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道上，一场场跨越终点线的生命接力
10月16日，世界重启心脏日（World Restart a Heart Day），这是一个致力于提高公众心脏骤停急救意识的重要国际日。
今年4月21日上午9时，上海半程马拉松，一名选手在赛道20公里处心脏骤停倒地，赛道铁马外碰巧路过一名医生，正欲进入赛道施救，但马上现场赛事医疗志愿者就赶到，为选手进行了高质量的CPR和AED除颤，不到一分钟便恢复了意识。
事后这名旁观的医生称赞，这一急救过程堪称天花板！其实这样的急救并非个例，在马拉松赛事中每周几乎都在上演。
虽然心脏骤停是偶然的概率性事件，但当参与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偶然就变成了某种必然。尽管每次成功的急救背后都挽救了一个鲜活的生命，而出于种种原因，赛事通常不会主动宣传此类事件，但在这样与死神竞速的赛道，是每一场赛事的必须要面对的大考。
每年，心脏骤停在全球范围内夺去无数生命，而快速、有效的心肺复苏（CPR）和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使用成为了拯救生命的关键。
马拉松赛事急救保障体系，不仅是保护运动员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在向公众传递着急救知识和理念。
在这场跨越终点线的生命接力中，每一个医疗志愿者、每一台AED设备、每一个及时的心肺复苏，都是拯救生命的希望。
此刻，借助世界重启心脏日的到来，我们将关注的焦点投向马拉松赛道急救，探讨这场生死攸关的生命接力，以及其创造出的社会遗产。
01.
从悲剧到觉醒：
赛事医疗保障的变革
在十几年前，马拉松赛事中的医疗保障和急救体系远不如今天成熟。
在深圳，一位38岁创业者在中欧商学院戈赛预赛中突发心源性猝死，现场人员打了120后，给一位叫陆乐的同学打电话，因为他深谙急救知识。
陆乐说快找AED，可在那时AED还是个稀罕物，现场根本没有。同学之死深深触动了他，如果一个人倒下，大概率身边没有人能实施及时有效的急救。陆乐意识到，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痛点问题。这件事也直接促成了公益企业“第一反应”的诞生。
同年，距离深圳100公里外的广州马拉松，一名21岁的大学生和一名25岁的选手丁喜在比赛后不久出现心脏骤停，尽管经过抢救，两人最终都不幸去世。
这起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年轻人参赛的健康风险、赛事组织者的安全保障责任等问题一时成为公共议题。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还专门制作了节目《猝死的选手》，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剖析。其实在当年的条件下，广马的医疗已经算是全国顶格配置，包括固定医疗站、专业医护人员、赛道沿途救护车以及医疗观察志愿者，基本应有尽有。
当时，第一反应创始合伙人廖育鲲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参赛跑友，一次采访中他回忆道：“因为当时医疗设施、设备缺乏针对性，最终结果就变成了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事情，一步一步向最坏的结果滑落。”
这段经历最终促使他加入了“第一反应”急救团队，专注于急救培训和赛事保障。广州马拉松事件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成为推动国内体育赛事提高急救水平的重要契机。
02.
从突破到成效：
急救体系的曙光初现
2014年开始，广州马拉松赛首次引入AED骑行保障团队，今天骑行AED团队已经成为了所有赛事的标配。
同年，杭州马拉松开始优化赛道急救志愿者体系，并对志愿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医疗急救培训。赛道沿途每100米就有一名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同时还有持有美国心脏协会颁发的全球通用急救证书的专业志愿者。
在这一年的杭州马拉松终点区域，首次使用了两台便携式AED，这在中国公开报道的赛事中是较早的使用AED的案例。
很快，AED的配备就在赛道中发挥了作用。
2015年无锡国际马拉松，成为了国内首例有完整记录的马拉松赛道内心脏骤停AED施救成功的案例，急救团队就来自“第一反应”。10年光景，截止到发稿，第一反应团队已累计完成400余场马拉松赛事保障，成功抢救心脏骤停选手23例，救活率90%以上。
AED的配备和急救培训的普及让赛事方看到了希望，伴随着马拉松赛事产业化的起步，赛事医疗保障体系构建也成为了赛事运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以汇跑赛事为例，率先在国内的马拉松赛事中引入赛道急救体系，并要求所有公司员工都经过急救培训并持证。
03.
