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荣耀2》,爽也不爽
在全民热度中,《黑暗荣耀》迎来大结局。在收尾阶段,校园暴力受害者文在恩终于成功复仇,而在这部爽剧的高光时刻,我们居然能感受到一丝凄凉。
爽剧的内核是悲剧。一次成功的复仇,或许仅仅是庞大的暴力秩序当中,无比渺小的一环。
用新的角度观察恶行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大部分人对作恶之人的判断。
主流价值观通常判定,人之所以会作恶,多半是因为心灵受到过创伤,从而产生了人格缺陷。这种创伤,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教育所致。例如,《少年的你》中,校园暴力的实施者魏莱,就是因为畸形的家庭教育,养成了极端的性格。
而施暴者的动机在《黑暗荣耀》中,并未得到上帝视角式的剖析。受害者文在恩在成年后第一次遇到施暴者朴妍珍,对方的第一句话是:“你真的认为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这正是人性当中比较简单的部分。恶可以是一种天性,不是被环境教化的结果。文东恩受害,并不是因为做错了任何事,朴妍珍等施暴者,会无差别地寻找新的受害者。
我们能看到,将作恶视为乐趣的人,并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而是打心眼里认为,问题都出在别人身上。
在朴妍珍失败的婚姻当中,她面对丈夫的质问,并不认为自己出轨、隐瞒孩子的血缘是错的,反而一再强调自己为了维系婚姻,“忍得很辛苦”、“瞒得很用力”的努力。
剧中的反派人物,都是高度自洽、没有精神内耗的,他们完全不认为自己作为施暴者,是德行有亏的。不去探讨恶人为何成为恶人,不去剖析谁是对的、谁是错的,直接奉上爽剧桥段,是这部剧的亮点之一。
爽剧的不爽之处
文东恩是全剧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
文东恩之所以能上演一出复仇爽剧,是因为她一直都“走不出去”。她将自我价值,全部建立在复仇这件事上面。
现实中,像文东恩一样受到欺凌的人并不少,但被人看到、引起全民讨论的,寥寥无几。其实,放弃仇恨,是人的一种保护机制——逃离让自己不舒服的处境。相反地,“追究到底”则并不是一种自我保护,而是一种更加深刻和惨烈的牺牲。就像刘鑫案中,选择追究下去、拒绝和解的江歌母亲已然憔悴不堪一样,“复仇”情结、认死理,是一种崇高的自我燃烧行为。
因此,在爽剧桥段发生之前,作为少女的文东恩已经沉默地死去了。成年的文东恩不笑、不娱乐,将一切能让人心情愉悦的元素排除在外,过上了一种似人非人的生活。
她对复仇的期望,几乎是一种向死的欲望。因此,在施暴者朴妍珍坐牢、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文东恩会产生轻生的念头——爽剧的高光之处,就是复仇者的自我崩塌之时。
这也是这部剧能够吸引人的前提——复仇双方的情绪反转,是我们没有见过的爽剧设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不痛快,被制裁者却不悲苦、不反思。其复仇的过程,在这种反传统的矛盾中,呈现出强烈的讽刺性。
或许,也是这部16集韩剧被分割成两季播出的理由——既能打出三个月的时间差,达成饥饿营销的效果,同时也能规避主人公身上的凄凉,可能带给观众的不满。
受害者与加害者两厢对比,文东恩失去的,不止是青春中短短的几年,而是成为一个健全、轻松、无所顾忌的人的资格。而不受道德制约的朴妍珍们,则在人生中最光鲜的几年里,享受了无比美好的青春。他们的悲惨下场,是无法同文东恩们失去的人生互相抵消的。
阶层成为暴力秩序
《黑暗荣耀》中的角色分工,已经能格外明显地揭示一个事实——阶层是暴力发生的前提。并且,阶层与暴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能够被普遍接受了。
武断地说,谁会是被欺负的人,在入学之前,就已经被其家庭收入划分明确了。而在这样的划分之下,施暴者的暴行是无目的的,可以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其行为的唯一动机,是对自己在阶层秩序当中,作为“掌权者”的身份体认。
与“掌权”身份相对的,是剧中朴妍珍们的愚蠢、狂妄和短视。他们并没有与社会资源相匹配的智商和情商,甚至没有基础的法律知识。成年后,面对来自文东恩的威胁,他们就像一群孩子一样,没有与之周旋的能力。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如果说校园暴力是贫富阶层的后果,那么文东恩的复仇过程中,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壁垒,就成了韩国社会分工的一次简单粗暴的揭示。可以说,整部剧向我们展示的,是韩国财阀控制下,阶级社会向所有人进行无差别暴行的后果。
例如,施暴者之一李莎拉身陷吸毒丑闻,在警局向“臭公务员”出言不逊——公务员已经是很多人挤破头都当不上的了。这种阶层暴力,一环套一环,从腐坏的上层,蔓延到生存空间狭窄的下层,几乎无人逃脱。
而文东恩主导的、以暴制暴式的复仇,最终却成为了上位者之间的互相挑战。如果没有来自资产阶级,即文东恩的帮手周汝正的介入,复仇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关键时刻,周汝正可以买下一个殡仪馆,直接让文东恩大仇得报。这种力量的差异,与性别无关,只与阶层有关。
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穷人与富人产生的强烈对比,通常是穷人拥有更优越的品质、更强的生命力,而富人往往是狭隘、自满、短视的。富人象征物质,穷人象征道德,道德往往站在物质的上峰。
然而,无论是这部剧中,还是种种社会话题隐含的风向,如万柳书院的富家子弟被人崇拜,金钱似乎越来越能够与道德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成为新的价值标尺。这当中,也隐含着大众无力改变各类恶象的虚无感、无力感。
剧中,小康家庭的子女是隐身的,自动扮演起“沉默的大多数”的角色。而编剧在采访中说,观众的视角被放在朴妍珍的丈夫身上,一个建筑业的资本家。他的所作所为,事实上也折射了“沉默的大多数”在现实中的选择——道德判断是一回事,站队是另一回事。他认为自己拥有安全身份,衡量利益、置身事外。“把自己摘出去”,成了社交的本能倾向。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并不赞赏“崇高”的时代。而在这种暴力秩序中,拳头会在什么时候砸向谁,是谁都说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