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爾瑪」紀錄荷蘭女子在文革悲劇 作者：歷史紀念碑

荷兰作家卡罗琳・维瑟形容她的著作「色尔玛」是一个「历史纪念碑」，不仅是色尔玛一家人的故事，更是一段不容在中国被记忆的家、国历史。该书首本译本去年底在台湾发表，是作者、也是色尔玛子女的期望。

「只有当受害者的名字被纪录与纪念，记忆才可能继续被记忆」来台湾参加台北书展的卡罗琳・维瑟（Carolijn Visser）19日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这样说：「这本书就是色尔玛的纪念碑」。

维瑟今天下午3时也将在台北国际书展的黄沙龙举办讲座，主题为「文革中的荷兰囚徒—作者卡罗琳谈《色尔玛》」。

色尔玛（Selma Vos）1921年出生于荷兰，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屠杀让她失去母亲和许多家人，她与父亲到处躲藏得以幸存。色尔玛二战后前往英国剑桥念书，认识中国籍丈夫曹日昌。曹日昌在剑桥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色尔玛结婚后，1950年携妻儿回北京。

在剑桥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曹日昌回中国后成立中国科学院心理所，色尔玛也曾在外贸学院和新华社贡献语言专业，两人满心期待将自身所学贡献给解放后的新中国。但这个愿望落空了，他们1968年在文革时期分别遭监禁、迫害、最终殒落。

被遗落的回忆：儿女讲出色尔玛的故事

如同书的副标题「逃离希特勒魔掌，却成毛泽东囚徒」，色尔玛一生充满悲剧性转折。而维瑟是因色尔玛的儿女曹增义（Cao Zengyi）、曹何丽（Cao Heli）找上她，才得知色尔玛的故事。

维瑟说，她2008年首度听到色尔玛的经历，2012年开始阅读色尔玛与她荷兰父亲的书信、访谈曹家亲友、研究当时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传记、也多次与曹家兄妹一同前往中国实地探访。

曹增义、曹何丽在父母过世后、各自经历下乡，1979年离开中国，定居荷兰，至少经过4分之1世纪才再次踏上中国土地。如今迈入古稀之年的他们，直到退休后才主动接触维瑟，不只因为那时才有时间，也是因为回忆过去对他们而言是需要全力面对的艰巨任务。

对曹增义、曹何丽而言，谈起那段历史是一种「情感上的煎熬，他们必须不断回到过去、去挖掘深处的记忆」维瑟回忆起她与曹氏兄妹访谈的过程。

这本书的中文版译者那瓜（Nakao Eki Pacidal）因需核实大量中文语境的用字遣词，与曹增义、曹何丽有多次交流。旅居荷兰的那瓜是台湾阿美族原住民，她日前接受中央社视讯访谈表示，对他们而言，中文是最亲近的语言，在中文的语境里，有时会有「太贴近自己内心的东西」，冲击比荷文更大。

那瓜指出，曹增义、曹何丽选择直视过去，因为他们事发多年后曾询问当年科学院宿舍邻居、童年友人，发现没有人试图纪录这段历史，「他们不希望让这个事情就这样淹没过去了」。

1968年心理所4名所长中，有3人受红卫兵整肃、最终因不明原因或不同病因死亡，包括因肝癌且缺乏适当医疗而最终病死的曹日昌。

色尔玛1968年3月从家中被带走，最后一次与曹增义、曹何丽见面时，她举止僵硬也没说话，关押5个月后传来她「逃避惩罚」的消息。当年的「逃避惩罚」指的是自我了结生命。那瓜说，从没有人告诉曹氏兄妹，母亲是怎么走的，最终色尔玛的骨灰也没留下。

红色恐怖：色尔玛一家的文革见证

这本书也是色尔玛一家人在北京的生活纪录，包括他们当时住在贝勒府（中国科学院的宿舍）、在北戴河旅游，以及收到色尔玛父亲从荷兰邮寄物资的雀跃。

书也具体而微地描述文革氛围、让人无所遁形的恐惧与不安。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运动」，反右整肃曾使色尔玛一位邻居的丈夫失去性命，全国性的大跃进也造成物资极度匮乏。

