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青史尚青年(上)

连雅堂与友人合影。图为民国元年、二年间摄,右立者连雅堂、中坐者吴世荣、坐地上者白苹洲。(有鹿文化提供,本报资料照片)

旧台南地方法院,为史家连雅堂「马兵营」故居遗址。(本报资料照片)

一百年前(1921年),连雅堂将三大卷《台湾通史》编辑刊印,大功告成之际,写下八首七言绝句,其中第三首是这样的:「马迁而后失宗风,游侠书成一卷中。落落先民来入梦,九原可作鬼犹雄。」

这是他自叙、自诩,甚至是颇为自豪的内心话。

六十万字史书刊成的那一刻,连雅堂心中所想的是:司马迁之后,大部分史书都是由官方主持编修,已失去了史家祖宗司马迁独立思考、秉笔直书、坚持大是大非、得罪当道亦无所惧、成一家之言的风范。他自己不是官派的正统史家,而是一个民间学者,收集史料,踏查史迹,独立写史,如同一个「游侠」。如今史书写成,他感觉到,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那些渡过黑水沟来台开垦的先民,那带着复国之梦来台的明朝遗民,都不会惘然消逝,在九洲的大地上,他们的英魂依然磊磊落落,伟岸挺立,一如英雄。

让逝去的英魂与精神永存,这便是连雅堂在诗中所想表达的感动与安慰吧。

被视为史家的连雅堂,由于体型修长瘦弱,年轻时即多病,总被认为是文弱的书生。特别是传世的《台湾通史》,文采典雅,体例完备,资料丰富,因此总给人一种史家老夫子的形象。

然而细读他的诗,才会发觉骨子里,他是充满游侠情怀的人。一心想拔剑仗义,扫荡人间不平,收复中原,收复台湾。

这种游侠情怀,是许多心怀天下的中国文人的共同性格。陶渊明写过咏荆轲的诗,李白一生以剑客自豪,更不必说辛弃疾、苏东坡的豪迈了。他们都是在动荡的时代,对混浊恶世感到愤怒,于是寄希望于游侠的出世,以侠义之心,对抗权势,找回是非黑白,重建人间正义。

然而作为一个文人,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地台湾,个人已无能为力,便只能在诗文中,歌颂游侠的壮烈,寄托革命的激情,默默从事反抗殖民统治的文化传承。

十七岁那一年,连雅堂祖居在台南的居所,那里曾是郑成功来台后驻军的所在地,所以称为马兵营,在1895年日本攻台战役中,成为抗日军刘永福最后的驻地,因此被日本没收,家族顿失祖地。那一年,在他年轻的心中,失去的家园与失去家国的痛,紧紧连结。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志业、刘永福抗日保台决战,成为他心中「永恒的家国」。

二十五岁那一年,他赴福州乡试,想在福建寻找其它出路,未成,随即赴厦门,由于文笔受到赏识,他在那里的报纸撰写时政评论,而得以结识林景商。林景商的父亲林鹤年曾来台湾为官,主持现代化的几项建设,如电信、电报、市政等,日本据台后,他毁家抗日,最后回厦门,筑屋鼓浪屿,建一所新式的三层洋房,名为怡园。林景商是他的第三子,从小家学渊源,文采斐然,能写诗为文。连雅堂和他结识后,一见如故,常常受邀去鼓浪屿怡园吟诗畅谈。两个人有相近的思想:反对清庭的腐败卖国,恢复汉室,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常一起吟诗。

连雅堂在写给林景商的诗中,曾以国仇家恨的口吻写道:「举杯看剑快论文,旗鼓相当共策勋。如此江山如此恨,不堪回首北遥云。」

他们两个人也时常讨论时局国事,对中国受列强入侵割地的无奈,即使想当隐士,都没有一片净土,只想拚死一洒热血的意气,更加坚决。连雅堂如此写道:「环球惨淡起腥风,热血滂沱洒地红。到此乾坤无净土,且提长剑倚崆峒。」

