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个世界遗产为何是崇明东滩
■“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种群1%的个体，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这是反映崇明东滩在全球候鸟保护领域重要地位的一项关键指标
■2012年，崇明东滩记录到的“1%”还不过7种。2023年，崇明东滩拥有的“1%”总数已达到12种
本报记者 陈玺撼 沈思怡
实习生 黄子骏 通讯员 朱远哲
“五年磨一剑，从2019年开始的期盼终于成真了!”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这几天更是天天攥着手机，生怕错过任何来自4000多公里外的消息。
7月26日，好消息从印度新德里传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等5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意味着上海有了首个世界遗产。
五年磨砺
黄(渤)海沿岸是全球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经济迅速发展的区域之一，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区域。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申遗成功，江苏盐城的两处候鸟栖息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中国继续开展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申遗，力争将黄(渤)海区域更多候鸟栖息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次最终过关的仅有5处栖息地：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海崇明东滩等5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遗产地的重大边界调整。
申报世界遗产主要有5个重要环节：列入预备名单，缔约国准备并提交申报文件，世界遗产委员会秘书处进行文件完整性审查，咨询机构评估(包括书面评估、现场考察和专家组会议审议等环节)，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
经过多年精心筹备，崇明东滩就差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这“临门一脚”。2023年，保护区迎来世界自然遗产的咨询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专家组的实地考察评估，钮栋梁介绍，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来看，保护区当时准备充分，基本得到了肯定。
然而，由于部分栖息地未完成专业咨询机构国际专家的实地评估，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未赶上2023年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从结果来看，组团申遗的11位二期“团员”的确有掉队的。在先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中，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还提出了“批准重大边界修改”的建议，这意味着有部分申遗的栖息地可能未满足要求或出于其他原因需要调整。
候鸟天堂
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获得青睐，“天赋异禀”是很重要的因素。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根据保护区工作者和科研人员的持续研究统计，保护区累计记录到鸟类300余种，以鸻鹬类、雁鸭类、鹭类、鸥类、鹤类5类鸟类类群为代表性物种，包括22种全球受胁物种、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横跨东北亚和澳洲，由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经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至大洋洲，纵贯22个国家，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
然而，大多数候鸟无法连续完成如此长距离的迁徙，需要降落在崇明东滩这座“机场”歇脚和觅食。以大滨鹬为例，它们在春天离开澳大利亚的时候，体重大约250克，在5000公里的长距离飞行过程中，它们的体重会消耗掉一半，抵达崇明东滩时只剩100多克，因此迫切需要一处栖息地，提供能量补充。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曾引入了这样一条评价标准，“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种群1%的个体，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巍介绍，“这是反映崇明东滩在全球候鸟保护领域重要地位的一项关键指标。”2012年，崇明东滩记录到的“1%”还不过7种。2023年，崇明东滩拥有的“1%”总数已达到12种。经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水鸟种群评估》比对，白头鹤、黑嘴鸥、黑脸琵鹭、罗纹鸭、斑嘴鸭、大杓鹬、黑尾塍鹬、普通燕鸥、翘鼻麻鸭、小天鹅、花脸鸭和红颈滨鹬12种水鸟的数量均已达到或超过全球总量的1%，崇明东滩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这项‘1%’的稳步增长，已然成为崇明东滩候鸟保护工作不断发展的缩影。”钮栋梁说，在此次申遗过程中，有关“1%”的故事也成为各国专家深入了解崇明东滩的重要切入点，“未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将候鸟保护事业向纵深推进，让东滩成为更多鸟儿栖息的乐园。”
如今，越来越多的候鸟佩戴上独属于崇明东滩的标志。截至目前，崇明东滩历年合计环志鸻鹬类水鸟约60种，总数超过5万只；仅2024年春，崇明东滩就为超过300只鸻鹬类水鸟进行环志，不仅为其研究保护工作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持，也推动东滩自然保护区在水鸟监测保护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事在人为
盛夏时节，崇明东滩保护区内的芦苇和海三棱藨草为夏候鸟提供了隐蔽和繁衍生息的场所，然而，这一大片“庇护所”并非大自然单方面的杰作，这背后有多代守护者的汗水和智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花米草引入崇明东滩，用于护岸固堤，但由于生长失控，侵占了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其茂密根部还让底栖生物生存困难，一时间，鸟类的食物来源和栖身之所大量流失。
2013年，上海启动了全球生态保护、湿地修复领域投入最大、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
吴巍介绍，主要方法是“修堤围歼”，通过修筑生态围堤27公里，开挖河道44公里，修建涵闸4座，刈割加淹水的复合方式成功控制了互花米草的生长和扩张，总计清除互花米草25367亩，灭除率达95%以上。
2014年，保护区联合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海三棱藨草的种群修复研究，提出了在不同场景下的种群生态修复技术，使海三棱藨草恢复性增长，生长面积达到治理互花米草前的五六倍之多。
为多种鸟类量身打造栖息地，保护区还对各功能区域的水系、水位、植被配置以及地形等进行了适宜性的改造和修复。目前已修复了56个生境单元，其中有20个相对独立且具备可调控功能的生境单元，让喜欢对应生境的鸟类“对号入座”。
生态保护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跑”，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与投入。为此，东滩保护区积极发挥科普教育基地功能，面向全社会开展生态教育和宣传，探索打造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新模式。
“自然遗产不应孤芳自赏，保护区是市民共有的生态和精神财富，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钮栋梁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崇明东滩和上海的未来都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