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师能让笔尖上的光芒更绚丽
《科普创作评论》2021年第4期策划了“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家研究专题”，专题稿件近期将陆续由本公众号推出。
主持人的话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科学家无疑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他们用自己专业性的贡献有力地参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对于他们，文学艺术理应予以最热情的赞颂和褒扬。用情讲好科学家故事，用力塑造科学家形象，无疑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报告文学大家何建明结合个人长年从事科学家传记创作的经历畅谈心得感悟和艺术收获，李朝全漫谈科学家题材创作和研究，彭超、石磊、刘婷、张馨木、陈玲、武丹分别聚焦科学家传记的民族特色、叙事特色和电视剧及纪录片中科学家形象的塑造等，进行探讨剖析。科学家形象塑造既是文艺创作的一个实践课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必能带来有益启示，有力地推动科学文艺的发展。
——主持人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李朝全
可以不谦虚地说，就一个写作者而言，我可能是接触大师级科学家最多的人。原因有二：一是我创作纪实体的时间长，写的人物或许是最多的；二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有两次受邀采访地质与石油战线及“两弹一星”人物的机会，因此接触的大师级科学家至少有100人。
记得30多年前第一次采访钱学森时，我还是部队的一名新闻记者，当时就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腾飞吧，苍龙》（创作于1978年）写的就是一名科学家。那天，我到钱学森大师的办公室，我们两个人谈得特别尽兴。
“建明同志，今天我就先给你讲个‘0’……”钱学森大师竟然是个说话非常幽默的人！那时我很年轻，穿着军装的样子也可谓英姿飒爽，但见面这天我没穿军装，大师与我之间显得格外自然。
“0”？这有啥讲的！当时我内心在想。
然后，只见钱大师在空中挥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随即又画了一个圈——作为“0”，并将这个“0”放在十字坐标中心，说：“知道吗，在我们科学家的头脑中，‘0’是万物的开端，一切的起源，所有成果的初始……”他一连说了一大串关于“0”的数学意义和哲学意义，使我茅塞顿开：原来我们这些人概念中丝毫没有意义的“0”竟然有这么大的价值啊！
大师的科普让我豁然贯通，无限遐想。借此机会，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大师，您这么伟大、这么聪明，有没有想不出问题的时候？”这是个多么幼稚的问题啊！
谁想钱大师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怎么可能没有嘛！”
“那——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紧追着问。
钱大师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用眼睛在桌子上扫了一下，又在背后的书柜里随意找了一本小人书——他竟然有小人书啊！
“你看，我想不出问题的时候，是学习你们作家的本领呀！你们写的小说、神话可好玩儿了！看一遍有时我要笑好几回……”钱大师这才抬起头告诉我，“看完一个故事、一本小人书，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头脑也舒服了，所以有些问题也可能一下子解决了！得谢谢你们作家呀！”
原来是这样啊！我异常吃惊。
“在家的时候，我就请夫人给我弹一首钢琴曲，那个音乐也是能治毛病的……”大师的话让我瞬间明白，原来许多领域之间是相通的，比如音乐、文学，它们也许不能对数学、物理、化学的科学研究起直接作用，但它能缓解人的疲劳和困顿，一旦头脑得到放松和休息，就能解决原本不能解决的大难题。
虽然我没有给钱学森大师写过重要作品，但与他见面进而获得启发的故事，在我近几十年的各种授课中会经常讲到。科学大师的精神生活和另辟蹊径的办法，其实对全人类都有启发意义。
王淦昌是“两弹一星”工程的一位重要元勋，他是我的老乡。第一次见他时，就在他北京的家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是王老握着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88岁的王老走路虽有些慢，但掩不住他的“十分有趣”。他夫人坐在沙发上，活动不太方便，在阳台上静静地晒太阳。王老就过去喊着：“妈妈——我来了小老乡，他是作家，跟我们老家紧挨着……”我第一次惊奇地发现，王老先生竟然称呼自己的夫人为“妈妈”，原来他一直按照孩子们的叫法在称呼夫人。惊讶之余，我转瞬一想，这个称呼不就是王老和夫人之间浓浓深情的最直接的体现吗？我知道在王老隐姓埋名17年的岁月里，其夫人独自挑起了抚养子女、操持全家生活的重担。王老的夫人是位旧式妇女，小脚老太太，行动其实并不方便，但她在王老先生扎根大西北、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战在“两弹”试验工作期间，尽心尽力、毫无怨言地支撑起一个大家庭，真是贡献巨大。事实上王老称其为“妈妈”含有一份崇高的敬意。
这让我感动，深深地动容。
王老太有意思了。他见到我特别高兴，“你先坐坐，我给你看些东西，因为你是小老乡，我俩不见外……”说完独自踱到他的小房间，一会儿抱出一大堆卷着的纸和材料出来了，边走还边对我说：“这是原子弹试验的一些资料……”
“哎呀呀王老，您千万别给我看呀！它是绝密的呀！”我是军人，一听他说是“原子弹”材料，吓得直呼起来，推着他别放在我面前。
哪知王老“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知道你根本看不懂，所以拿出来给你看看……”
他这么一说，我脸顿时发烫。可不，我根本看不懂的东西，还涉及啥“绝密”和“保密”嘛！
