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尼亞：搭便車的路上，邂逅逃亡總統一名

图／路透社

罗马尼亚人是搭便车的民族。

像某种过了适当年纪、却仍然被保留着的身体记忆，搭便车是罗马尼亚人承袭自共产时代的习惯。从前交通工具匮乏，等不到（或没资格获得）汽车配给的罗马尼亚人，只好在路边揽车共乘。

在货币不流行的共产时代，搭便车究竟是不是免费的我不知道；但今日拥抱市场经济的罗马尼亚人有便车公定价，一百公里要价四十台币。他们渐渐习惯了市场那双「看不见的双手」，却还不太熟悉我们高高举起的大拇指——那是外国人才有的手势或暗号。

罗马尼亚人拦便车时，会将手心向下摆动，像在拍一颗看不见的篮球。但我们突兀的东方面孔，本来就已经标明了我们外国人的身份；使不使用「在地化」的拦车手势，早已无关紧要。

因为搭便车的人多，所以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便车伦理必须遵守：例如比较晚来的人，必须依照顺序站在先到者的「下游处」。有趣的是，我们的外国人身份，有时在猛烈的竞争中，反而能帮助我们脱颖而出：好几次，卡车略过站在我们「上游」的大婶们，径直在我们面前停车，只是因为对外国人（或者东方人）感到好奇。此外，司机知道我们是年轻的外国背包客，往往也不会和我们索要车资。

在罗马尼亚，这是正确的拦车地点与拦车手势。 图／李易安

于是你可以这样想像：罗马尼亚人搭便车，就像台湾人出门就跨上摩托车一样，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交通方式。每个城市往郊外的路口，总有一些众人皆知的拦车热点，仿佛那里有个只有当地人看得到的「隐形站牌」──有时是个加油站的出口，有时则是T霸广告招牌的下方。我们如果站错地方了，好心人还会请我们上车，载我们到那些「正确」的路口继续等便车。

搭便车已经是罗马尼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如果真有人编纂「罗马尼亚便车史」这种书的话，似乎也不会太令人意外；而这本便车史中最荒谬、最戏剧性、而带点讽刺寓言意味的一页，恐怕会是1989年罗马尼亚共产政权垮台时，当时被逐离权位的独裁者希奥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尝试搭乘直升机逃离首都不成，竟也是一路拦便车继续他的逃亡之旅。

尼古拉·西奥塞古（1918年－1989），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治家、独裁者。 图／美联社

希奥塞古出身自一个农村家庭，来到城市后就活跃于左翼运动之中。二战结束、苏联掌控罗马尼亚后，希奥塞古进入政治体制，并且一步步攀上权力位阶的顶峰，直到完全独揽党内与政府的大权，成为罗马尼亚史上最有名的独裁者。

跟其他许多共产国家元首比起来，希奥塞古可能是跟西方阵营关系较好的其中一个。他曾在许多国际风波中变换立场，挑战苏联老大哥的指挥。1968年，希奥塞古公开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西方国家见状，以为希奥塞古是苏联阵营里一个松动的旗子，纷纷主动出面提供贷款，供罗马尼亚发展经济，却也因此让罗马尼亚欠下了一屁股的外债。

面对外债，希奥塞古并没有翻脸不认账。他决心对国内实施严厉的配给限缩，好将大部份的生产成果出口偿还外债。这个在国际上负责任的政策，却让八〇年代罗马尼亚人的生活水准遽然下滑：限电成为家常便饭，连严寒的冬日里都不见得有暖气供应。

于是，当罗马尼亚好不容易在1989年成功清偿外债，人民对于勒紧裤带的生活也终于忍无可忍。当年年底，罗马尼亚人民累积许久的不满，遇上东欧共产政权一个个垮台的国际连锁效应，在许多城市引发了群众运动。

