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国海洋与殖民影响力

传统中国被视为欠缺海洋与殖民影响力，其实，中国也曾积极前进东南地区，进行经济扩张。图为明朝郑和下西洋仿古宝船。（新华社）

遥远的海岸：中国海疆上的殖民扩张（时报出版）

欧洲人很清楚自己在一九二○年代前的东南亚殖民计划，倘若少了华人会完全无以为继。正如前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在一九○六年宣称，殖民地的财务成功主要归功于华人：

在白人进入（马来）半岛前，他们就已经是矿工与贸易商，某些情况中还是庄园主及渔人……他们过去是，也仍旧是矿业开采的先锋……当欧洲人害怕投资时，他们将资本引进这个国家；他们是贸易商与店主；首先开辟殖民地港口与（独立）马来国家港口之间常态交通路线的，也是他们的蒸汽轮船。当这个丛林覆盖的国家……隐藏的财富需要大量劳力开发时，是他们引进数万同胞；他们的工作及对他们消费的奢侈品与享乐（例如鸦片）所开征的税收，构成将近十分之九的收入。

欧洲人也认知到殖民地裨益华人的程度。返回家乡的旅外潮州人转述一个新加坡英国人之间很受欢迎的笑话：在东南亚，「欧洲人养牛，华人喝奶」。这个笑话夸大了欧洲人的损失，并将华人竖在对立面，后者实际上认为自己担了养牛的多数辛苦工作；但也反映出英国人对于华人从殖民事业中获利，却未担负起「帝国主义者」的责任，感到焦虑不安。

这种殖民动力，与跨大西洋殖民所风行的动力并不相同。例如在西班牙美洲，并没有类似华人商业菁英的存在。在南海，「边陲与核心」或「母国与腹地」，或甚至「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是复杂且可取代的。到了二十世纪，欧洲与美国人虽然拥有超越的军事与统治力量，贪得无厌的欧美市场需求也导致部分商品出口转向──特别是锡与橡胶。华人仍旧持续主导亚洲内部贸易。例如，中国南方的稻米市场如同伦敦、巴黎或华府的政策，对于东南亚造成许多扭曲效果。海登．切利就展示了华人主导的稻米贸易形塑了法属印度支那贫穷流动人口的生活。更广泛来说，李塔娜就主张西贡、曼谷与新加坡的崛起与相互连结，造成了南洋华人米商高度资本化的网络崛起。我们在东南亚所见，是西方殖民过程不仅推动欧美的利益，也同样裨益华人利益，主要是因为整个过程发生在潮州与中国其他地方同乡团体长期身处的跨地域范畴内。如瑞天咸暗指，少了华人，很难想像英国人在马来亚还有新加坡会如此成功。殖民东南亚既是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张，更是一场跨国集体行动。

瑞天咸坦荡荡的宣示之外，英国行政官员对于华人的经济力量与人口数量确有不满，后者以持续增加的数量移入「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烦恼这群人并不完全受到控制，或者如弗德里克．威尔德总督在一八八三年一次鸦片农场危机中所观察到「这是这个国家里谁说了算的问题」。这样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阅读十九世纪数十年间的殖民纪录，就会对担任殖民者的外国势力，在防卫、公共建设发展与华人移民监督领域中，促进华人经济利益的程度感到惊讶。虽然英国殖民地被期待要产生收益自给自足，然而将海峡殖民地建立为有望政体的多数支出，仍旧落在母国政府头上。例如，一八六七年开始进入完全殖民地的五年转换期中，英国殖民地部、战争部与财政部大量补贴殖民地的防卫费用。即便转换期看似在七二年结束，海峡殖民地当局仍旧要求这些英国部会持续补贴军事行动的支出（当年支出的九万一千五百九十五英镑中，殖民地支付了五万一千一百九十五磅，伦敦支付四万磅）。

此外，到了一八八一年，只有两千八百零三名男性欧洲人（包含美国人）住在海峡殖民地，华人男性却有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五人。欧洲人的数字还包括九百零六名英国士兵。英国军队部署因此占了整体欧美男性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到了此时，华人控制的鸦片贸易已经贡献了大多数殖民地收益，而重军部署也有助于英帝国力量的全球扩张。英国军队与文官的存在，无疑保护并管理了这个殖民地，让大量华人可以在此赚钱或帮助其同胞赚钱。远在北京的中国户部与兵部衙门显然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来捍卫东南亚的海外商贾。相对地，是英国人在这片诡谲水域里，滋养了华人贸易的成长。

进入十九世纪后，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将建立政府的任务留给他人。在暹罗，他们忠诚地融入王国的秩序。在他处，他们让欧美人承担建设殖民地政府的任务，自己则继续掌握资源榨取食物、木材、橡胶、锡、金与其他商品的贸易。在缺乏管理跨境移动的国际机制之下，海外华人的网络蓬勃发展。一种共同的南海港口文化就从华人旅外经验中演化出来。倘若海外华人的剥削构成「殖民主义」，那也是一种由华人同乡团体非正式打造的跨地域殖民，而非由民族国家征服者进行的政治军事殖民。这个过程改变了东南亚与中国本身。华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比起欧洲─美国人的做法，他们榨取海外经济的做法成本较低也比较有效。