合作”的启动，要确保金砖国家合作的政策衔接性和连贯性，保障金砖机制的高效有序运行，就要正视多边国际机制运行的特性，进一步明确金砖国家的属性和未来发展定位。

第三，扩员导致路径依赖的风险值得关注。扩员带来的正面效应，一定程度上导致金砖合作存在以扩员来克服机制发展问题的潜在倾向。此外，有近40个全球南方国家提出了进入金砖国家的正式申请，这对于刚刚启动的“大金砖合作”而言，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是“大金砖合作”正式启动之后的首次线下会议，将在“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公平发展和安全”的主题引导下，探索金砖合作在新发展阶段的新思路，进一步完善金砖机制建设，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并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中巩固金砖国家战略伙伴关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作者：王磊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