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白色恐怖寓言」：薩拉馬戈《投票記》政治之痛

萨拉马戈生于1922年11月16日，今年是他的百岁冥诞，恰逢台湾九合一选举举行，时报文化出版社于此月重新推出其旧作《盲目》，同时出版《盲目》的续集《投票记》，以纪念这位深具批判力的重要文学作家。 图／美联社

勤写部落格的葡萄牙作家乔赛‧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于2010年6月18日过世前一刻，仍有更新。而生前在网路上留下的这段话或可成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生注脚。

萨拉马戈生于1922年11月16日，今年是他的百岁冥诞，恰逢台湾九合一选举举行，时报文化出版社于此月重新推出其旧作《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同时出版《盲目》的续集《投票记》（Ensaio sobre a Lucidez），以纪念这位深具批判力的重要文学作家。而总编辑嘉世强亦表示，越是纷乱时代，越要回头观看这位大师的「寓言」。

尽管曾登上诺贝尔文学奖殿堂，作品也独具风格，但萨拉马戈却不摆弄修辞，也不操作语言，落笔平直但笔锋自带知识份子的批判良知，以书写面对普罗大众。这与他的出身有关。

萨拉马戈因为家贫未受完整教育，只能担任技工养活自己。后虽成为文学杂志社编辑，也从事文学翻译，但工人阶级的出身经历，引领着他的社会实践。在朝半百之龄（1969年）迈进时，他加入了当时仍属非法的共产党，而后，成为记者、参与了推翻独裁政权的康乃馨革命，彷若各种经历都轮过一遍，他才真正成为一个「小说家」。此时是1980年，距离他青春正茂时期的创作（《罪之大地（Terra do Pecado）》），已有33年之远，他的创作力几乎于此时爆发，出版不断。

1969年，萨拉马戈加入了当时仍属非法的共产党，而后成为记者、参与了于1974年爆发、推翻独裁政权的康乃馨革命。 图／美联社

图为70年代的萨拉马戈。 图／José Saramago foundation

1998年，萨拉马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时他已76岁，是唯一获得此项桂冠的葡萄牙语书写者。而他早四年出版的《盲目》被诺贝尔委员会认定为强化其文学地位的作品，并表示：小说中全知的叙事者带我们踏上可怕的旅程，穿越由个人的人类感知和文明的精神积累创造的界面，萨拉马戈旺盛的想像力、突发奇想与敏锐的洞察力，都在这部作品中充分展现。

《盲目》描述一种科学未知的突然病痛夺走了众人的视力，他们被眼前的白茫所困，当局于是将这些失明的人集合在精神病院里，由士兵看管，但内部秩序逐渐混乱，最后由凶恶者取得权力，威胁他人顺从。而其中，仅有眼科医生太太是明眼人，为了照顾丈夫，伪装成盲，尽自己的力量协助他人…。

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萨拉马戈文学桂冠时表示：「他透过想像力、同情心和反讽所架构的寓言，加深我们对难以捉摸的现实的理解」，他们同样赞赏他对官方所言之真相，所抱持的怀疑。

直至逝去，萨拉马戈未曾掩饰过自己的政治立场与色彩，也明白昭示对民主制度的不信任。2008年，他就在部落格上声称自己向来关心隐藏在表相底下事物的真相，例如民主制度——他甚至引用了邱吉尔对民主政治的保留：「（这是）最糟的政体形式，但其他所有的制度都已经试过。」萨拉马戈续写道：「有人或许会说，我们考虑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政府部分，已经超过了我们所需要见到的程度，我却认为这是一项错误的看法──因为就在吾人所无法察觉的同时，我们每天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盲目》描述一种科学未知的突然病痛夺走了众人的视力，他们被眼前的白茫所困，当局于是将这些失明的人集合在精神病院里，由士兵看管，但内部秩序逐渐混乱，最后由凶恶者取得权力，威胁他人顺从。图为2019年在德国上映的《盲目》舞台剧。 图／美联社

