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梯靠右站，成了被嫌弃的“社畜文明”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木子童
编辑、制图丨渣渣郡
题图丨IG@Holly Warburton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长久以来，“左行右立”都是城里人引以为豪的文明风尚。谁要是大喇喇地站在左侧，堵死了步行通道，后背上少不得要吃几颗狠狠的白眼，再挨上一句乡巴佬的评价。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明”绝对是这世上最善变的东西之一。
自动扶梯“左行右立”，俨然正在成为一种“新陋习”。
在日本旅游，电扶梯守则绝对是行前功课之一。东京左立右行，大阪左行右立，惴惴不安的游客总要提前查好，以免临时露怯。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55年前曾拼命宣传地铁扶梯“左行右立”的大阪人，55年后正在拼上N+1条命去宣传截然相反的规矩。
2025年大阪世博会还没到来，就先上演了一出令人大开眼界的文明滑稽剧。
为了迎接世界友人，展现文明新风，大阪世博会特意制作了一批特殊的自动扶梯。
扶梯由日立制作所和日立建筑系统公司开发，添加特别的绿色LED指示灯，如同思维导图，左右分叉，一个端点在左，一个端点在右，暗示乘客不要只站一边，最好根据指示并排站立。
滑稽的是，当年在日本首倡“左行右立”的，也是大阪，也是为了在世博会展现“文明的日本”。
大阪上一次承办世博会，是在1970年。那时，不少海归精英对于日本的“落后”深感羞耻：
“每次从英国回到日本，我都会感到恼火。在伦敦，地铁上或百货商店里，不赶时间的人都自觉站在右侧。”
作为战后关西头一件国际盛事，当年大阪人对世博会的重视好比咱2008年期待北京奥运会。从上到下卯足了劲儿学英语，各行各业都琢磨着怎么给外国友人展现日本最好的精气神。
绝对不能让人瞧不起，要干净整洁，要文明有礼！
于是提前3年，大阪地铁就开始宣传“请在左侧为步行者留出空间”。这是学习英国绅士，据说老伦敦人打从1940年代就开始这么“彬彬有礼”了。
正巧当时超级枢纽阪急梅田站搬迁，新建了一条长达41米的超长自动扶梯，最先进的扶梯自然配套最先进的规则，这条当时日本最长自动扶梯的规矩，就成了“文明”的代名词。
用很日本的方式来讲，就是：“要提升通行效率，我们当然可以安装更多新扶梯。但单侧通行是为了给外国朋友行方便，也是一颗种子，可以帮助我们培养‘为他人着想之心’。”
打那以后，日本森严的规则常识又添一员，并且被一丝不苟地执行到了今天。即便是最最繁忙的早晚高峰时段，人们依旧守在一侧大排长龙。
为什么同样的大阪世博会，55年后，文明新风却成了亟待改变的陋习呢？
其实这事儿，早就开始翻案了。
2021年，埼玉县颁布法令，要求自动扶梯不论是站在左侧还是右侧，都不许走动，必须在静止状态下使用。
2023年10月，爱知县名古屋市也新规入法，要求停止扶梯步行。
就连大阪也早在2010年就开始在地铁站里张贴“请勿行走”的标语。
安全是明面上的主要顾虑。
研究者统计国土交通局和消防局报告发现，自打开始扶梯让行，因跌倒或接触自动扶梯而受伤的人数就在逐年增加。
2014年，仅东京消防厅管辖范围就有1443人因自动扶梯事故被救护车送医。
因为自动扶梯自打设计之初，就不是让人用来走的。日本建筑基准法规定，自动扶梯宽度必须在110cm以下，与此同时，该法规定，公共楼梯宽度必须至少140cm。
也就是说，如果说公共楼梯是基于人类行走数据总结出的舒适规范，那么自动扶梯并不符合标准。它不仅比普通楼梯更窄，而且更高：普通台阶高度需要在18cm以下，自动扶梯台阶高度通常高于20cm。
本就不适合步行，还时刻都在移动，自动扶梯自然更加危险。站立不稳的老人、小孩和残疾人，更容易被擦身而过的疾行者带倒。
或许各位也听说过，对于扶梯本身，单侧站立也是一种损害。
坐船不能顺边坐，坐扶梯也是一个道理。有说法认为，大量乘客长期只站一侧，会让该侧负重过大，左右失衡，导致零件不平衡地过度磨损。
