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派系与乡绅

（图／本报系资料照）

台湾政治生态上，地方派系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但这些年，许多人眼中的它，基本已成为一种负面的存在，超越派系乃至让派系远离政治，变成一种价值的诉求；而国民党当年的有效统治，一定程度固来自于与派系的结合，这些年政权旁落，也与地方派系的式微有关，惟国民党自身标举「去地方派系化」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从负面角度看地方派系，是说因它衍生的问题林林总总，将政治交由地方派系，许多人担心最终就是「黑道治国」。

然而，事情一定只能这样看吗？其实不然！而谈这，就得从更远的地方──乡绅说起。

乡绅是农业时代的仕绅、地方的意见领袖，它主要的来源是告老还乡或无意仕途的士人，这些人饱读诗书，入朝为官，常出仕他乡，周游各地，所以视野开阔，但与地方渊源深，论事交友乃颇接地气，地方的文化教育常有赖他们支撑，而在遇事判准、排解纠纷上，不仅作意见提供，也常是价值的仲裁者。

士人之外，地主也是重要的组成份子，宋之后，市民经济兴起，经商有成者亦成乡绅，而在「斯土斯有财」的观念下，这两者还有一定的重叠度。

由于读书致仕是传统的重要价值，因此即便商人，作为乡绅，就多尊重知识，徽州所以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就赖执清季经济牛耳的「徽商」。而所谓的土豪劣绅，在过去，通常是与官府狼狈为奸的产物；一般时候，乡绅让地方有知识、有视野、梳理价值判断，避免过度地域性的目光如豆，是地方的稳定力量。

正因如此，识者论及「近代中国社会为何一直无法建立起内化而有效的秩序性」时，就将乡绅的消失视为关键原因之一。

乡绅的消失，一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地方缺乏如乡绅般的连结性；另一则是政治革命的结果，大陆把地主打成吸食劳苦大众血汗的压榨者，翻天覆地斗地主，穷人看来是翻身了，但社会内在的秩序性不仅跟着瓦解，且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多少人挟怨报复，也让基本的人际价值崩颓，文革正是这种发展极致化的产物，所以近几年也出现了为地主辨正的声音。

台湾虽没有那么大的变化，社会转型乃至温和的土改也让乡绅逐渐消失。而在这转变中，地方派系则取代了乡绅的某些功能，它们不见得有过去士子的文化涵养与抱负，但作为秩序稳定与价值仲裁的作用还在，少掉这样的力量，在地方，许多事就更容易赤裸裸地看谁的力量大、手段强、财力浑、胆子粗了。

这事好有一比：尽管谈的是不相属的两道，结构道理却有极相似之处，就如一清专案般，你把大哥都抓进去了，结果反而是没有秩序的黑道。

正如此，了解社会结构的有机性，就不可能想像完全没黑道的社会（除非是阶层与机能未复杂分化的小族群），重要的是，黑道能不能被法律与社会价值框住，而「盗亦有道」──它自己也有自己的秩序性在，如此，社会的安全性就能确保。

谈负面力量的黑道都如此了，何况地方派系，毕竟，这里还有乡绅精神与功能的遗存。

所以说，「去地方派系化」既是个理想，也是个迷思，国民党要接地气，就不能只从负面角度谈地方派系，要想的是，如何让地方派系不只是地方势力大的「头人」，而更具有乡绅的功能与素质。其实，这点也没想像中难，你看多少地方派系人物敬神时如何虔诚，他们心中常有一份敬畏与乡情，比起非地方派系的「中央」政治人物，神前发誓毁誓如儿戏般，其实是好太多了。

（作者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