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叫「小朱」的朋友

散文

我有两位朱姓朋友，和我同龄，八十多年前的老同学，小朱小胡的，彼此把「小」字冠在姓前喊，示亲暱，套热乎。七十多年前，我们一起考取了海军，在江阴接受新兵训练，又同在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接受美军一对一专业舰训、接舰、服役。五年后的1949，两岸分治，朝代有别，是友似敌，非敌似友。再四十多年前见面，尴尬却有缘，嘴上小朱小胡喊，和头上的黄白发须，有了显著地不调和。到了2020，就是四年前，两位小朱先后离开了人间，一在上海走，一在西雅图。剩下在台北的小胡我，得龄九十四，情不自禁，写下了这篇悼念文。

初识朱松泉这位小朱，是在江阴练营。那时二战结束不久，我是和芜湖中学五名同学，同时在南京挹江门海军总部考上的，告示上说，要去英国接收潜艇，那年头，想出国的人特多，所以考生分子复杂，有相差五、六岁的，有在伪政府当过差怕被检举坐牢的，真正高中程度的学生，除了南京，只有附近几个城市，如镇江、无锡、当涂、扬州等。在江阴受训，应该是的的确确苦不堪言，顶头上司全是日本兵，说是大后方来不及调派干部来，没发饷，大冬天，两人共一床被，吃不饱，穿不暖，有人开小差，抓回来便受鞭刑，鞭刑很恐怖，慎重得吹集合号全体官兵生在操场集合，由营长戴戎光（1909-1971，兼江阴要塞司令，1949年降共）亲自主持，受刑人趴在地上，拉下长裤，充当刽子手的班长，不是仇恨支那兵而打，而是习惯了传统方式，传说日本军营里就是这样，他们先在受刑人两股间把生殖器妥移位置，便以浸了水的长绳，在空中扬起了弧度，一五一十地，打逃兵的屁股，通常二十下，裤子破了，热气冒喷，说是可以把鸡蛋打破，敷泻创处，趁热可食；我们是被喊「立正」了，聚精会神地注视，看得心惊肉跳。那年冬天来得早，我们冬衣发得迟，开小差更是不乏其人。

小朱是江阴人，家住不远，常被送吃送穿的，我们羡慕死了、好像班长们也对他好一些。晨操好比现代的五千公尺，围绕黄山山洼跑，接着是二十一节日本海军操。每天的洗脸刷牙以及洗澡洗衣，也是在山脚下的小溪中完成，捡石块，破冰取水；写到这里，有件糗事不得不记，那就是有人在晨操进行中拉肚子，边跑边拉，只好寄存裤裆，幸亏绑腿绑得紧；跑到了终点小溪，两腿加上鞋裤，统统淹没水中，全身抖薮，料理后事；人见不怪，大哥不会笑二哥。

在江阴，我们等于陆军，个别、班、排、连、营教练，打野外，实弹射击等等都有了，日常操作中，就是不见应有的海军技术课程，或任何有关操作，营房离码头不远，八个月的新兵训练，我们没有一次被允许登过军舰或上过船；无解呀无解！问班长问队长，回答清一色，要我们等，他们也在等。此期间，算是不寂寞，小朱和我同班同床同食，无话不谈，无等不等，成了莫逆，简直闺密了。「小朱」「小胡」的，就那时开始喊。

1946年，除夕不久，有了天大消息，营长宣布，练兵们全被授阶二等兵，分两批去青岛受训，小朱和我是第一批。到了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分科学习，生活作息，和在江阴的一比较，简直上了天堂，吃得饱，穿得暖，睡得好，只有学习太紧张又提心吊胆。海训团是美军第七舰队协办的，小朱学轮机，我在信号教室；意外的是，竟然没有陆地出操或任何军事课程，一律升级上等兵，说接舰后再升士官。生活管理分三个大队，由中国军官指挥，各教室有教官、助教各二，都是中美各一。小朱和我不同寝室，食堂里难得碰面，功课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周末考试不及格，便被书面通知改去其它教室报到，例如帆缆教室、枪炮教室，甚至洗衣、理发，或放映教室等，但不会被除役，后来得知，原来那时段，依据同盟国租借法案，美国赠舰租舰太密太多，我海军当局措手不及，只有千方百计配合，一对一加速加工训练，士兵如此，军官如此，连舰长也如此。