这些运动被镇压后，为了营造希奥塞古仍未丧失民心的假象，他的幕僚花了不少心力动员工人，将他们集结在首都的广场上，聆听希奥塞古的演说，并透过电视转播对全国放送。出乎意料的是，早已思变的群众开始在广场上鼓噪，对演说报以嘘声。突然间，广场上开始出现枪声；变调的政治演说，旋即陷入一场混乱。而所有这些，都被电视播送到全国每一个瞠目结舌的观众眼前。

罗马尼亚人知道，共产东欧溃倒的骨牌，终于撞向罗马尼亚了。

1989年12月22日，布加勒斯特中央广场上10万示威群众，终于推翻独裁者西奥塞古。 图／美联社

首都陷入动乱之后，武装暴力随处可见；信心满满的希奥塞古，以为局势仍在他的掌控之中，错失了趁夜逃离的时机。隔天一早他天真地试图在广场上再次发表演说，这才发现大势已去，连忙在随扈的帮忙下逃往露台，在冲进大楼里的群众逮住他前，千钧一发地搭上直升机。

驾驶直升机的军官试图替惊吓过度的希奥塞古讨救兵，却只得到上级指挥官的冷漠回应，要他们自求多福。军官知道，再和希奥塞古继续站在同一阵线，只会对他不利，于是开始摇摆机身、假装闪躲砲弹，经历过半世纪政争乱流的独裁者此时也无力招架，吓得要求迫降。

希奥塞古在人烟稀少的郊外回到地面，开始站在路边拦起便车。最初让他上车的有医生、有林务局的小官员，却都一一谎称引擎出了问题，将这位已经不足为惧的独裁者请下车。希奥塞古最后被一个便车司机说服（或者诱骗）躲进学校里；才刚进门，便被校方反锁在屋内。无计可施的希奥塞古不久后被捕，并在草草审判之后，立刻被处决，成为东欧一连串革命之中，唯一一个丧命的共产政权元首。

搭便车的民族：罗马尼亚驾驶与我。 图／李易安

所以，罗马尼亚教会我们，关于搭便车，你可以有无数种动机：通勤、旅行、探亲、甚至求生⋯那是庶民因应交通工具匮乏的发明，他们不得不这么做；那还可以是独裁者在被推翻后的困兽之斗，他终身鼓吹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却得将自己的命运让渡给公路上的「有车阶级」决定。

但对预算不足、渴求精彩的我们而言，搭便车就只是一种瘾头、一种无意识的坚持，在疲惫与刺激中冷热交替，最终麻痹成为仪式。我们把自己放置在如此权力不对等的情境之中，让自己在旅途上的移动，几乎完全丢失主动（有时候连目的地都无法自己决定），像人们在仪式中重复熟练举止、忘却意义，借此把自己完全交给天命。

更重要的是，搭便车旅行的我们几乎身无分文，却仍感到无限自由。旅行不但不受拮据的预算限制、也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东西，偶尔还会遇上有趣的旅行故事供我们缅怀说嘴。这种缺乏经济自由，却又在精神上感到无比解放、不受物质与现实牵绊的情境，正好也是许多成年人回望年轻的自己时，经常怀念的「自由」。

回看冷战时期罗马尼亚的处境，「搭便车」或许也是个有趣的类比。国际争霸的主流叙事与竞争规则，缺乏政治资本与话语权的罗马尼亚无力决定，只能在国际角力的一来一往之间「搭上便车」，找到杠杆的施力点，造就了罗马尼亚在社会主义与西方阵营之间斡旋的「摇摆政治学」。

由此，我们或许也可以这么说：罗马尼亚在冷战时期大叙事中缺乏自主性的事实，却也成为它在国际权力之中运作时，少数的自主性来源之一。

搭便车，让我学会很多事。我学会在单调的移动过程中找到浪漫，也逐渐学会相信人性，相信人性可以带领人类找到更好的方向。但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那些尘土飞扬的公路边，我也许还见习了罗马尼亚（以及其他蕞尔小国）的立身之道。

等便车的路上，偶尔会冒出跑龙套的白马王子，但可惜王子后座只能容得下一人了。 图／李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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