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建议让更多人可以选择在家办公 甚至可以完全不限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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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Monash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75 建议让更多人可以选择在家办公 甚至可以完全不限天数

携程领头实行“混合办公制”

根据报道，携程集团（业务主要为旅行、酒店、机票、车票等网上预定服务）于3月初公布了其“混合办公制”，即符合条件的员工可在周三/周五可以自行选择办公地点，可以不必到办公室，在自己家里办公。看来携程在这方面已经在国内成为领头羊。

一方面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是这两年来的新冠疫情使人们尽量避免会面，很多公私机构让职员可以在家里办公，不必到办公室。以我知道，有完全不限时间，可以全部时间在家里办公，包括必须参加的一些网上会议，也可以在家里完成。

随着服务性行业比重的增加，电脑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白领工作比蓝领工作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办公室工作的职员，男的很多穿白色衬衣，故称白领；在工厂或工地工作的，多数穿蓝色衣服，故称蓝领。蓝领工作多数很难在家里完成，而白领工作，越来越多可以在家里完成。

要让雇员可以在家里办公，不必来办公室，除了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还要能够在对工作成效的评估，大致也不必雇员工作时必须到办公室。这对很多种工作是适用的。例如我们大学的老师们，他们的工作大致包括三种：教学、研究与行政。教学又分为上课与指导学生写论文或其他研究。如果是采用学生到课室听课的方式，则不能在家里完成这个工作，但备课的时间可以在家里完成，只是上课时必须到课室。如果是上网课，则连上课也可以在家里完成。

指导学生多数也能够通过电话、视频、电邮等方式而可以在家里完成。老师们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评估，主要根据发表文章或书的数量与期刊或出版社的质量，也可以不必到办公室。但一些传统的研讨会是须要到大学某个会议室参加的，但随着新冠疫情，很多研讨会也采用网上的方式，可以在家里完成。行政方面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可以用电话、视频、电邮等方式进行，包括用网上会议，不必到办公室。

当然，也有些工作是不能或很难在家里完成的。例如，如果你的工作是带旅客到旅游地，或协助顾客选购商店里摆设的像家具之类的商品，或当场向购买商品的顾客收取现金，则不能在家里完成。不过，这类商品，现在也越来越多可以在网上购买。因此，不能够在家里完成的工作，将会越来越少。

居家工作的重要利益

对于那些能够在家里完成的工作，让雇员选择可以不必到办公室，有几项很大的好处。第一，让雇员有选择的自由，对于那些可能需要照顾孩子或老人的，这点更加重要，因而可能可以增加就业。即使没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至少可以减少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减少上班前后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女雇员的化妆与卸妆的时间。第二，可以减少雇主的成本。如果很多雇员是在家里完成大部分工作，雇主提供的办公室，长期而言，可以比较小，从而减少高额的租金。第三，减少上下班会减少上下班交通的成本，包括减少堵塞与空气污染的外部成本，这即使没有影响到雇员自己的利益，对社会也是一项重大好处（除非这些外部成本，已经反映在交通费的价格内，例如已经对汽油征收足够的堵塞与环保税；多数情形并不是这样）。

由于让雇员在可行的条件下，选择可以在家里完成工作对雇员、雇主与社会（尤其是在环保方面）都有重大好处，携程带头实行混合办公制是一个好现象，值得鼓励，希望其他公司与机构能够跟进。

对于那些在家里完成工作，并不会显著减低工作的成效的情形，应该不必限定每星期只可以选择两天在家里工作，可以允许更多天数，甚至完全不必限制。例如，我的女婿（在墨尔本）是做电脑软件编程的。起初是由于新冠疫情，公司让他在家里工作。后来发现并没有减低工作成效，他也很偏好在家里工作，因此现在他与雇主的合同是完全不必到办公室的，但须要参见每星期一次的网上会议。让人们增加在家里工作的比例，可能是新冠疫情的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的正面副作用。

是否会增加人们的总工作量？

据说有人担心，让人们在家里工作，可能会增加人们总的工作量，尤其是雇主让雇员增加在家里工作的时间，而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没有相应的足够减少。我认为，这个效应所造成的负作用，会大大低于增加雇员在家里工作的正作用。这是因为居家工作是人们选择的，不是被逼的。虽然说可以说是被新冠疫情所逼，但负作用产生的原因是疫情，而不是居家工作本身。在疫情肆虐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居家工作的选项，情况会更糟。

由于居家工作减少了用在上下班的交通与准备时间，使人们其他可以用的时间增加了。这增加的时间部分会用在闲暇，部分可能会用在工作。因此，在新的供求均衡下，工作时间的增加，是可以预期的。工作时间的增加，在长期的均衡下，会对雇主与雇员都有利，因为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随着选择适当的居家工作而提高。工作时间增加，会增加总产量（包括考虑质量的），这会增加雇主的利润，增加雇员的报酬，或减低产品的价格。在新的长期全局均衡，应该三者都会增加。因此，净作用应该是正的。这是对于一般情形而言，个别有特殊偏好的人，可能反而会有所损失，但这个损失的量，会大大低于其他人得利的量。整体的净得利是正的。因此，让人们可以选择居家工作，即使会导致总工作量的增加，也是对人们有利的。

2022年3月18日于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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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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