色尔玛一家人则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密监视和指导，导致曹日昌无法尽兴与外国学者交流（他必须向党提供完整的对话翻译稿），专业受到践踏。

色尔玛的外国友人圈也未能免除被党监视的恐惧，其中为中共服务的外国人包括李敦白（SidneyRittenberg），他是加入中共的美国学者，长期积极为中共对外宣传。

「对于作为中国政府的间谍，他（李敦白）在自传中表示感到自豪」维瑟说。「色尔玛每当到友谊宾馆找外国友人，都相当害怕李敦白。」

在文革时期，色尔玛有时须仰赖出国的外国友人帮忙寄信给她的父亲，以摆脱党的审查。

色尔玛曾在信中告知父亲，曹日昌在1966年已经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也被迫转当清洁工。在最后一封给父亲的信中，色尔玛预祝他生日快乐，不久后她就被抓走，与家人永别。

其实，色尔玛1966年曾离开中国，回荷兰探亲5个月，此行虽让她重新取得荷兰护照（1964年前荷兰女性如与外籍男性结婚，就须放弃荷兰籍、归化为丈夫国籍），却戏剧性地因中、荷关系不睦，无法以荷兰护照取得中国签证，使得她回中国须拿中国护照入境。

维瑟说，外国公民在名义、法律上有外馆的某种保护，色尔玛意外无法以荷兰护照入境的转折，使得她与其他外国家庭形成了最为致命的差异。

面对过去错误 学习记忆历史

1978年曹日昌的骨灰被安置于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安厝仪式上，与中共合力拉倒曹日昌的心理所人员竟也受邀，心理所日后甚至称此为「平反」。色尔玛的名字则是迟至2011年，才在一本心理所出版的曹日昌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出现。

维瑟说，如果说中国对过去的作为有所反省，常常也是「抽象」的。例如纪念文集将曹日昌和色尔玛在文革的悲剧归咎于「错误路线」、已然倒台的「四人帮」、「把学术争鸣与政治运动混淆的偏差」、「整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并要迎向「更美好的明天」。

那瓜说，曹增义不认为曹日昌有被「平反」，因为没有任何官方档案有他被平反的纪录。

维瑟则说，要确保历史流传下去，必须永久记录受害者姓名，以荷兰近年落成的二战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为例，纪念碑纪载至少10万名受害者姓名，包括色尔玛的母亲赫丽叶（Grietje Vos-Klastser）。

这本书2017年以荷兰文出版，维瑟虽有简易未出版的英译版，去年底在台湾出版的中文却是第一本译文版本。这也是色尔玛儿女的心愿，因为讲述文革的传记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出版，台湾是唯一的选择。维瑟甚至愿意承担翻译稿费，降低出版成本。

维瑟说，曹氏兄妹向她说出妈妈的故事，因为他们认为，「人们需要学习历史，过去发生的错误必须被记录和纪念。许多人在毛泽东号召的运动下死去，却没有任何纪念碑记忆这段历史」。

曹氏兄妹在欧洲生活，曾造访犹太纪念馆和纪念碑，相较之下，中国却对过去错误的历史毫无表示，「如果过去的错误不被正视，如何走向未来？」维瑟说。

那瓜说，曹氏兄妹曾告诉她，台湾如果不了解中国怎样走到今天的历史，对台湾很不利，台湾读者应该要知道中国的真相，约60年前发生的文革迫害是到今天都还没有被承认的事情，这个政府没有改变过，「以前做得出那个事情，今天也可以做得出来」。

维瑟得知台湾也试图对过去威权时期的国家暴力进行反省时表示，很高兴见到台湾「有望向过去的勇气和动力」。

「我认为这与台湾的民主发展是有关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