从赛事到社会：
急救知识的有效接力
2017年起，广东新中体集团便在公司内部开展AHA急救培训，以增强赛事的医疗保障。2018年成立了美国心脏协会心血管急救培训中心，通过短期赛事急救培训，也向社会输送了大量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的人员。
据统计，包括医护人员和救援队在内，一场全程马拉松大约有1000人次接受培训。
对于像上马这样的国际性赛事，仅医疗保障工作人员就超过2000人。急救知识的普及和强化已经成为马拉松赛事重要的“社会遗产”。
不仅是赛事，今天很多跑团都会组织急救培训，甚至在跑步训练活动中都配有AED设备。
今年夏天，有多起跑友训练时猝死的新闻见诸报道，大众跑者急救技能的普及率尤为重要。
今年8月6日早晨7点，石家庄裕彤体育场一位60多岁的男性跑友在晨练时突然昏迷。碰巧石家庄市人民医院骨科医师商永伟也正在跑步，发现异常后和其他跑友迅速对其展开急救，轮番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在专业的心肺复苏下，老人逐渐恢复了呼吸和脉搏。其实商大夫不仅是一名资深的马拉松跑者，同时也是石家庄马拉松赛的医疗官。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将自己的专长与爱好相结合，其中最有名的就有北京医师跑团，相信他们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
04.
从全球到中国：
赛事急救的国际对话
根据世界田联统计，全球范围内路跑赛事的猝死发生率为每10万人中1-2人。随着运动医学的进步，全世界范围内跑步赛事意外的频发引起了官方的重视。
2020年世界田径联合会更新了《世界田联赛事医疗指南》，为包括路跑在内的所有类别赛事提供医疗服务与保障指南。世界田联于2022要求各赛事组委会将《指南》作为制定标牌赛事医疗手册的基础性文件，参考《指南》制定各赛事的医疗手册。
“虽然我们的中国同事们在一些赛事医疗管理的工作上还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但中国的赛事组织者在跑者们冲过终点线后的规划和管理大规模完赛跑者的能力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田联健康与科学部代表Frédéric Garrandes在对上海和厦门两站世界田联赛事医疗培训后说到，“上海马拉松和厦门马拉松都是如此。”
由于中国赛事数量众多，经过多年实践中摸索，中国的路跑赛事医疗保障体系在某些方面已经能够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世界田联路跑项目负责人阿里西奥·磐迹（Alessio Punzi）今年一次采访中提到：“组织马拉松比赛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并非每个国家都能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和组织能力。动员数千名志愿者的能力展现了中国对确保这些赛事安全所作出的承诺。”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中国田径协会很早就在马拉松学院中开设赛事医疗保障课程，将赛事的实践经验传递。
2021年，中国田径协会与中国医学救援协会联合发布的团体标准《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配置要求》以及《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设施设备配备要求》，对于参赛人数大于两万人的全程马拉松赛事，现场专业急救人员数量需超过300人，赛道中需要有21组医疗站医护人员（平均每两公里一组）。参赛人数两万人以上的赛事需配备23量救护车，赛道医疗站点21个，AED设备60台。
今天国内的三万人规模的大型马拉松赛事，AED配置甚至会达到上百台，选手倒地后各急救单元能够最快速度到达现场，甚至普遍能够在一分钟内到达。
如今马拉松赛道已是AED设备最密集的地方，甚至还会发生观众因为自身疾病发生心梗的意外，由于碰巧在赛道旁，很快便得到救治的案例。
05.
从协同到系统：
联席指挥部已成标配急救
当然，提升抢救成功率光靠赛事组委会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
广东新中体医疗安全部总监张昱提到：“赛事里面AED急救小组固然越多越好，但毕竟人员和设备是有限的。一二线城市的赛事在赛道上基本可以满足500-1000米分布有一组AED急救，但三线以下城市及其区县办赛就很难达到这样的分布，这个和当地医疗资源和社会应急力量发展有关。我更希望是可以通过针对跑友的急救培训将潜在参赛选手的急救普及率提升，在赛事官方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前选手之间能实现互救，让心脏骤停、中暑等急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个才是提升抢救成功率的根本。”
其实在今天整个赛事保障体系中，志愿者和AED设备只是一个部分，医疗指挥体系、救护车调度、定点医院设置、医疗分级与指挥通报体系等关键环节都非常重要。
这就需要主办单位政府的配合，例如上马早在2011年，市急救中心专业调度人员加入指挥团队。2013年设立联系指挥部，医疗、公安和竞赛三方在赛事期间联合办公调度。
现在大部分赛事中，联席指挥部已经成为了标配。
客观来讲，由于不同城市医疗资源与急救调度能力不同，赛事医疗的安全不能脱离于城市基础医疗水平，在一些县级市举办的赛事，甚至会调动全市甚至外地的救护车和AED设备。很多城市没有办赛经验，就会造成对于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重视程度不够。
赛事医疗专家，江苏矛盾救援负责人张定巍提到：“很多出问题的赛事，并不都是卫健力量不够，而是没有制定完善的马拉松赛事医疗保障体系，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置应对不及时不合理。”
虽然医疗是卫健部门的工作，但赛事医疗具有很强的特征性，更需要需要体育部门与医疗部门的通力合作，而赛事医疗官就是为数不多既懂医疗急救又懂竞赛组织的人。
杭州飞宇急救中心主任李永生是国内最早的赛事医疗官之一，也是国内最早按国际标准普及公众急救的推广人，近十年来参与了300多场马拉松赛事的保障，成功指挥抢救24名心脏骤停选手。
在他看来，赛道急救必须简单，直接，有效，以快为核心，迅速处置，这就需要系统的医疗规划与演练培训，二者缺一不可。
06.
