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毛毛的：「毛主義」激化全球極左的暴力紅太陽？

图为中国安徽合肥的一名收藏者展示他所收藏的毛泽东徽章。 图／路透社

▌本文为《毛主义：红星照耀全世界，一部完整解读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史》（麦田出版，2022）书摘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美国记者海伦（Helen）与爱德加．史诺（Edgar Snow）住在北京一座宽敞的四合院里。海伦年近三十，体态纤瘦，容貌姣好如好莱坞明星。她静下心来，开始晨间的写作。这时，前门突然打开，爱德加走了进来，她四个月没见到丈夫了。六月以来，爱德加前往中国西北部的中国共产党党部后，几乎音讯全无。如今，套用海伦一贯犀利的描述，他「那灰白的胡须后面，露出傻乎乎的笑容，俨然就像一只吞下金丝雀的猫」。他戴着一顶「褪色的灰帽，帽子前方有颗红星」，兴高采烈地在家里手舞足蹈，并向家里的中国厨师点了一份丰盛的美式早餐（蛋、咖啡、牛奶）。

他的行李装满了笔记本、底片以及两万字的毛泽东访谈笔录。接下来那几个月，他会根据这些资料写成《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那本书将畅销全球，不仅奠定了史诺的职涯，也将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记录者，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国际舆论之间的桥梁，也一举把毛泽东推向国际，变成政治名人。那本书将把毛泽东的思想以及他的革命传播给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中国的知识分子、苏联的游击队、美国总统、马来亚的叛乱分子、反种族隔离的战士、西方的激进分子、尼泊尔的叛军，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红星照耀中国》可说是全球毛主义的滥觞。

美国记者爱徳加，和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图／爱德加．史诺纪念基金会、Flickr@Gwydion M. Williams

左起：刘少奇、毛泽东、爱德加．史诺。 图／爱德加．史诺纪念基金会

一九四○年代末期，在马来亚霹雳州（Perak）的一处丛林。英国殖民军的士兵（包括英人、马来人、澳人、廓尔喀人）在马来亚共产党（MCP）的废弃营地里搜罗残留物，发现数十本《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一九四八年，以华人为主的MCP发动了一场反英叛乱，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者称此叛乱为「紧急状态」（Emergency），那是二战后最早针对旧欧洲帝国所展开的反殖民叛乱之一。毛泽东与他的革命是这些叛军的灵感来源：因为他致力投入长期的游击战，创建了中心思想明确的政党和军队，而且英勇地反抗欧美日的帝国主义。

一九五○年十一月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务院的大楼里弥漫着冷战的紧张气氛。中国共产党干预韩战的消息已获得证实，眼看着毛派叛乱恐在全球兴起，恐惧逐渐蔓延开来。人称「超级国家恐吓者」的参议员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利用民众对共产主义渗入美国的恐慌情绪，指控两名自由派参议员「染红」而罢免了那两人。对美国的领导者来说，马来亚的「紧急状态」是冷战的一部分，而不是反殖民主义抗争。他们宣称，那起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跨国的中国颠覆，必须加以击败，才能阻止共产主义称霸全球。

于是，「多米诺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美国不介入干预的话，东南亚的领土将逐一落入共产党手中，遭到赤化──就此应运而生。那年冬天，随着韩战局势的恶化，中国士兵突破防线、进入首尔（当时的汉城），俘虏了约七千名美国大兵。一场新型的毛派心理战在这些战俘身上测试，相关的故事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美国记者（有时可能是中情局的特务）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发文指控毛泽东用来对付人类的可怕新武器：洗脑。于是，整个一九五○年代，中情局的官员、记者、行为科学家、小说家、电影制片人都在想像一个强大的毛派思想控制机制。这种对中国「洗脑」的恐惧，是建立在原本就对苏联的思维操弄所抱持的恐惧上。而且，从此以后，这将使美国的「秘密圈」（covert sphere）持续膨胀，并为国内有「秘密国家」以及中情局的庞大心理行动计划提供合理的论据。

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中情局透过一系列以代号命名的计划（蓝鸟计划、洋蓟计划、MK-Ultra），试图逆向打造苏联与中国的洗脑技术。最终，这项专案演变成对当前反恐战争的「强化审讯」，破坏美国民主的基础。

