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香型院士”背后 | 饶毅: 中国谁最该做院士?

✪ 饶毅 | 首都医科大学

很多人来问，如何改善中国院士制度。以我一己之力不可能做到，不过，并非不能努力。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谁最有资格做院士。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非常清晰地肯定中药仍有益于人类，一个古老的传统还含有很大的潜力改善健康。两个药物都来源于中药，而且碰巧是两位年龄接近的科学家于1970年代初期发现。在大型“523任务”研究抗疟疾药物过程中，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是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在以个体科研小组模式自由探索性地研究中药抗癌作用过程中，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亭栋是砒霜中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治疗作用的主要发现者。

▍屠呦呦和青蒿素

现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是起效最快的抗疟药，可以在一线使用，也是在对其他常用药物如氯喹出现抗药性情况下，可以改用的药物。

对于青蒿素的发现，知道的人也不少，但有较大争论。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其代表人物。

“523”任务，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的疟疾问题，而开始的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其组织起始为1967年5月23日，那是特殊年代开会都怕找不到安稳地方的时代。组织的主要协调办公室一直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参与的单位遍布全国很多地方，北京、上海、云南、山东…，人员至少几百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规模合作项目，其中有很多人的集体起了作用。但是，是否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

1930年出生的屠呦呦，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于1969年被召集加入“523任务”。

“523”计划分成几个部分，分别制造已有西药的仿造品、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在中药里面，不同课题组试了很多中药，包括药效较强、但副作用较大的常山。不仅古代中药书上，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民间都有使用青蒿的记录。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课题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能的抗疟中药，共808个，其中有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

军事医学科学院用鼠疟模型筛选了近百个药方，青蒿提取物有60%~80%的抑制率，但不稳定。屠呦呦给课题组提供了筛选了多个中药的清单（矿物药：黄丹、雄黄、硫黄、皂矾、朱砂等；动物药：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等；植物药：地骨皮、甘逐、黄花、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屠呦呦课题组也观察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剂无效、95%乙醇提取物效价仅30-40%。

1971年，屠呦呦本人的一个关键作用是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100%，这一方法的提出立即导致发现青蒿的高效性。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务的会议上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进一步肯定有效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其后集中于青蒿。倪慕云先试图获得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以后钟裕蓉成功地获得青蒿素结晶，她们取得分子式。由屠呦呦课题组成员携带青蒿素，以其他课题组（如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为主分析青蒿素分子、解析青蒿素结构。在获知屠呦呦小组1972年结果的情况下，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都分别进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独立获得了抗疟有效单体，并分别命名为“黄花蒿素”（山东）和 “黄蒿素”（云南）。1974年，黄花蒿素和黄蒿素都被认为都是北京的青蒿素。

虽然青蒿素历史有很多争论，无异议的是：

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

2.具体分离纯化获得青蒿素的钟裕蓉，也无疑是屠呦呦课题组的成员；

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公开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作用以后进行的。

有关青蒿素的历史回顾很多，本文仅限于明确一个问题：屠呦呦确实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其他课题组和科学家，确实起了很重要作用，屠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础，也有她课题组人员起很重要作用。肯定她的作用并不埋没其他人的作用。应该有更详细的历史记载，让人们知道“523任务“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的贡献。

▍张亭栋和砒霜

砒霜的化学成分为亚砷酸（三氧化二砷）。用砒霜治病，中药有传统，西方也曾用过。

1971年3月，哈尔滨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药师韩太云从民间中医得知用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蜍等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韩太云将其改制水针剂，称"713"或"癌灵"注射液，通过肌肉注射治癌，有些肿瘤病例见效，但毒性太大而导致被弃。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亭栋继续此工作。张亭栋195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六十年代曾经参加西医学中医训练班。

1973年，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黑龙江医药》发表论文，报道他们用“癌灵注射液”（以后也称“癌灵1号）治疗6例白血病病人。他们明确主要用砒霜的化学成分“亚砷酸（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轻粉（氯化地汞）”，结果6例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人都有改善，对其中一例有急性变的患者也有效。他们提到还正在研究对急性白血病的作用。