从顾虑到立法：
甩掉善意施救的包袱
我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54.4万例，平均每天有近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80%发生在院前，院前抢救成功率不足1%。
目前我国公众实施心肺复苏的比例为17.0%，使用AED的比例不足0.1%，这表明在公众急救意识和技能的普及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同时，AED的数量也相对较少。AED的配置率国际水平是100台/10万人，据统计，美国每10万人约有317台AED，日本为555台，而中国每10万人仅有大约15台。
由于体育赛事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能够直接推动全社会对于心脏风险的认知。2021年欧洲杯期间，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比赛中心脏骤停，由于及时使用CPR和AED，他的生命得以挽救，这一事件也提升了公众对黄金四分钟原则的理解。
2000年代初，美国、欧洲等地的部分马拉松赛事逐步开始配备AED，但由于当时AED的普及率不高，设备数量有限，且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培训还不够广泛，AED的实际使用频率较低。
2012年芝加哥马拉松赛一位40多岁的男性参赛者在跑到约35公里处时倒地，急救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在同一场比赛中，其他几位出现心脏问题的选手也通过AED得到了有效救治，这让赛事主办方和公众看到了AED以及非专业医护人员使用AED的社会价值。
2004年开始日本允许普通市民在公共场所使用AED，标志着AED立法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公众对AED的了解增加，日本政府逐步立法要求在学校、火车站、机场、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安装AED。马拉松赛事和其他大型体育活动，作为高风险场所也被明确要求配备AED。
如何平衡急救过程中非持证急救人员的法律责任与生命安全，是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中面临的难题。如果非专业人员能够成功使用AED救助他人生命，这将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善意施救者保护相关法律提供有力的支持。
由于AED属于医疗器械，过去非专业急救人员使用AED可能会面临法律责任问题，这种顾虑可能导致人们在紧急情况下不敢“见义勇为”。
201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首次在第184条规定了“好人法”，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前，中国社会中曾出现过多个“救助反被告”的案件。
在2017年之前，即便是专业持证人员，在赛事救助过程中都会面临很高的法律风险，据悉当时第一反应还与平安保险+上海律师协会联合发起了好人险，就为了应对法律纠纷时能够给出手相救的赛事志愿者撑腰。
这段历史，在今天看来依旧让人感慨万千，也是马拉松赛事推动社会救助制度完善的一个生动案例。
《民法典》出台后，善意施救者条款进一步得到了巩固，鼓励公众在紧急情况下伸出援手。而马拉松等赛事为非专业人员参与急救提供了大量实践机会，研究发现超过90%的赛道内心脏骤停第一施救者为志愿者，在专业的医生和AED赶到之前，他们是生命接力的重要一环。
杭州、深圳等城市已经通过地方性立法为非持证急救人员使用AED提供了法律依据，鼓励了更多人在紧急情况下勇于施救，从而提高了院前急救的成功率。
目前我国公众实施心肺复苏的比例为17.0%，使用AED的比例不足0.1%，这表明在公众急救意识和技能的普及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7.
从跨越到接力：
赛道急救的社会价值
由于工作便利，最开始此文仅是想对马拉松赛事医疗体系的发展进行一个梳理，展现生死时速背后的故事。
在跟越来越多从业者交流后，发现赛事急救与社会对运动风险整体的认知水平相辅相成，更不能独立于社会应急救援、志愿服务体系的发展进程。
当理清这些关键的历史节点后，马拉松赛事急救所带来了社会遗产就更加具象化了。当数万名跑者跨过终点线后，数百名志愿工作者的使命就此结束了吗？
社会化急救体系的建设，其实才刚刚起跑，赛道救援，是一场跨越终点的生命接力，它所传递的，不仅是速度与勇气，还有责任与希望。
2024年世界急救日的主题是“急救与运动”。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马拉松赛事作为高风险的运动场景，不仅为赛事本身提供了保障，更为整个社会的急救普及点燃了希望的火种。
每一位接受过急救培训的跑友、志愿者，都是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急救星”，在意外发生时，他们有可能是最早站出来拯救生命和传递生命的人。
赛道急救的社会价值远不止42.195公里，它超越了终点线，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公共生活领域。每一次赛事的成功举办，都是一次跨越终点线的生命接力。
今天，我们再次借助“世界重启心脏日”这个契机，致敬那些默默无闻的急救英雄，也希望这股生命的力量能够跨越马拉松的终点线，延伸到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让更多人掌握救命技能，点燃生命的希望。
这，便是中国马拉松的故事与价值。
本条内容创作团队
作者：六斤橘子
特约编辑：Shtchbnshbsh
设计：viuviu
图片：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