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故宫！！”

大英博物馆又出事了。

2000余件文物被盗，院长还决定引咎辞职。

场面搞得挺自责的，但中国人看了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

如果说以前，还有人拿“文物放在外国也挺好，放在我们这反倒会被毁”的说辞洗白英国。

那么现在看来，这一观点不攻而破。

我们文物被毁只是在祸乱时期，但如今英国如此如此太平，文物放在博物馆竟然还会被偷，实在可笑。

更何况，即便是祸乱时期，我们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保护文物的故事。

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抗战时期，国人为保故宫文物不被日寇劫毁，辗转守护的民族文化救亡行动。

百万件文物珍品从北京出发，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遭遇各种苦辛艰难，最终竟无一损毁。

这背后种种辛苦与付出，绝非大洋彼岸卑怯的，坐享其成的盗猎者所能做到的。

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守，日军鲸吞东北后开始觊觎华北。

身在北京的有识之士已然感到危机，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让他们不由得开始思虑故宫的文物。

于是，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馆长的马衡提议，把文物迁到上海去。

但如今我们看来当机立断，刻不容缓的操作，在当时却引发了满堂舆论，甚至反对的声势更大。

有以鲁迅观点为主的，大战将至，政府首先应该更重视百姓性命安危，而非文物南迁。

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讽刺诗：“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而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文物一旦出了宫，就可能面临着“不可复合”的命运，那么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也就名存实亡了。

时任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严智怡给中央政府上书道：“北平文化精神寄予古物，一旦迁移，则故宫建筑，躯壳仅存，不惟丧失文化中心资格，不久且将沦为芜城……”

甚至还有北伐大将李左翔和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两位极端分子。

一个在商讨大会上大喊：“我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五百架用于抗日。”

另一个则直接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鼓动一大群民众把故宫城门堵住，在太和门前呼吁“誓与国宝共存亡”，还给支持和参与南迁的人员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

当然，南迁计划最终还是通过了。

可纵使在和平年代，运输如此大量的物件也绝非易事。

更何况，这些还都是文物，任何一件都有无可取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可日军豹伺之下，只能尽力而为。‍‍‍‍‍‍‍‍‍‍‍‍‍

第一步当然是整理。

由专家、行政人员和领导组成5～6人小组，按照青铜、瓷器、书画、玉器等门类分别整理，每一件文物都进行了重新清点、核对、编号、造册。

比如“天”字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来自坤宁宫。

最终整理出了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清明上河图》、《溪山行旅图》、《万壑松风图》、《四库全书》、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等。

而除了故宫博物馆，颐和园、国子监、北平古物陈列所等单位也将自己的文物一起托付给南迁队伍。‍‍‍‍‍‍‍‍‍‍‍

然后就是打包。

为保运输途中文物的安全，故宫专门定制了一批长三尺，高宽各一尺半的厚实木箱。

针对不同的文物，也以“稳准隔紧”为核心，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装箱方式。

比如瓷类，就用景德镇的传统装瓷方法，“一个瓷盘会被五六个叠放捆绑，先以棉花裹住外侧，再用纸包起来，最后用绳子绑紧，才能装进长1尺、宽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制木箱里。”

书画等纸质文物，则收购了大量的油纸用来包裹，以免被雨水浸湿。

而最令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印象深刻的文物打包，则是来自国子监的10个石鼓。

这10个石鼓上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唐宋明清，学者君王都曾垂青于它，康有为更是称它为“中华第一古物”。

这样的国宝，若因装运不善导致石皮脱落，势必成为千古罪人。

“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

“由于不放心，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包括当时的领导亲自动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严密。”

并且为了防止中途有人偷窃，故宫人还做了提前预防。‍‍

每件文物放进箱子后，都会将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写在文物单上，然后一同封在箱里。

而另一份原始单子则要装订成册，印刷出好几份，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用于之后对帐。‍