王淦昌在参与国家“两弹”研究前，他的科学成就便已被世界瞩目，三次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如果他的科研工作继续下去，获此殊荣的概率就太大了！因为他的学生杨振宁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邓稼先也是他的学生。王淦昌的物理研究成就在20世纪30年代到五六十年代都处于世界一流，然而为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他“以身许国”，隐姓埋名整整17年，直接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激光弹的研制、决策与试验等最重要、最核心的工作，真正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王淦昌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趣，有趣”是他的口头禅，是位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走路说话基本上都是低着头的，但说的话、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惊天动地的。
在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周恩来问“到底是不是核爆”时，现场没有一个人敢回答，最后包括聂荣臻在内都把目光转向了王淦昌……
“是的，是核爆！”王淦昌肯定地说。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上的地位。
我给王淦昌先生写传记最大的收获是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人：对国家赤胆忠心、对事业一丝不苟、对荣誉名利毫不在乎、对亲人朋友和和气气，从不高一声说话，但对原则问题会发脾气！这就是王淦昌。
他就像是我爷爷一样的“老邻居”。写他就像写一个身边人那样自然随意、准确客观和有趣。
2003至2004年，当时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准备拍一部高精尖“武器”方面的电视连续剧，我被邀请为“编剧”。接受任务后，我就开始了长达6个多月的采访调研，这正是采访当时多位贡献巨大且仍然在世的大科学家的一个良机。那次采访中我才了解到中国航天科技战线有“航天四元老”之说，他们分别是任新民、黄纬禄、屠守锷和梁守槃。现在这四大元老都去世了，年龄最小的任新民是2017年去世的。
我是一个个去采访的。记得第一个采访的是黄纬禄先生，就在保密单位“三院”内的家里，黄老向我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文革”中受的苦痛与磨难。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六七十岁的他乘坐公共汽车到郊区上班，每天在车上挤上挤下的，他却安之若素。以小见大，令人感动万分。他让我感觉到中国科学家的品格之高贵。
采访其他几位元老是在海南的航天疗养院。三位老科学家不顾炎热的天气，一个一个地接受我的采访，一谈就是一天半天的。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到中国整个航天与核试验的创业全过程。
这过程中还有一位科学家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的一次湖北某山区基地的采访中，他们跟我讲到了一位科学家几十年一直在山沟里工作，后来患了癌症仍然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故事。他去世是在1970年左右，基地生活条件难以形容的艰苦，更没有什么隆重的悼念仪式，于是基地干部群众用脸盆、二胡等最简单的工具为这位科学家一路送葬，长达十几里路……其情其景，催人泪下。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能问世，但科学大师们的精神已经在我心间写下了一部大书——那是民族骨气和精神的大书。
我写过三部关于石油战线的作品和诸多关于地质战线的作品，由此也接触到了像李四光、黄汲清、李德生、翁文波等一批大师级科学家，这些作品有的被拍成电影，有的成为央视新年的“开年大戏”，这些大科学家时时感动着我，他们就像中国大地上的火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让国家和民族产生力量和希望，是为伟大祖国带来光明的人。所以我的作品名也都如此，比如《奠基者》《部长与国家》《科学大师的名利场》《石油圣城》等。这些创作让我深受精神和灵魂的洗礼，因为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们身上，爱憎分明、无私无畏，为了一个目标，可以不惜一切。
后来的这一二十年里，我写得就杂了，比如三峡大坝、港珠澳大桥等工程方面的科学家，还有抗击“非典”、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学界的科学大师，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国家有重任、有难事时，必须挺身而出，必须勇于承担，必须全力以赴去战斗……
一个时代的科学家有一个时代的科学精神，一个领域的科学家有一个领域的科学品质……但有一点让我感触最深：中国的科学家都很爱国。在国家利益和意志下，他们从来都是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从不讲求个人得失，无私贡献是他们的基本品质，为了国家的目标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我在书写科学家时领悟到：科学精神其实是可以让文学本质获得更加精彩和深远的放射，因为科学的光芒是人类探求命运和发展最宝贵的精神光源，写好了他们，就是文学使命最神圣的一部分。
我与科学家的接触过程，从来都是幸福和愉快的，也是收获最大的。总之，科学大师能让我们笔尖上的光芒更加绚丽……
通讯作者：何建明，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本文转自《科普创作评论》2021年第4期
《科普创作评论》期刊征稿信息
排版：张馨木
编辑：齐 钰
审定：邹 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