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联蒙灭金 南宋举棋不定

和战、边防与流民：南宋晚期的朝臣与国是争议（联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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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最初对崛起于北方的新兴民族--蒙古缺乏认识，因此当嘉定四年（一二一一年），使臣余嵘回报蒙古围攻燕京的消息后，顿有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感觉；喜的是不共戴天的金人，在强邻的侵凌下日趋衰亡，大仇将可获偿，北宋一祖八宗的英灵可慰藉，国耻也可湔雪。忧的却是宋在应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曾受挫折，如今又该如何来对付这个新兴的强邻？我们可从真德秀得知金人有蒙古之扰时所上奏疏中，了解当时朝廷的处境。

他说：事会之来，应之实难，毫厘少差，祸败立至，设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夹攻，豪杰四起，奉我以为主，从之则有宣和结约之当戒，张觉内附之可惩，如将保固江淮，闭境自守，彼方云扰，我欲堵安，以此为谋，尤非易事。

金迁都汴京，并派使向宋督责岁币时，宋臣在热烈讨论对金岁币的予拒之余，也连带讨论到对待蒙古的问题。等到金兴兵侵宋时，宋朝臣对应否联蒙曾激起热烈的争论，接着由于蒙古假道和联兵灭金的问题，双方的争论达到最高潮。下面分别叙述联蒙派与反对派的意见：

主张联结蒙古的人包括早期的程珌、魏了翁与杜斿、孟珙、桂如渊、贾涉、史嵩之等人。嘉定八、九年（一二一五、一六年）间，程珌首先主张让边阃联结蒙古，不由朝廷出面，他说：

虽然功业见乎变，而守常蹈故乃自昔中国之患，鞑靼所当结，豪杰所当檄，边将自为之，朝廷无与焉，成则享大利，否亦无损于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则边事一开，将不止一残敌而已。

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年）杜斿（字叔高）也曾献策北通蒙古。到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年），魏了翁在上奏中也认为宋对付日蹙的金已极为费力，若又有夏、蒙的窥伺侵边，情形将更为困难，为了疑敌以纾忧，对蒙古与夏应「外示怀柔以弭增寇之忧，而内修守备以立久安之势。」因此建议「且下淮东制司，仍遣小使谕志于鞑使，使群盗无以措其惎间之辞。」到绍定六年（一二三三年）八月，蒙古元帅塔察儿派王檝到襄阳约联兵攻金时，京湖置制使史嵩之征询孟珙的意见，珙也认为宜答应蒙古的要求。

反对联蒙派的意见，包括反对与蒙古通好、让蒙古假道、以及联合灭金。当宋金兵锋相对之际，守潭州的赵汝譡有存金以抗蒙古的意见。嘉定十三年（一二二○年），刘克庄得知蒙古有联宋夹攻女真之议时，即表示反对，他说：

今山东疮口既阔，诸豪复引鞑靼与我相闻，骎骎有结连夹攻之议，安知山东诸豪无郭药师辈复生，闻已有带鞑靼牌号者，制帅鉴宣靖故辙，深知其非，第恐任责别自有人，去年杜叔高献策北通鞑靼，岂特不通今古者，发此谋哉！

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年），蒙古遣使来求联合攻金，曾主张由地方官联蒙古的魏了翁这时反对联蒙，认为难塞蒙古的贪求，而且交远疑近，恐再启宋金间的兵端，他说：

鞑使既至，行人亦还，情伪未明，邀求难塞，土疆岁赂，礼际盟约，既费讲画，而越国以兆戎，交远以疑近，示弱以诲盗，此远夷利害之几也。……贴黄：臣窃见鞑使方通，已费朝廷处分，……臣今姑以利害观之，亦恐和金则鞑疑，交鞑则金疑，交金鞑则山东疑。

程珌也认为蒙古无力攻金，遣使联盟的目的在窥伺中国的虚实，反对引见蒙古使节。次年，张忠恕也以为蒙古既无畏慕之盟，必覆宣和之辙，接着陈韡也表示与蒙古谋和将贻无穷之忧。等到蒙古太宗窝阔台即位以后，为实践太祖假道灭金的遗言，遣使到四川向置制使桂如渊假道时，郭兴祖也向桂如渊表示；应该拒蒙古求粮与假道之请，他说：

数季以来，虏尝得志于我，今无故请成，意未可知，万有一如谍报，假途捣汴，且他有难塞之请，将何以应？今宜谕以道不可假，师无可借，粮无可贷，舍是三者，则本朝交邻自有故实，非外有司所得专。宜俟奏报，虽然议和乃一时之权，严备则万全之计，首当饬将练兵，以备不虞。彼若以和误我，则勿候覆请，随宜勦遏。

制阃以为异论不予采纳。绍定六年（一二三三年），蒙古又遣使商议联兵事宜，吴泳以为这是边臣好功生事，揣摩上意而发为恢复之说，然而「金既垂亡，元方新起；与吾敌者，又非吾父祖之仇，则复仇之说，恐鼓作人心不上也，无已则折而与元和乎？而和亦未可轻议也，彼方从容制和，而操术常行于和之外，我乃汲汲议和，而志虑常陷于和之中。」故应以宣和海上之盟与四川假道之事为鉴，否则恐怕会惹起边衅或者激出内变。（三之一：摘自《和战、边防与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