检修数据很快支持了这种说法。不只在日本，全球每一个存在让行规则的国家都发现了这种情况。
南京地铁运营公司检修时发现，95%自动扶梯右侧梯级链比左侧磨损严重。梯级因此轻微右倾，导致两侧挡板和梳齿磨损加剧。
北京西直门的一次地铁检修更是直观，维修人员看到，右侧和左侧梯级链条存在高达6毫米的差异。
名古屋之所以要把禁止让行写入法令，正是吃过大亏。2008年，一台运行中的扶梯突然急停，导致10人滚落，严重受伤。事后调查发现，正是单侧站立导致设备磨损，随后被步行者步幅震动引发连锁故障。
从此该站标语都改成了特大字号：“扶梯行走产生振动，振动会导致电梯紧急停止！”
更扎心的是，被视为提高通行效率的单侧让行，可能并没能真正提升效率。
相反，它还降低了乘客流通量。
“让行文明”发源地伦敦，公共交通策略分析师也在反思。2015年，他们在伦敦霍尔本车站进行了一项为期3周、每天涉及超过一万人的实验，验证双侧和单侧通行哪一个效率更高。
结果发现，当单侧通行改为双侧通行后，相同时间内，通过扶梯的乘客人数提高了27%。
另一项英国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停止“让行”后，算上自动扶梯底部排队时间在内，乘客通过扶梯的平均时间下降了79秒，降幅高达43%。
根据“人类椭圆”理论，大多数人不习惯前后左右太近的距离存在陌生人，所以地铁扶梯上，人们通常会隔一格站立，这就减少了二分之一运力，如果再分左右通行，运力再次减半。
唯一能从中获益的，只有早上起晚了的可怜上班族。通过噔噔噔跑过扶梯，他们能够节约近50%的时间。
于是显而易见的，不论从安全、机械，还是起初最被称道的“效率”来说，让行这种“文明礼仪”，似乎都越来越立不住脚了。
不过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有些事情明知荒谬，一旦开始起势，却再也无法阻拦。
谁都没见过电动扶梯时，为扶梯立规矩很容易。规矩立成了，再想改就难了。
这些年，为了“纠正”扶梯使用习惯，全球运营者都下了不少功夫。
日本地铁公司早在10年前就修改了站内广播，删除“让出左侧通道”的引导，改为“请勿行走”。
中国上海，“最新版自动扶梯乘梯须知”一共八项禁令，第一项就是“禁止在乘扶梯时行走和奔跑”。
但如我们后来所见，惯性还是惯性，低头看着手机，脚步走着走着就并向了右边。
在伦敦，stand on the right更是一语双关，靠右站，就是站在正确的一边。
霍尔本车站实验期间，工作人员几乎被骂出了抑郁。
“我知道该怎么用该死的自动扶梯！”怒气冲冲的男人一把拨开前面的孩子，大步流星地继续向上，并对工作人员竖起了中指。
“不让在扶梯上行走，这是为瘸子和懒蛋制定的宪章！”
“我们乐意，你就不能让我们走吗？”，另一个人高声道：“这不是俄罗斯！”
此时工作人员分外庆幸，执行这次实验时，没有采取另一种更激进的提案。起初他们准备请专人穿上写有醒目标语的外套，站在左侧通道，做人肉障碍物。
考虑到这样可能挨揍，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更温和一些的方案：举着小喇叭在扶梯口引导人流。
惯性的皮筋看似很好拉动，但每次一松手，立刻又弹回原位。
日本埼玉县宣布让行禁令后，筑波大学研究小组对市内一个主要站点进行了调查监控。结果发现，该法令颁布三个月后，在扶梯上行走的人数下降了20%，但一年后，好不容易降下来的比例又回去了。
“人们可能‘习惯了这个法令’，因为不会有任何处罚，所以他们不明白步行是不被允许的。”
英国霍尔本车站实验者同样发现，三周引导后，乘客变得温顺，并遵循新的制度。但引导结束后仅仅一周，一切就回归了原样。
主持者无奈道：“这就像儿童心理学，你需要花四天时间来让你的孩子明白该按时上床睡觉，并养成习惯，而他们只需要一天，就能重新开始熬夜，让你又一次坐在那里用头捶墙。”
对冲强大的习惯，各国除了安排“文明督导员”举牌牌，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下子，谁能率先扳回让行的“坏毛病”，反倒成了文明先进的象征。
历史奇怪的螺旋，似乎又转回了原点——折腾一圈，最理想的还是初始状态。
但兜兜转转一圈，还是有一件事变得不同：公平。