另一首诗〈重过怡园晤林景商〉更将内心对孙中山革命党的认同,写得直白。「拔剑狂歌试鹿泉,延平霸业委荒烟。挥戈再拓田横岛,击楫齐追祖逖船。眼看群雄张国力,心期吾党振民权。西乡月照风犹昨,天下兴亡任仔肩。」其意是虽然延平郡王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志业已成荒烟,但我们仍可像义士田横一般,以五百壮士和小小孤岛为始,或如祖逖在船上击楫,立志北伐,收复中原。以这样的决心,看这世局,各国群雄都在扩张国力,我们只能期望「吾党」振兴民权,把天下的兴亡,都当扛在你我的肩上。

写诗的那一年是光绪27年(1903),仍是满清天下,把希望寄托在「吾党振民权」,则当时除了革命党,还有其它吗?这样充满互相期许的气魄和担当,只会在知己之间交会,却可见出连雅堂内心激烈的革命壮怀。

后来由于日本政府向福建官方施压,而连雅堂办的报纸《福建日日新闻》也充满排满复汉言论,被官方关闭。他只好回台再入台南的报纸工作。然而等到1911年辛亥革命一起,隔年民国初立,他立即做了一件事:祭延平郡王祠。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心情,他写了一篇深情的祭文,去告诉郑成功,你所希望的反清复汉,终于成功了。

「於戏!满人猾夏,万域沦亡,落日荒涛,哭望天末,而王独保正朔于东都,与满人拮抗,传廿有二年而始灭;灭之后二百廿有八年,而我中华民族乃逐满人建民国,此维革命诸士断胫流血,前仆后继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灵,潜辅默相,故能振声于大汉,掳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继新,登皇踵属,惟王有灵,其左右之。」

这一年他三十五岁,那个成长于郑成功马兵营旧地的孩子,终于吐出一口长气。他告诉郑成功,东宁王国传了廿二年而灭,但你灭后228年后,清朝终次被灭了,我中华民族驱逐了满人,建立民国。

然而,台湾终究仍在殖民统治之喤,所以他想去大陆壮游一段较长的时间,看看故国江山,看革命成功后的新中国,是否开创一番新气象,自己能不能有所奉献。

中华民国开国的三年间,连雅堂游历了上海、杭州、南京、东北、蒙古、武汉等九州大地,他也有机会参与吉林报纸的评论工作,但当时正是袁世凯当道,政局纷乱,军阀割据,南北对立,他心中期望的新中国新世纪,终究未能实现,只能在诗中寄托对革命理想的悲怀。

「镜湖女侠雌中雄,棱棱侠骨凌秋风。只身提剑渡东海,誓振女权起闺中。归来吐气如长虹,磨刀霍霍歼胡戎。长淮之水血流红,奔流直到浙之东。花容月貌惨摧折,奇香异宝犹腾烘。鹃啼猿啸有时尽,秋风之恨恨无穷!」〈秋风亭吊镜湖女侠〉

「汉高唐太皆无赖,皇觉寺僧亦异人。天下英雄争割据,中原父老痛沉沦。亡秦一剑风云会,破虏千秋日月新。郁郁钟山王气尽,国权今已属斯民。」〈谒明孝陵〉

后一首诗颇微妙的反映了连雅堂对民国时代的民主民权思想的认同。诗中反讽汉高祖刘邦、唐太宗都是无赖,皇觉寺出身的朱元璋只是特异之人,天下英雄都只想割据大地,占山为王,而中原父老只能在战乱中沉沦。要灭亡秦帝国只需要一把反抗之剑,时机到了,自然风云际会,把异族击破,日月换新天。郁郁的帝王象征钟山的王气已经尽了,如今,国家真正的权力,已经属于人民。

民国不是乌托邦,连雅堂失望之余,决心回到台湾,带着行过万里江山的胸襟,以及在大陆所收集的台湾史料,安静写作一生系念的台湾史。

虽然想安静写作,却也无法「岁月静好」。辛亥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台湾民众开始传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国军很快会来收复台湾,只要我们起来反抗,中国军就会来帮忙。余清芳所带领的「大明慈悲国」便是在这情势下,发动武装反抗,史称吧哖事件。由于扩散的地方从台南到嘉义山区,日军出动重炮、火炮、重机枪攻打,将这些山区的民居、反抗根据地炸毁,夷为平地,那些被波及的乡镇死伤惨重,最后逼使得余清芳被出卖而惨遭逮捕。