学习紧张的专业课程通过了，接下来是舰训，舰训结束，也就是接舰的大日子，舰艉国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官兵们包括舰长、副长（executive officer我们习惯了喊副长，不喊副舰长）、轮机长的，都换了中国军官，我被分发到美盛号登陆舰（LSM433），信号下士，小朱轮机下士，上了另一艘美字号（442），分属两个舰队，他去了南方，我去了东北，慢慢失了连络。　1949年春，内战正酣，我二人都被升级调舰，他调永嘉舰升了轮机中士，在长江第一舰队，我在第二舰队的兴安舰干电讯中士，基地青岛。那年二月间，接到电报，令兴安舰去高雄，再上海，待命支援长江突围。我知道小朱在永嘉舰，所以特别注意到他们的突围进展，尤其关心他会成为英雄，还是狗熊？也就是说永嘉舰能否回到左营，或是被江阴砲台打沉了，再或者是永嘉真的进了左营港，小朱却被绳索绑了，一身一脸狼狈被拖上卡车，去了牢狱。推断都不真实，我特地由高雄前往左营，准备上永嘉看小朱，记得是四月下旬的一个灿烂日子，永嘉真的进了港，靠妥了码头，码头上围挤好多人，热烘烘，我退却了，打听到全舰官兵大半是英雄，舰长陈庆堃（1919-1983）是英雄中的英雄，小朱在内的十几位被肯定为英雄的官兵，我眼睁睁的看到他们都被接去表扬了。我放了心，远远地看到他就好。

南京是1949年四月二十日丢的，突围成功（4/21-4/23）的有永嘉、永定等11艘军舰和3艘砲艇，没参加突围的，加上被江阴砲台击沉的也不少，上海是五月二十七日易帜。没几天我得了个好消息，小朱连升三级；他是练兵出身的我们，第一位不戴圆帽子 （练兵到中士的帽子都是圆形），当上了少尉轮机员。

世事难料，那年12月3日我被捕了，在凤山海军来宾招待所谈话（即审讯）时，组长（等于检察官）说漏了嘴，说「朱松泉是英雄，干嘛要跑！」问我，我怎知？小朱跑了，真的？我也不解。隔了十年后的1960年3月7日，我由绿岛「新生训导处」（台湾上世纪最大的政治犯监狱） 回到台北，才知道真是真的。

小朱为甚么要跑？升官了，又拿了巨额奖金。他亲口告诉我们原因，是在台湾解严几十年后的事，我、小朱、钱某，还有记不清的两三位海训团同学，在台北国军英雄馆餐聚时小朱亲口说的。「那是1949年十二月初，」说得明明白白，「听说你小胡，还有二十多位同学陆续被捕，原因是同学宋平从香港写信给在左营的同学陈明诚，信上附笔问你好，你便被捕。我和宋平走得近，一定有信给我，当时一定被扣住了，伺机发落，我不能束手待毙，正好有个机会，我便在新加坡跳船了。」跳船便是逃兵的意思，是海军里的习惯说法。几十年后，证明了小朱当年的判断和痛下决定，是绝对正确，因为好几位当年也是英雄，不多久，真的都被捕了，成了狗熊。理由是和宋平有信件往来，便证明了他们私交甚笃，我的判决书上就是这样写的，「私交甚笃」就会泄漏军机；小朱这次有胆识敢回台湾，因为他以侨胞身分，何况，半世纪了，台湾已经改了朝换了代，我们都被发了平反证书。

开放探亲后，我去上海，宋平来酒店看我，说，我信上甚么都没说，只报平安，我又不是共产党，哪晓得竟闯下如此大祸。

在狱中十年，我不止一次地想，共产党好笨，如果他们发动两岸曾是同僚同学的海军官兵生们，一人一信向台湾寄的话，那结果将是怎样！

现在说说另一位小朱，他叫朱正安，是我初中、高中同班同学，在家乡芜湖是邻居，当了兵又同在江阴在青岛两地受训；正式服役时，曾三度同一军舰服役，而且，有一时段，我二人有缘，以同阶在同一电讯室和信号台上下班值勤，这是极其难得的巧合，他是电讯上士，我是信号上士，他用耳也会用眼，我用眼也会用耳，这是两人同在一艘军舰舰训时互教互学的。通信官很开明，说编制上那是规定，实情上我会通融，你二位工作如何安排调适，只要顺畅不误事就好。