1948年，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反英叛乱。左为MCP总书记陈平，照片摄于1955年，MCP与政府谈判期间。 图／法新社

《红星照耀中国》可说是全球毛主义的滥觞。图为一名观众观看作者爱德加．史诺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 图／新华社

一九六九年，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The Bronx），年轻的美国激进分子丹尼斯．奥尼尔（Dennis O’Neil）和友人起了争执。奥尼尔就像他那个世代的许多人一样，是毛泽东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崇拜者。他的朋友支持苏联的托洛斯基（Trotsky）。他们设计了一个科学化的试验，以决定谁的政治策略比较优越。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他们每天都在十四楼公寓的阳台上，为他们各自栽种的大麻朗读偶像的精选作品。奥尼尔后来回忆道：

「我的植物成长茁壮，他的植物枯萎了，可见我是对的。」

与此同时，旧金山一家书店里正上演着更怪诞的戏码。中国书刊社（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是美国西岸传播毛思想的主要管道。在成堆的小红书（《毛语录》）中，坐着一群名为「七掘客」（Seven Diggers）的人。他们以「极端民主派」自居，盘腿坐在地上，因吃了掺有大麻的布朗尼显得精力旺盛，读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游击战的看法。两名身穿风衣的联邦调查局（FBI）特务站在书店的另一侧，一边浏览中国邮票，一边观察现场的情况。

中情局在设计心智掌控计划时，是以致幻剂做实验。这件事对一九六○年代与七○年代由毒品引发的青年叛逆风潮，有很重要的影响。到了一九六九年，中情局资助大学研究室所使用的致幻剂流出研究室，沦为学生的消遣性毒品。这个蓬勃发展的毒品情境促成了喧闹的抗议文化，而此抗议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共鸣，造就了毛派嬉皮（如奥尼尔的阳台实验以及「七掘客」的聚会）。

毛泽东热潮席卷整个西方：法国校园里贴着「大字报」，西德学生的外套翻领上别着毛泽东的徽章，义大利讲堂的墙上涂写着小红书的语录。毛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匆匆爬上西柏林一座教堂的顶端，对着路人狂洒数百本小红书。不过，这些毛粉有的刚烈，有的薄弱。充满抱负的革命分子前往中国或阿尔巴尼亚，接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设计及资助的政治与军事训练。一九六八年后，文革毛主义的好战特质激发了西德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和义大利赤军旅（Red Brigades）的都市恐怖主义，他们攻击那些在法西斯主义之后，苦苦争取正统地位的欧洲脆弱民主政体。

1977年，西德首席联邦检察官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遭西德红军派杀害，警方检视街头遗体。 图／美联社

毛主义曾在法国蔚为风潮，图为1998年巴黎五一劳动节游行期间，抗争者高举毛泽东和列宁的画像。 图／美联社

一九六五年在南京，随着毛派革命的热潮席卷全球的左派政治圈，一名秘鲁的哲学教授来到南京的一所军校接受训练。后来有人猜测，他在那里遇到了沙洛特绍（Saloth Sar）──亦即一手主导赤棉种族灭绝的波布（Pol Pot）。同年，波布也在北京的亚非拉培训中心（就在圆明园的大理石院内）接受革命训练。阿维马埃尔．古斯曼（Abimael Guzman）后来忆起一堂炸药训练课时说道：

「我们拿起一枝笔，笔就爆炸了。我们坐下来，座位也爆炸了，简直就像烟火秀……巧妙地让我们知道，只要你懂得怎么做，任何东西都可以爆炸……那所学校对我的成长贡献良多，我因此开始景仰毛主席。」

一九七九年，古斯曼身为秘鲁共产党「光明之路」（Shining Path）的领袖，展开毛派的人民战争──那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在往后的二十年间夺走约七万人的性命，也对秘鲁造成价值约一百亿英镑的经济损失。经过长达十二年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后，古斯曼身为毛派的最后一道烈火，决定把毛泽东的九十九岁冥诞（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订为他最终夺权进攻的日子。他预测，那场革命将造成「一百万人死亡」。一些人预测，光明之路要是革命成功（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的秘鲁，确实有那种可能），后果可能令赤棉大屠杀相形见绌。