1979年张亭栋和荣福祥在《黑龙江医药》发表《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辩证论治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总结他们1973年至1978年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总共55例，其中1973年至1974年23例用癌灵一号，1975年至1976年用癌灵一号加少量化疗治20例，1977年至1978年用癌灵一号加少量化疗治12例。对于每一个病例，他们都具体分型，有明确的疗效观察。全部55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缓解率70%，12例完全缓解，对病人的毒副作用小，他们还用十倍于成人的剂量，给12只家兔注射癌灵一号，未见心、肝、脾、肾毒性作用。

可以说，到1979年，张亭栋和不同的同事合作发表的论文，清晰地奠定了我们今天的认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cute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也法国-美国-英国分型的M3型白血病）。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被认为是白血病比较凶猛致死的一种。1973年，法国Bernard等推出的西药化疗大大提高了治愈率，其后改进的方案成为世界主流治疗方法。1973年张亭栋等发现亚砷酸（三氧化二砷，As2O3）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至1979年完全清楚其最佳适应症为M3型白血病（也就是APL）。

▍迟迟未至的认同

屠呦呦和张亭栋的研究成果，国际国内都认可，都得到了应用，直接产生治病救人的效果。但是，两人由于不同的原因，都一度没有获得国内外充分的认可。

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历史学家细究。初步可以看到：与齐心协力的“两弹一星”大计划不同，青蒿素的研究几乎从头到尾经常出现矛盾，不同课题组之间矛盾，课题组内部不同人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研究人员，因为特殊时代的原因，一般年资都比较低，有了课题组也相互不服气。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英文论文更滞后，留下争议的余地。如果按现在自己先发表论文再与他人分享，争论会少很多。不过，这样虽然对科研人员好，对于病人就不一定是最好：如果都要等一家发了论文，其他课题组才能用药，当时有些病人就不可能用药，其中有些生命可能就不存在了。

张亭栋虽然被《纽约时报》报道过，但当时未受到国内的充分肯定，在国际学术和医学界也几乎默默无闻，其原因不在矛盾。他的课题组，有人发生过矛盾，但在很后面。从1973年开始发表的论文中，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地认可，可能与所在地区有关，也和他英文论文较少、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有关。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工作重要性的可能性。

国内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等，不仅是对于他们迟到的感谢，也有利于中国和世界认识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直接马上可以研究的是确定三氧化二砷的可能还有其他治疗作用。严格地研究其他中药成分的作用，可能还有更多发现。中国一些医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药、和很多企业马马虎虎地仓促上马制造一些药，如果有严格检验，可能适应症会更明确，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适合的病人才能得到帮助。

研究青蒿素和“523任务”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大科学计划、大协作的优点和缺点。“两弹一星”是成功的例子，青蒿素的经验并不同于两弹一星。而彼时还有遍布全国的“气管炎办公室”、“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课题，耗费的人力、物力可能不下“523”，但结局并不乐观。汲取这些先例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目前的多个大项目，也许有裨益。

如果哪天屠呦呦和张亭栋获得了中国的普遍认可、甚至世界的肯定（编者注：作者写作本文时是2011年），我希望，中国大众不能简单地英雄崇拜，认为他们是完人。他们不是，也没有人是。

他们的工作都有前人的基础、以及合作者的贡献。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全国合作的任务，很多人参与了、并作出重要贡献。屠呦呦课题组内部多个成员也有重要贡献。不能因为肯定屠呦呦就否定课题组其他人员的贡献、其他课题组的贡献。

他们的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也可以通过争论将我们真理。

▍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成为“学部委员”

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因为加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目前的水平，才带来一些副作用。