其中，仅有眼科医生太太是明眼人，为了照顾丈夫，伪装成盲，尽自己的力量协助他人…。 图／美联社

萨拉马戈晚年的政治、文化评论，皆收在《谎言的年代》一书，这些是他在「最为民主」的网路上的勤勤书写，尽是他毫不留情的批判，除了政治，经济，也会质疑那些「关于民主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权力，总必须要依照情形和环境来定义；这仰赖稳定的投票率，仰赖阶级利益或意识型态之间摆荡，因此而能够被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测量表，反映出一个社会当中，政治意志的变化。」但他认为这变化并未如对选民承诺那般，带来激烈变革，

诸如上述这类犀利却抽象的政治论述与思考，萨拉马戈早已在《投票记》这部虚构作品中，以寓言的形式，充分展演──这部小说完成于2004年，是《盲目》的续作，描述这座恢复视力的城市四年后再次迎来的「灾难」与遭遇。《投票记》的原文书名Lucidez与《盲目》的原文书名Cegueira是「清明」与「失明」的对照，后者的叙事主题是落在失明的民众身上，描摹其行为与心态，前者则是以各阶层的政府官员、公职人员为主要视角，质疑「民主政治」的权力运作，细述体制参与者的心境与作为。

图为2019年在葡萄牙的投票站。 图／欧新社

故事从一个在豪大雨中举行的首都市长选举开启——就在最初的两个章节，萨拉马戈就让读者与小说中的公职人员一起经历了云霄飞车般的剧烈起伏变化──先是投票人数稀落到选票铺不满票匦箱底，彷若形成严重政治挫败，直至下午四点，选民忽然涌至投票所，方令政府如释重负。这场选举结果如下：有效票张数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其中右派政党得票率百分之十三，中间派政党是百分之九，左派政党获得百分之二点五，「废票极少，没有投票的也极少，其余的超过总投票数的百分之七十，都是空白票。」

这即是作家所称之「有机测量表」的反映。当代的民主制度，首先透过选举投票来实践──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人民作主──而《投票记》中的首都选民，既没有放弃投票权，也没有破坏选票，投出废票，仅仅是谁都没有选，以民主的方式反对「现行的民主」。

没有革命，没有流血，但人民的反对意志清楚展现。因此，即是投空白票本身合法，仍引起国家骚动，政府当机立断地依据现行法律，于下周日再举办一次选举，结果却是重演并且加遽前次的趋势：在百分之百的投票率下，没有任何废票，但有高达八成三的空白票。而这个数字，令总理语带悲愤，扬言要「矫正错误」：

「对部分市民来说，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虎视眈眈的恐怖威胁所侵害，对另一些无论是否怀有犯罪意图的市民来说，则是为了弃暗投明，脱离他们所不知被谁引入的罪恶深渊，否则便可能成为政府即将宣告的紧急状态下可预见的制裁所直接开铡的对象…。」

这个宣示令不同党派议论纷纷，支持度不一，而最大的反对声音则是：「宣布紧急状态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尤其紧急状态也不知要持续多久，何况人民所犯的唯一罪行就是行使他们的权利，这会儿又剥夺他们的权利，一点道理也没。」

图为2009年，一位葡萄牙妇女投票。 图／路透社

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即是这个由右派执政的政府，如何因应这项「人民合法行使权利」的政治危机──包含派出情治人员针对可疑份子进行调查、封城、政府各部门撤出首都，令市民自生自灭，又或是制造爆炸案试图威吓分裂人心，以及唆使无投空白票的民众撤离首都等等。读者可以看见在《盲目》中，政府实行的隔离阻绝方式，或成立委员会的提议，再次于《投票记》中出现。「眼不见为净」似是政府最佳解方，却永远忽略了解问题，甚至进一步反省自己。