因此，只是打包，就花了半年。

终于，2月7号，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文物从神武门广场起运，至5月15日，一共运走了5批文物。

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描述道，“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在政府的照看下，这批文物平安到达上海，先是存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然后又于1936年运至南京朝天宫新建的库房中。

果如故宫人所料，北平沦陷后，日军数次强闯故宫，掠夺了铜器149件，破坏了太庙图书馆大批图书文献，还劫走了文献馆的张鼓峰舆图。

但就在他们内心庆幸文物安全时，没想到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日军轰炸上海，南京朝不保夕。

这也意味着，文物将再次迁徙。

而这一迁，就是10年。

按照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原则，故宫人将这些文物分成了3批，开始运往四川。

而这次，他们不仅带上了故宫文物，还有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责任更加重大。

1937年12月9日，大雨伴随着炮火，故宫博物院副馆长马衡仓皇之间将最后一批文物装上英国轮船“黄浦号”，驶离浦口码头。

四天后，日军撞开了古老的南京城门，不仅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大屠杀，还疯狂抢夺这座古都所有名贵的文物和珍宝。

远走的文物，其中9331箱文物走“中路”，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最终藏在乐山安谷镇7年。

在文物放置乐山期间，当地的村民、僧人、道士将宗祠、庙宇无条件让给押送人员放置文物，并陪着故宫人日夜守护。

为表感谢，马衡在告别时特意带去了6块亲手书写的“功侔鲁壁”木匾，分别赠予当时为文物提供庇护的6座祠堂。

至今，乐山安谷故宫南迁史料陈列馆里还保留着一块。

80大箱文物走南线，先经船运至汉口，再乘火车到长沙，经贵阳后密藏贵州安顺华严洞6年，1944年12月独山陷落当天再迁四川巴县；

这批文物最为珍贵，不仅有无价的甲骨文、青铜器、碑拓，还有一大批价值连城的名家字画。

到达长沙后，它们先是被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岳麓书院。

但已升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猜到，日本一直想断绝中国文脉，那他们到了长沙一定不会放过岳麓书院，于是，他便带人开始在岳麓山中凿洞，想把文物藏在山里。

不出所料，山洞凿好的当天，马衡就收到日军即将轰炸长沙的密电。

而就在他整理完文物，装车驶离长沙之后，日军炸弹就将岳麓书院御书楼、半学斋、静一斋等处全部夷为平地。

这样的惊险场景，在“北路”更为常见。

当装满文物的列车刚到郑州站准备换乘时，日机突然到来，炸弹群落，若不是司机脚快，恐怕文物也将成为一片火海。

而这批“北路”文物一共有7287箱文物，是走铁路经宝鸡、汉中、南郑、成都，最终在四川峨眉山密藏7年。

因为沿途日军的穷追不舍，这批故宫人只能一头扎进了秦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顿险境。

荒山野岭，山路塌方，他们一边徒手挖雪搬石，一边艰难推动汽车。

大雪封路，断水断炊，他们靠煮雪取水和野菜野果填饱肚子。

好容易到了峨眉，又在1943年6月8日遭遇了一场火灾。

还是当地百姓和驻守士兵一起动手，拆除了自家房屋，在库房周围拆出一片“隔离带”，才让文物躲过了这场大火。

火灾外，还有水患。

南方不比北地，潮湿难耐，几年下来，器具能忍，但那些书画、绸布如何使得。

于是，为了防止文物霉变，以及避开白蚁、臭虫、老鼠的啃咬，每到天气晴好、相对平安时，他们就要把文物拿出来晾晒。

但每一次晾晒都要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场院外围还要有法院、军队、政府的代表到场签字监视。

可即便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故宫人也没放弃过学术研究。

北路文物被安置在峨眉县武庙，其中还包括那10件存放在武庙西配殿库房的石鼓。

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那志良为了研究石鼓，就在西配殿的库房隔出一个小房间作为自己的宿舍。