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后，我是怎样找到朱正安这位小朱的，说来趣事一椿。小朱和我有一位共同的女同学叫郭怀悟，我找到了她，已经高龄七十多的老太太，见到我很高兴，说，「侬肯定他在上海，没死脱，阿拉就能找得到。」 果然，不到一星期，她把小朱的电话给了我，原来她是从户政机关离休下来的。在上海有户籍登记「朱正安」的有一百多，她筛选了十几名可能疑是「小朱」给我。

先搁下小朱和我小胡的见面欢不说。2015年6月26日，《中国时报》有篇林文正先生写的「用争议罗织罪名」，倒数第二段是这样写的：

胡子丹，也没改他对国家的认同，他在民国37年，毕业于青岛海军学校，与他最好的同学一起坐太平轮南下，他到了左营，但却被说思想倾共，被关到绿岛，而他的同学去守江阴要塞。民国43年11月13，太平舰于大陈岛海域被共军的鱼雷快艇击沉。多年后，胡子丹与这位同学在上海见面，同学说：「是我下的攻击令，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啊！」胡子丹听到这里，泪涔涔下。

林文中写的这位同学便是「小朱」朱正安，文中最大讹误，是我从没在太平军舰上干过，那时（1949-1960）我在台湾是被关在绿岛监狱里，坐政治犯的牢。文中最后几句话说得真实，我确是「泪涔涔下」。

1949年初，我申调美和舰，因为我家人获准迁居左营，母亲姐弟们暂居上海离江南造船所很近的龙华路，等待我服役的美和舰直接开往左营；那时段，美和舰的任务是撤眷、运输，所以上海、定海、左营，来来回回三地跑，我不在上海时，家中便由小朱代劳照应了。小朱在家乡时，朱妈妈和胡妈妈便亲近得好比姐妹淘，他无父，我也是，两位老太太便很自然地互有往来取暖。上海忙乱期间，我一直忙着把家人从家乡芜湖接来上海，和小朱不在同一艘军舰，不确定小朱有没有申请朱妈妈去左营。到了四月下旬，有夜，我舰由定海开上海途中，小朱用key告诉我，说他们正是突围夜航中，要来上海了，紧张感染了停泊在上海江南造船所码头的所有舰艇，原来江阴砲台降共了，她们二十来艘舰艇能否吉多凶少，还是逢凶化吉，安全突围，都是未知数。他说保持holding key，我ok。现在查到了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夜，他说舰长已下弃船令，他将跳水求生，「我妈妈拜托你了」。几天后得知他已被俘，在苏州街上，在长长被俘行列中，和他同一命运的兴安舰同僚张宗耀兄，后来在上海告知我，中共对他们的处置是自费回上海当英雄，或集体回南京也当英雄，小朱选择去上海找妈妈去。张兄来台北，多年后，有天相遇，他说他将移居美国，前几年在华视工程部工作，听说海军里的官兵被捕不少，他有点怕怕。

和小朱相遇，彼此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家立业了。1987年12月初，我二人在上海新亚饭店见面，那时他已离休，在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担任高级工程师。他告诉我一件往事，1954年11月13日夜，太平舰在大陈岛海域被他们鱼雷快艇击沉，「是我用雷达设定的！」各为其主，能说啥？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故事，没有争议。

我14岁丧父，生活靠大我三岁的哥哥，和大我八岁的姐姐打工养家，而小朱家也是同样情形没有父亲，又没兄没姐的，靠什么维生呢？半世纪后小朱小胡的两人相逢，却在两张名片上看到了端倪，他大儿子叫朱红兵，小儿子朱红卫，「红卫兵」得如此厉害，尤其小儿子的学经历惊人，上海交通大学航天研究所博士，美国某公司（我忘了其名）高级研究员，住豪宅，代步自用车，这在当时的台北，我辈同学们也很少有此情形的。原来他有位长辈是高干，小朱自己和他家人们，是一直受到照应的。小朱更是从小就被安排。

半世纪来，这三位小人物，小朱小胡又小朱的，彼此情意稠蜜，是命运糊弄了他们？还是他们糊弄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