院士制度特权最大的是前苏联，而不是中国，但是前苏联的院士制度副作用并不大。在中国的副作用，设立时很难预见。我自己在加州大学（80年代）或哈佛大学（90年代初），曾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建议将当时的“学部委员”改成“院士”，这封信是否起作用任何，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我，还是真正做出决定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可能还有国务院批准），称呼改成院士都是因为认为需要更多尊重科学家。那时，即使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都与他们的贡献不相称。那时不能预计到现在的问题，包括对中国文化对头衔重视的程度。

很多人以为院士的所谓副部级待遇，其实不是很重要。在北京、上海，一些院士看到主管自己经费的司局级（甚至处级）都点头哈腰，从无副部级的感觉。头衔的意义大于待遇。如果将“院士”重新改成“学部委员”，使学术荣誉回归只能在学界内部有价值而不方便用于学界以外，过一段时间，可能副作用就要减少很多。是否愿意改成“学部委员”在于科学院领导和主席团是否愿意，换个时髦的说法，这叫“自律”。

▍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做院士而荣休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无论对院士制度如何想法的人，都担心有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其实还不到中国真正“科学家”的水平），当了院士以后，就不真正积极做科研，带来明显的问题：

1.有些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做院士，所以，一旦当选院士，就积极做其他事情；

2.这些人给学生树立不良榜样，有些学生也决心步其后尘、走入歧途，影响中国科学今后的发展方向；

3.这些人不积极做科学，并非没有资源，而在资源比较多和权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不积极做科学，那么就给国家的科研投资带来较大的浪费；

4.从普遍情况来说，中国目前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做到国际上比较好大学的副教授，就在当选院士后离开科研一线（“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等于对中国科学釜底抽薪，使中国科学的高度被“封顶”或“腰斩”。

▍和院士竞赛相互激励

能否解决“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的问题？除“自律”以外，我们也可以试图给予激励。比如，我这几天有个想法，是个“以身殉职”的竞赛建议：

殉职的意思是说，这个竞赛的失败者，已经定义是我本人，而胜者是那些现在和将来在中国做科学比我好的人；在十年以后（2022年8月17日），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因为有些院士回国比我早，所以从现在算起不太合理，所以比较的年代可以从20年前1992年开始，到2022年为止，共30年，只以在中国进行、以中国为第一地址发表的论文；竞赛的对象主要是生命科学做探索性科学研究的院士，年龄大的不算因为他们的时代和背景不同，而是和我相同或更年轻还有冲劲的，也就是在1977、1978年以后上大学，1991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或1994年以后有独立课题组；其他人有兴趣也可以自愿加入；竞赛的标准是在中国做的科学研究，是否针对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其工作对本学科领域的贡献在世界上、在人类知识推进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们不用担心谁评价。十年后（2022年），中国（和海外华人）能够评价科学水平的人自然应该更多。如果不行，就由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也行。大家说了，我就不说。当然，大家都不评价，我也可以说。

▍乐观的“孩子气”好于不良的“中国式成熟”

我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不如我。而是真心期盼很多人比我好。我现在就知道有很好的，比我好的，不过不一定都在科学院院士行列。

和我竞赛不是很难。因为，我将继续32岁以后的习惯：晚上和周末习惯性不上班、还看专业以外书籍和写杂文、实验室研究生和博士自主做科研（如何上下班不是我的事情和休假不用请假）。所以，中青年院士（和其他自愿参加竞赛者）肯定容易超过我。

我这么做，也许不仅使得一些院士因为爱面子而积极做科研，可能还激励科学院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特别是微观生物学小组，积极选拔一些真正好的人做院士，这样十年以后来看，比饶毅好的人里面，全部（或多数）还是院士，而不是院外比饶毅好的人多于院内。

这样的竞赛是否小孩子气？也许。不过有理想的孩子气远远好于中国不良习俗的所谓“成熟”：在国际上畏畏缩缩不能上台面，在国内背后搞人水平高。

公开提出竞赛，也许能起良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国做好科学研究，共同努力提高中国目前还不高的科学水平。

本文摘编自饶毅科学网博客2011年8月22日文章《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后改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以及2011年8月30日文章《和院士良性竞赛 共同提高中国科学水平》。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