《投票记》中的司法部长与文化部长是最为遵守宪政秩序与民主的官员代表——但文化部长也因此自嘲编列的预算最低所做有限——尤其司法部长，始终秉持法治的精神，也是唯一一位点出问题的官员：「但我认为百分之八十三的选民中，有极大部分都是我们或中间派政党的支持者，这是我们目前还不愿意坦白去公开承认的事，我们应该要自问，这些人为什么投空白票，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而当中央部会决定要以叛乱为理由迳行「封城」时，司法部长亦做此提醒：「市民在决定投下空白票时，只不过是在行使法律明文赋予的一种权利，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叛乱这个词，依我看来，请原谅我贸然涉入一个我一窍不通的领域，但这不仅是语意学上的重大错误，从法律观点来看，还是彻底地胡说八道。」

「权利并不是抽象的观念。」国防部反驳司法部长：「有些人有资格获得权利，有些人没资格，这些人绝对是没资格的，其余都是空谈。」

文化部长紧追着国防部长的矛盾：「权利不是抽象概念，纵使权利没受到尊重，权利还是存在。」

这是政府高层的密门会议，你一言我一语紧咬着对方不放的攻防，包含总理与各层级公职人员的对话，占了此部作品将近一半的篇幅。仿佛有个人坐在这个只有你知我知的交锋现场，或者电话线上，不停地打字誊写。没有疏漏任何字句，包含「嗯」。

「眼不见为净」似是政府最佳解方，却永远忽略了解问题，甚至进一步反省自己。 图／美联社

需提醒的是，萨拉马戈不给角色名字，只给身份，也不做引号，因此，阅读《投票记》时，读者可以看到作家的无引号叙事在各个人物中来回，视角先从投票所的公务员，拉到部长级高层，而后降至情治人员，再回到中央政府，再移至市长与部会首长之间…最后是负责调查的警察，以及政府高层。

选票不具名，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但被选择的政党或政权，得要为自己的施政作为负责。然而，这无名无姓仅是职务称号，或许就保留了一种人人都可以站在那个位子思考的中性，而在前述宛如丢接球的辩论视角切换之中，读者可以明白所谓的「政府」并非一个加了定冠词的全称，也不具单一性，体制仍是由带着各种政治思想与专业知识的「个人」所组成，而个人又会因其背景与立场，坚持自己的判断与主张──如果有良知者，便也秉持其良知，例如市长又或者负责调查的侦查大队长，还有文化部长与司法部长，便无法苟且附和，而选择辞职。

然而，怀有良知者纵然不放弃良知与民主，但在体制中，会因其力量不如强势者，而放弃了政治的位置，反之，强势者的权力，并因此而增强，更失去制衡，而形成了「表面民主的政治体制的不民主。」

从某个角度说，投空白票亦是如此。即使选民以民主形式行无声抗议，且高达八成三之多，也无法真正对「民主政治」、「民选政府」产生制衡，政府官员对这不可理解的结果，心怀恐惧；即便市民不因无政府而产生纷乱，不起冲突，游行也安静无声，政府反而因此更是胆寒，故遂行镇压。

怀有良知者纵然不放弃良知与民主，但在体制中，会因其力量不如强势者，而放弃了政治的位置，反之，强势者的权力，并因此而增强，更失去制衡。 图／美联社

图为2009年在葡萄牙一处投票站的男性。 图／美联社

「白」在《投票记》初始，因为「空白票」宛如「诅咒」，无人敢说出口，假装「白」不存在，而这也呼应了《盲目》那无从解释的「白症」，是令人眼前一片白，即使感觉到光透，仍目不见世。

但与《盲目》聚焦于失明者但政府与体制人员单薄没有存在感不同，《投票记》中强化了体制人员的声音面貌，而人民只是功能性出场，例如《盲目》的眼科医生太太与他的伙伴──当政府官员找不出空白票原因，也无法令首都民众屈服，决定归咎于四年前的全国性失明事件，而眼科医生太太背负罪责的原因，则是「当年没有瞎」。尽管她以一个明眼人的身份协助他人活下来，但众人失明而她没有，就是她的罪。