秘鲁共产党「光明之路」创始人古兹曼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他被当局关在笼子里、由蒙面士兵戒护。 图／路透社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高举马克斯画像和《毛语录》。 图／美联社

除了波布以外，古斯曼在南京可能也遇到了另一个充满抱负的革命者：高大、热情、严谨的南罗德西亚人（Southern Rhodesian，即今日的辛巴威共和国），几近平头，浅棕色的麻脸上配着碧绿深邃的双眼，名叫约西亚．通格加拉（Josiah Tongogara）。他常若有所思，一心想着把南罗德西亚从白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有人刻意找他闲聊时，他只会谈到他愿意死在枪杆下（事实上，他是在高速公路上不当超车而车祸身亡）。通格加拉就像古斯曼，待在中国期间变成了虔诚的毛派分子。在南京的军校里，他视中国人为「道德、军事技能、战略的导师」。

一九六○年代末期，通格加拉回到南罗德西亚的边境，辛巴威民族联盟（ZANU）的武装分支「辛巴威非洲民族解放军」（ZANLA）正在那里准备对南罗德西亚展开游击战。他抛弃了ZANLA以往的失败招数（突袭后迅速撤离），改以耐心持久的毛派路线来整顿军队。他把毛泽东思想翻译成绍纳语（Shona）：

他的游击队必须依靠人民，才能simba rehove riri mumvura（即如鱼得水）。

与此同时，中国的教官在附近的坦尚尼亚训练ZANLA的新兵。一九七○年代末期，五千名军校学员接受名为Sasa tunamaliza（胜利在望）的进攻训练。南罗德西亚的白人统治者不堪ZANU的持久抗争，被迫谈判。通格加拉年幼时曾打零工，帮一个名叫伊恩．史密斯（Ian Smith）的白人男孩拣网球。一九七九年，通格加拉身为ZANLA的和平谈判代表，来到伦敦的兰开斯特府（Lancaster House），与史密斯（现为白人占多数的南罗德西亚政府的总理）一起喝咖啡。

歌颂毛泽东的政治宣传海报。 图／维基共享

1976年毛泽东逝世，但「毛主义」思想仍影响着全球各地的左派革命者。 图／美联社

如今在印度中部的丛林深处，身穿军绿色军装及鲜艳纱丽的纳萨尔派（Naxalite）游击队，在毛主席的照片前列队跳舞，向政府的「制服无赖」宣战。那些政府无赖为了获得宝贵的铝土矿藏，没收当地的土地。在这片美丽又残酷的丛林里，依然好战的印度毛派运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九六七年：受到文化大革命启发的化身。当时，此运动的领导人在北京，而同时在北京的，还包括古斯曼和通格加拉等人。

二○○六年，印度的统治者认为，这次毛派叛乱是「对印度邦最大的安全威胁」。当新德里的知识分子仍在争论那些叛乱分子究竟是由高种姓的操纵者所领导的部落恐怖分子，抑或是抱持特定理念的绝望叛军之际，毛派叛乱分子和警方已经对彼此大开杀戒：短短一周内，毛派埋设的地雷便将十几名警察炸得粉身碎骨。隔周，警方强奸并杀害那些据称与毛派有关连的平民。

印度的毛派叛军和尼泊尔的毛派叛军不同。尼泊尔的叛军在二○○六年放弃叛乱，参与议会民主。而印度的叛军则是纯粹毛主义教条的坚定拥护者，拒绝参与选举。纳萨尔派让印度最著名的作家兼公共知识分子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独家报导他们的故事，并护送她参观他们的秘密基地。罗伊回到文明的新德里后，发表文章赞扬他们充满活力与同志情怀的简朴文化。

难道罗伊是爱上凶残革命理想的浪漫知识分子吗？要是纳萨尔派真掌控了印度，那套凶残的理想会「像雪貂和农民对待兔子般，自然地摧毁她」吗？〔作家纳博科夫（Nabokov）曾如此形容那些早期崇拜苏联的外国人。〕或是说，她只是凸显出一个现象：下层阶级遭到残酷腐败的政府迫害后，别无选择，因而深受无政府的毛派解放所吸引？

