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达人，浪达事

浪达与Gay Chat是最早成立的大学合法同志社团，共同参与过许多同志运动。（本报资料照片）

同婚专法通过，让台湾性别平等跨出一大步。（本报资料照片）

春雷惊蛰，选一段路，像是中山北路映入眼帘的绿，走回家。在缓步行走的速度中，记忆慢慢浮现。享受时间的余裕，像一刀划过柳丁皮，汁液瞬间迸出，浮现满是酸嫩又香甜的气味。也是在这样的三月中，杜鹃花节，台湾大学年年的盛事，椰林大道上满眼的绿、粉红、白色、紫色的花，今年依旧恣意地绽放着，土木系馆前，排满了恋爱告白的心。青春是一首曲调，让我们把伤心绝情唱到极佳。时光快速地倒流，想起那年杜鹃花节大学博览会，小小穿上雄女的高中制服，在社团摊位上招揽学妹。

台湾大学女同志文化研究社（λ，浪达）与Gay Chat是最早成立的大学合法社团，象征着台湾大学自由、民主的学术风气，毕业校友人才济济，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却仍然罕为人知。

我记忆中的浪达，始于与Gay Chat共同使用的午餐聚会教室：共401，共同大楼401教室。浪达以希腊文第十一个字母命名，象征「自由」。那是同性恋仍被称为酷儿的年代，酷儿queer，听起来很酷，其实就是英文里的贬抑词、脏字，好比台语的「破麻」！我依稀记得在共同大楼里偏远的四楼，听到一个娘娘腔男同志毫不掩饰地大声说出「我是破麻！」的那分锐不可挡。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社团做些甚么？上课、买便当、骑脚踏车、赶午聚、编刊物、上社课，甚至于带营队…，与一般的学术型社团并没有差异。那是九○年代末，台大大新、大论社还带着野百合学运的光环，学生会里，却发生过强迫曝光同志参选人的手段。

作为一个台中小孩，一九九五年读完庄慧秋主编的《中国人的同性恋》，拆掉书皮，把书背反身放进书柜里，在联考志愿卡填上九个台大科系，就这样我顺利地进入台湾大学，第一个有着合法同性恋社团的学校。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往后二十年我的人生会因此天翻地覆地变化…。如果没有认识这些人？浥薇叶青维如乐昕佳怡，如果没有遇上这些事？GLAD校园同志苏醒日、少女营、同志游行…。我的人生会不会不同？

那时候还没有一年一度盛大的同志游行，甚至我们无法想像有一天会有同志大游行。浪达与Gay Chat的指导老师，分别是外文系的张小虹老师与朱伟诚老师。张小虹，一代的文化明星也，她挂名指导，让我们小同性恋们全都镀金起来，既时尚，又潮流，女性主义地不得了。朱伟诚老师获公费奖学金留学英国，师事同志研究大师Alan, Sinfield（1941-2017），返台任教，开设校园里的同志研究课程，我们才得以在课表与成绩单上刻写下「同性恋文学与文化」。浪达、Gay Chat顶着台大学生的光环，串联北部十三所大专院校的地上地下社团，以电影、艺文展、学生出柜，举办光辉的「校园同志苏醒日」。

那时候在外文系、中文系、社会系的课堂上，这些酷儿徒子徒孙们到底有多招摇呢？我竟然记得在普通教室大课堂，有那么一次分组报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关于弑父恋母伊底帕斯情结的三角形，如何解释了异性恋机制是一种必然。众目睽睽下，前社长浥薇上台呛声说：「这个异性恋脑袋所想出来的理论，我实在不能懂。」语毕，台下众人轰声雷动地拍手叫好。

今日想起来当然学会了谦卑。但青春怎可不轻狂。

那时人手一本邱妙津《鳄鱼手记》，将它当作一本台大与台北地图；下课后去女巫店听陈绮贞或黄小祯。在清大坏女儿BBS上抄夏宇的诗、在地下社会BBS设个人版。校园同志苏醒日，汇聚了彼时同志学生运动以及性别团体的能量：娟芬学姊出版《爱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书》之后，被我们邀了一起去巴黎公社喝高粱；性解放的资源我们也接受，毕竟我们是从酷拉子王苹姊姊的社课学「婆的反骨」。永远忘不了友社政大奇娃，那那罗融Drama，一起穿着T-shirt牛仔裤，邋里邋遢地闯进T吧，还是博爱路的BON！性别运动沸沸扬扬的时刻，我们啃着各种理论，街头倡议每役必与。Queer Nation，同志国是我们唯一的故乡。青春总有尽头，我不知道九○年代同性恋的尝起来是否特别苦涩，但我们还是完成了学业，继续遵循着「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不仅因为我们是台大人，更因为在那当下，出国是伴侣结合唯一的想像。

时移事往，25万人站上凯道，雨后天青，同婚专法通过。浪达人与Gay Chat依然站在同志运动的第一线，欣洁在婚姻平权大平台、小杜杜思诚现任社团法人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秘书长。而浪达少女营营长太后与太太共创社团法人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这些、那些，而始终觉得工作无聊的前社长叶青，却无缘再见了。谈起咖啡、烟、酒与文学，眼睛会闪烁光芒的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被称为诗人，但曾经豢养过一只名为「侠女」的猫。新世纪，叶青的告别式可以说是我们社团青春的挽歌。送别同龄的朋友，是八零年代爱滋风暴继之以九零年代女同志忧郁悲歌。

离开研究所，我自己也因为情殇与压力，发了思觉失调。刚从万芳医院十三楼急性精神病房出院后，有一段时间我常到长老教会总会去打工，帮牧师抄写圣经、整理笔记。那时我一周总有两天去叶青和平东路的公寓，聊聊天。对于工作与同性恋（或：跨性别）进入社会，我们的看法南辕北辙。我主张同性恋要积极进入社会，不再把自己看待为边缘弱势。或许那源自于我的家庭与高中同学们所给予的爱，一直到社团毕业多年之后，我才逐渐把目光从共401教室拉开，看到我们之间的差异，明白我们截然不同的选择。

作为2001年校园同志苏醒日的召集人，我的抽屉里，始终留着一分新台湾周刊记者罗融所写的活动采访报导，不敢或忘。这分报导始终提醒着我是个堂堂正正的浪达人，要擡头挺胸做浪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