守护的日子里，他写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石鼓通考》。

从1933年2月第一批文物南迁，到1947年后文物到达南京，14年来，故宫的先辈不断经受着日机轰炸、土匪拦截，遭遇着险峻激流、火灾水患，还要面临疾病侵袭、生活困苦。

但最终，他们守护的百万件文物竟无一损毁，这不仅需要气吞山河的勇气，还有利析秋毫的细致。

因此，才能创造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

事实上，在我国历史上，这样生逢乱世，人如飘蓬，却以孤弦之力守护文物的故事还有很多。

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便是其中一位。

1956年7月，文化部长沈雁冰向张伯驹颁发20万元，奖励他将所藏《平复帖》、《游春图》、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给捐赠国家。

但张伯驹却分文不取，只收下了文化部发的一张褒奖状。

可当时所有人都知道，张伯驹为了收集这些珍品，付出的绝不低于20万。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古董商马霁川准备将展子虔的《游春图》通过沪商卖给外国人。

张伯驹听闻后急忙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说不能让传世名画落入洋人之手，希望故宫出面购买。

可马霁川开口就是800两黄金，如此天价，故宫也没那么多经费。

张伯驹怒了，骂道：“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

马霁川见势不好，改为了220两黄金。

但故宫还是无法，于是张伯驹一狠心，卖了自己在弓弦胡同，原属大太监李莲英的宅子。

而同样为了不让其落入洋人手里，费尽心思买到的文物，还有被誉为“中华第一帖”的《平复帖》。

这幅字帖的原主是道光帝的曾孙溥儒，因为他有过将《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的先例，所以听到他又想转卖《平复帖》时，张伯驹立马坐不住了。

他先是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问价，结果得知要20万元，实在难筹，只能放弃。

而到了1937年，又偶然听闻溥儒的母亲去世，急需钱财为母发丧，于是经友人傅增湘斡旋，最终以4万元购得。

后来，张伯驹还在一篇文章里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者正是张伯驹。

而绑架他的，则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妻子潘素提出300万的勒索费。

但张家的钱大部分都买了字画，要钱，只能再拿去变卖。

可等潘素后来设法见到张伯驹，张伯驹却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绝不能动。

“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

如此僵持了七个多月，看到张伯驹宁可被撕票，也不肯变卖一件藏品后，绑匪还是妥协了。

300万降到了40万，张伯驹最终被赎出。

可以说，张伯驹把文物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1980年夏，张伯驹与人同游颐和园，河南一位领导询问张伯驹：“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你有没有考虑？”

张伯驹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

哪怕将文物看得比命还重要，张伯驹最终还是将它们献给了国家。

而除了张伯驹，还有从被砸碎的瓷片里抢救出了青花凤首扁壶的黄秀纯、保护琉璃河遗址不被推土机推平的邹衡先生以及，抢救性发掘快被拆光的史思明墓的赵福生……

是他们，在华夏漫长的历史中，在国家遭遇战乱，在百姓遭遇灾祸时，始终以一己之力誓死守护着我们民族连绵不绝的文脉。

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魂。

而这种精神，那些卑劣盗猎者永远不会懂得。

1939年夏，故宫南迁文物紧急从重庆向乐山转移， 年仅32岁的故宫职员朱学侃在布置船舱，夜黑船暗，朱学侃一脚踏空，坠亡舱底。

六年后，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

次年2月15日，故宫交接大会召开，北归英雄和留守职工齐聚中和殿，一起唱响了《故宫守护队队歌》：

“巍巍故宫，竦峙苍穹。

雕梁画栋，巧及人工。

文华武英，太和乾清。

体象天地，寔丽且宏。

谁其守之，惟吾队士；

谁其护之，惟吾队士！”

不知此时，身亡他乡的朱学侃能否听到这来自故土的歌声。

而歌词中的“惟吾队士”，正是对朱学侃、张伯驹等每一位身虽匹夫，心怀家国的民族精魂，最高的赞许。

*部分图片和素材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