连侦查大队长都清楚意识到这个因果关系缺乏逻辑，然急于「解决问题」的政府官员，也只能将荒谬合理化，将谎言内化为真相。这些官员视力没有任何不对，作为却十足的「瞎」。正如萨拉马戈对《盲目》的说法：「盲目并非真的盲目，这是对理性的盲目。我们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没有理性的行为。」

而如果，《投票记》确实是《盲目》的续集，我们可以读到四年前，政府因无法处理白盲问题，抛弃人民，任他们自生自灭，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治理的人民，在四年后成为主体性强，不需依赖指令或政府就能做决定的人（如司法部长所说，他们才是视力清晰的人）。反倒是这个政府，仍然是个不追问原因，只会像割盲肠一样，顾着将麻烦隔绝，甚至处理掉就好。

《投票记》的最后，某种程度地呼应了《盲目》，但结局却没有后者来得希望光明。书名带着「看见」之意，但故事却非如此。不过，比起《盲目》里的丑恶失序，乃至军人的服从与体制的单向性，《投票记》中呈现更多挣扎与辩论，例如总统所下的开枪指令，有军人会出言质疑。诸如此类的理性清明，总能会让读者感到安慰。

民主政治并不只是由政府与公（选）民所构成，媒体作为理想中的「第四权」自该有其功能与坚持。 图／美联社

尽管《投票记》为虚构，并不意指特定国家或城市，却可反应萨拉马戈自身的政治体验与意识，例如他花了一些篇幅描述情治人员的监控与心态，这或许也与他曾因左派思想受到特务骚扰的经验有关，又因为他曾于媒体任职，故也强化了新闻媒体在政治中的角色──民主政治并不只是由政府与公（选）民所构成，媒体作为理想中的「第四权」自该有其功能与坚持。

然而，在《投票记》中，我们可以见到萨拉马戈在每个事件发生时，都会描述媒体如何采访报导下标，以及其心态是什么，自也可以看到不顾新闻责任的媒体，如何表现，而设法生存的媒体，又如何在夹缝中寻求因应之道。比起《盲目》中，媒体因「失去新闻性」而快速退场，《投票记》中对于媒体的功能与弃守，有个更强的刻划。如果你是对台湾媒体表现不满的阅听众，或许会跟我一样，在萨拉马戈刻划的媒体情状中，找到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投票记》的铺排与句子，宛如几万字深入的现场目击报导。萨拉马戈宛如一个积极跑新闻，苦守在投票所，认真在事件现场做纪录，甚至进入密室会议（或者取得录音档？），取得第一手目击证词，最后透过调查特写的方式，呈现这个「空白票」事件的完整过程。而繁体中文版翻译彭玲娴精妙生动且顺畅，偶尔加入台湾读者熟知的名词，让阅读《投票记》成为一种享受。

最后，我仍想借用萨拉马戈在部落格写下的文字，作为《投票记》这部小说的注脚：

他显然认为不是四年投一次票、投票选择特定政党，就能称为民主政治，《投票记》中的首都选民也是如此认为的。

2022年4月25日，人们在葡萄牙里斯本纪念康乃馨革命48周年。 图／欧新社

《投票记》

作者： 乔赛‧萨拉马戈 （ Katherine Verdery）

译者： 彭玲娴

出版社：时报出版

出版日期：2022/11/01

内容简介：曾经发生过全国性失明症的国家，迎来复明四年后首次全国市长选举，不料当日离奇大雨，民众等到傍晚雨势减缓才陆续出门投票，临时延迟到凌晨才结束的选举，竟开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空白票。政府评估是天候所致，决定隔周重新举办投票，没想到第二次选举结果竟然开出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空白票。政府断定这起异常现象显然是有人蓄意破坏，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随即展开封城，并暗中派秘密警察混入群众监控人民。眼下对空白票束手无策的当局政府，此刻收到一封密函，揭露了四年前全国失明症疫情中，有一名女子其实看得见，于是政府将矛头转向这名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