印度信奉毛主义的纳萨尔派游击队。 图／美联社

尼泊尔的毛派叛军在2006年放弃叛乱，参与议会民主。图为尼泊尔统一共产党主席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的竞选集会。 图／法新社

在荣登「中国最幸福城市」的重庆、长江沿岸的一处大都会，数千名身穿红衬衫的市民聚在公共广场上载歌载舞，歌咏着毛派思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媒体上充斥着这些颂歌展现神奇疗效的故事，例如一个妇女听了这些歌曲后，摆脱了严重的忧郁症；精神病患加入革命合唱团后，症状「突然消失了」；囚犯唱过「红歌」后，便改邪归正。学生被送到农村向农民学习；穿着蓝色制服的党干部一脸严肃地前往中国东南部一处与世隔绝的山地，「去深入了解并体验」革命及提高「红色道德」。

一名资深的解放军指出，那些政权批评者被关进共产监狱，消声匿迹后，「目前周遭仍有些令人厌恶的酸臭文人，他们攻击毛主席，实行去毛化。我们必须努力击退这股反动的逆流。」一个年轻人向政府请愿，起诉那些批评「伟大舵手」（即毛泽东）的作家，并要求社区向警方举报任何涉嫌对毛主席不忠的人。

这不是一九六六年──亦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年，他的乌托邦狂热达到颠峰，一群群红卫兵走上中国城市的街道，数百万受过教育的都市人被逼到偏远的农村，造成至少一百五十万人死亡。而不久前的一九六○年代初期，人为饥荒才刚造成三千万人死亡──这是二○一一年，所以这些歌曲在KTV也听得到，中国的手机因此频频收到毛语录的轰炸──一次广传一千三百万支手机──毛泽东思想因而得以透过那些经常播放经典革命电影的电视台来锁定观众，而政府也才能够推出「红色推特」（Red Twitter），透过这个非常二十一世纪的微媒体来传递一九六○年代的名言锦句。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乌托邦狂热达到颠峰。图为被群众簇拥着的毛泽东。 图／美联社

重庆在2011年成为新毛派复兴的基地，图为重庆一家书店中陈列的毛泽东像。 图／路透社

薄熙来是打造这场新毛派复兴的总策画，他于二○一二年春天因腐败及其妻毒死哈罗公学的老校友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而失势下台。然而，二○一二年十一月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承接了薄熙来的新毛派复兴并在全国落实。习近平上台才几个月，就推出「群众路线网」（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最爱的口号之一）以打击腐败，加强共产党与基层之间的联系，并在全中国的官僚机构重新导入毛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来，习近平首度把毛派策略重新融入中国的民族以及大众文化中。

以上八个情境，时序从一九三○年代开始，延续到现代；场景横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由此可见，毛主义在时间上和地理上横跨的范围，可说是现代世界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政治力量之一。毛主义是建党纪律、反殖民的叛乱、「持续革命」的有力结合，嫁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世俗信仰上。不仅揭开了中国的当代史，也在过去八十年间对全球叛乱、不服从、不宽容的风潮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全球传播，以及在当代激进主义史上的重要性，几近无感。随着冷战的结束，新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明显胜利，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死灰复燃，毛泽东及其思想也遭到抹除。本书的目的，是把毛泽东及其思想重新摊在台面上，重塑毛主义，成为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的主要故事之一。

随着冷战结束，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对于曾掀起风潮的毛泽东及其思想已几近无感。图为美国普普艺术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作品《毛主席》。 图／欧新社

《毛主义：红星照耀全世界，一部完整解读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史》

作者： 蓝诗玲

译者： 洪慧芳

出版社： 麦田

出版日期： 2022/04/02

内容简介： 探索全球毛主义不仅对于了解中国史极其重要，也有助于了解世界许多地区的激进政治。尤其是毛主义在去殖民化时代成为一股国际力量。在开发中国家，毛主义所散播的「反帝国主义」讯息，吸引了那些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受到压制的人民。他们渴望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准与国际尊严。尽管冷战已结束，贫困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在欧洲努力解决贫困与政治动荡所造成的移民危机之际，阅读本书可鉴古知今，对照了解源自于物质与政治绝望的激进主义及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