其实“让行”的弊端，当年启用让行规则时，人们大抵都已提出过。
有人说，让行很不安全，尤其对残疾人、老人和小孩来说。
当时人们的回应是：我们日本人，就是太喜欢“责怪那些允许事故发生的别人”。如果发生事故，难道首先不应该追究自己的责任吗？
扶梯本来也不是无障碍设施，残疾人有需要的话，就该去使用电梯。
在那个经济高速发展，一切效率至上的社会，“效率”就是正义。个体的需求当然也有被看到，只是需要无限让位于集体主义。
不肯让开通路的人，就是“麻木不仁的稻草人”。
90年代朝日新闻著名记者、以富有同理心而著称的本田胜一在《自动扶梯的精神》一文中写道：“随着都市圈越来越发达，自动扶梯数量剧增，而且长度越变越长，这使得麻木不仁、不肯离开通道的‘立式稻草人’滋扰愈发严重。”
他论定，这种盲目地站着而不看看四周的行为，是一种可怜头脑的非理性和非进步行为。
即使双侧通行能够让更多乘客更快流通，但妨碍个体效率被视为更大的罪过。
还有什么能比那些匆匆而过的上班族的几十秒钟更加珍贵呢？他们可是每天叼着功能饮料、挂着厚重的眼袋、为日本的未来拼尽全力的顶梁柱啊！
正如伦敦让行礼仪起源于战时，一切都是效率至上。
半个多世纪之后，同样还是谈论公平，社会的立场却改变了。
那些曾经矫健奔跑在电扶梯上的平成干将白了头发，弯了脊梁。成为了曾无数次被他们甩在身后的、再也走不动电扶梯的老人。
此时，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公平”的意义。
一种公共设施，首先最紧要的，当然是要考虑公平。但公平究竟是谁的公平？
是社会全体的，还是每个个体的？是全力支持社会精英的，还是照顾弱者的？
漫长的经济低迷送葬了未来的野望，但慢下来，也给了人性更多的舒张。
半个多世纪后，效率正义败给了人本思想。
虽然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靠边，但人们心里的天平早就已经倾向“不让行”的一边。
日本电梯协会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70.6%的人有过“扶梯步行”行为，但大多数人（83.8%）还是认为应该停止在扶梯上行走。
可为什么心里想一套，身体做的却是另外一套呢？
或许是因为同调压力。
“当我站在左侧时，背后有时会听到不耐烦的咋舌声。”
“昨天站在左边，被老头骂了。”
当扶梯禁止让行尚未达到常识水平，先一步执行的人总会陷入被厌恶的窘境。
叠加毫无处罚措施的步行禁令，非常不利新规推行的环境诞生了：一切照旧不会受到惩罚，执行新规却可能面临社会压力。
出门走一趟路，谁也不想惹麻烦。趋利避害，维持原样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一位东京年轻女孩说道：“有时候，上班高峰期，前面如果出现一个在左边站住的人，我会心里暗暗给他叫好，然后站在他的身后。要我自己做，我是没有勇气的，这种人，可以被叫做‘扶梯侠’吧！”
有人说，要想让人们停止“左行右立”，或许只能釜底抽薪。
比如把扶梯的梯级做得更高、宽度做得更窄，或者提高扶梯速度，这样就算想走也走不成了。
大阪世博会这次在扶梯上添加引导线，也是一次柔和的抽薪行动。
更多人期望世代更替解决问题——既然一代人已经养成惯性，那么就让没有惯性的人来改变。
在日本，“扶梯两侧站立”正在被写进儿童教材，面向儿童的安全讲座也加入了扶梯新规。
如同那些规劝父母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大声讲话的小朋友，越来越多年轻人正出现在空荡荡的左侧通道上，挺直脊背。
大人总爱对孩子们说，“世界是我们的，但终归是你们的”，很少有哪个细节可以如此清晰地证实这句老话。
单侧通行未必多么致命，两侧站立也未必多么非如此不可。
但文明规则的变化，正是文明本身变化的投影。
站在左侧还是右侧，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也可以是一次试图改变世界的行动，而每一次微小的行动，都将构成年轻人对世界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