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重温他的新闻宣传思想

本文刊发于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原载于浙江在线

作者：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参考文献：《邓小平文选》《邓小平论新闻宣传》

编者按

今天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

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功绩，并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掌握其精髓，对我们做好新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邓小平同志的革命生涯中，他有两次直接参与党的报刊工作：一次是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参与中共旅欧支部刊物的编务；一次是1933年5月—1935年1月主编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他曾经长期领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红星报》的一位女同志致信重新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就该报的历史向他求教若干问题，邓小平在信的空白处一一作答，表现出他对新闻学研究的关怀。

邓小平较少直接论述专业性的新闻传播，但是从政治角度对党报和宣传工作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其理论魅力在于务实。他讲求宣传方法，反对形式主义，主张用事实说话。

邓小平早期的新闻宣传思想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积极贯彻者。他从事的宣传工作，没有党八股，注重生动的方式与实在的内容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局面。

他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主张以宣传的方式而不是强迫的方式动员新兵，并对动员较好的地方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他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法，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

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时，邓小平要求宣传一定要联系当前形势，“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的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解放战争中，我军挺进大别山区。邓小平当时就注意到：“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于是部队“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人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 。如果追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思想来源，那么解放战争中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宣传经验，可能是邓小平形成自己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

从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很熟悉毛泽东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内容，并且根据西南区工作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学会利用党报、小册子、广播实现领导，并指出：“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正确地把握党的政策，是衡量党报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邓小平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列举了多个事例，说明报纸正确把握政策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地方报告说，那里的佃富农调剂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个问题涉及政策的把握，邓小平当时要求报纸：“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从邓小平这些早期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的主线——党领导的媒体要服务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思想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以政治家的眼光，要求宣传工作转变工作重心，从习惯性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所有媒体，从报纸、广播到电视和通讯社，都要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稳定的舆论环境。

他所谈的宣传，包括党报的宣传，常常在更大的范围内，涵盖了整个文化领域，以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1980年底，中央决定对经济发展实行调整的政策，邓小平就此谈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了全党同志面前。”他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宣传的指导思想，以及一些具体的宣传方式。这些变动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这个问题包括邓小平本人，也有一个使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过程。此前四个月，邓小平谈到“兴无灭资”的老口号，他说：“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他的思考，实际上涉及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思维方式问题。及时制止这种宣传，有利于社会稳步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而对于传媒在新时期的作用，他1979年就注意到了《人民日报》的一种宣传性现象。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切实解决上访问题》，意图是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是话语中对于到哪里解决问题没有讲清楚，于是发生了大批上访人员涌向北京的现象。后来，该报再次发表社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把话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就地解决问题，于是到北京来的人员大大减少。就此，邓小平总结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他要求“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

在这番考察的基础上，邓小平两个月后（1980年1月）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邓小平的这段话，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关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核心观点。

为了保证实现以上目标，邓小平从若干方面对新闻和宣传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

1.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邓小平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1983年，他批评有的党报领导同志没有处理好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关系。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许党员和党的媒体发表意见，而是强调党报的党性，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从大局出发，首先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有不同意见则按照党内正常的途径反映。

2.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基于“文革”的教训，他一再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多次谈到，再不能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不要搞围攻，搞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宣布：“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他还考虑到以立法的方式保障这些原则的贯彻，要求“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

3.关注政策宣传的把握

鉴于我国的传媒具有指导工作的职能，邓小平十分关注媒体对政策的把握，以防止出现因为媒体报道的偏差而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1985年，媒体上提倡先富起来的人捐钱修路，他要求不要过多宣传这类事例，指出：“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显然，如果大肆宣传这类事情，很可能造成一些人不敢富起来，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导向。这与1950年邓小平要求报纸在宣传佃富农自愿让出土地给贫农的问题上谨慎从事的道理一样，一旦事情放大了，很容易造成一窝蜂，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当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又一时得不出结论时，为了避免思想混乱、浪费时间，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不搞争论，这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一个“允许看”，一个“不争论”，这样不仅赢得了时间，而且也保证了社会在稳态中前进。

4.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基本原则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些低级庸俗和有害的精神产品也随之流入社会。在这种现象刚露头的时候，邓小平就要求坚决抵制，并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他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宣传的部门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效益，但一定要把主旋律、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5.拿事实来说话，反对形式主义

拿事实来说话，是邓小平倡导的基本的宣传方法。他对假、大、空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认为普遍讲空话是体制性原因。1978年，他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位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十几年后的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唯一提到媒体工作时，又是批评形式主义。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看来，宣传方面的空话套话存在的体制性空间依然很大，邓小平提出的改革要求尚没有完全实现。

邓小平要求拿事实说话，有两个前提。第一，这个事实必须是新的事实。他说：“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第二，这个事实是真实的。他说：“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

6.说话看风头、生搬硬套是不讲党性

由于过去政治运动不断，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形成一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和党的全局利益负责的惰性，这表现为宣传中思想僵化和阿谀上司的媚习等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总结过去的教训，批评道：“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对于高级干部出行，所到之处大肆宣扬，他也提出过批评。

我们的政治和政策性宣传都带有很大的权威性，人们对所宣传的内容或观点大多顺势接受，宣传上一旦出现片面性，造成的损失也很大。邓小平对这种宣传的习惯很熟悉，他告诫说：“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片面性还包括宣传内容与实际不符，他就此指出：“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例如把局部说成全局，把个别现象看作普遍现象等等。

邓小平的世界信息沟通思想

中国曾经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的宣传，由于信息闭塞，往往内容失真，助长了盲目自大的心态。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再不能脱离世界了。1984年9月，他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989年3月，邓小平再次谈到信息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此后几年，他多次讲过信息的重要性。

邓小平是我国老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少有的论述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信息产业重要性的领导人。他以敏锐的眼光抓住了这一新的动向，及时将中国导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其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条件下的新闻和宣传，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以往那种将“新闻、旧闻、无闻”作为一种政治表态的思想，变得不合时宜了。宣传必须及时、真实，否则效果可能是相反的，因为我们处于开放的世界信息沟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