更悲惨的是曾参与反抗的乡镇,遭到日军报复性的屠杀。根据烈士简宗烈的后代简娥(日据时期农民运动的女性领袖)当时很小,只知道她父亲参与吧哖事件,不知在何处牺牲,再也不曾回来。日军在他们村里立一根约一百一十多公分的竹竿,凡是超过这个高度的男孩子,一律枪杀。村里尸横遍野,日军还不许民众收尸,故意放任尸体腐烂,直至无法辨认。最后,只能全部合葬,成为无名的「百姓公庙」。

生活于台南的连雅堂,怎么可能不知道这震撼全台的悲惨历史,但在日殖政府统治下,口不能言,心有所苦,只能藉其他事来浇胸中的块垒。1917年,借由保护一块明郑时期不知名的古墓,他写下了「祭闲散石虎文」。

「君不为疆场之将帅,不为廊庙之公卿;翛然尘外,放浪形骸,而为草野之书生。则君胡不左挟琴,右击筑,以歌以哭于燕京?否则挂一瓢,携一杖,西登太华,南下洞庭,北绝居庸,东舍蓬瀛,亦可匿迹而逃名;而君乃忍弃故国之躬耕,投荒海上,身世伶仃,以敖游于东都之野,承天之野,则君必有万不得已之苦情。当是时,中原板荡,遍地膻腥,民彛耗斁,大道莫行。媚骨者反颜事寇,抗志者系累戮刑,天昏地晦,百鬼狰狞,风悲雨泣,黎庶吞声!与其为亡国之贱隶,何如依海上之田横?……」

这样沉痛的文字,与其说是祭拜,不如说是借由对一个「草野书生」,书写自己内心那「亡国之贱隶」的「万不得已之苦情」。

《台湾通史》的书写亦然,那是他的唯一寄托。

1918年,历经十余年的心血,他终于完成《台湾通史》全文。接下来便是繁琐的校正与编辑。在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下,要将一个汉文写作的历史付梓,那是何其困难的事。连雅堂和日本人的周旋、折冲、修改过程,包括许多内容被要求修改、删去,皆未曾见诸于他的文字,仿佛一切苦都独自吞了。

《台湾通史》六十万字,连雅堂分两年时间,三册出版,至1921年终告全部完成。付梓之后,他连着写下了八首绝句,心绪之澎湃汹涌,可见一斑。

「佣书碌碌损奇才,绝代词华谩自哀。三百年来无此作,拚将心血付三台。」

他深知「三百年来无此作」因此有一种自诩、自期。「绝业名山幸已成,网罗文献责非轻。而今万卷藏书富,不让元侯拥百城。」将《台湾通史》视为「绝业名山」,而写作过程所收集的万卷藏书,更足以让他如拥百城,这不得不说是他的自豪。

我自己曾写过《有温度的台湾史》一书,和几本相关的传记、戏剧史等,所阅读的资料不计,仅是为了让一段历史鲜活起来,而亲自踏查海港、山巅、荒巅、小村,为了寻找一个真相,而遍搜好几个人的传记、日记、笔记等,为了书写历史场景而尽量寻找旧照片以为印证,那种种辛勤劳苦,以及追寻过程的喜悦,唯有内心知晓,万般心事,真难以为外人道。

所以我可以遥想,当连雅堂写完《台湾通史》,深夜掩卷,独自面对寂静天地,面对故乡的一抹青山,想着自己所书写的青史,所叙述的悠悠先民,如今仍在异族统治下,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是留下历史记忆长卷,那心境是何其深沈而又复杂!这八首诗,正是这既壮阔又曲折的心情。

他称自己书成之日,「落落先民来入梦,九原可作鬼犹雄。」将自己的书写,化为那些磊落的的灵魂,在九洲大地上游荡,做鬼仍是英雄。那是何等的寂寞与气魄。然而他深知,自己是民间自发的史家,跟那些受政府委任的史官完全不同,所以他称自己是「游侠」,因此最后一首说:「一气苍茫接混冥,眼前鲲鹿拥重瀛。渡江名士如相问,此是人间野史亭。」

诗中如是描述:《台湾通史》要写的台湾,本是存在于一气苍茫之中,原始而混沌,后来有了开发,而有了台南(鲲)和鹿港(鹿),拥抱着重重叠叠的大海。渡海而来的名士如果问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请你告诉他,这是「人间野史亭」。(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